刘晓波：悲情的胡耀邦和赵紫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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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后，海内外都有人援引政治人物应该具有的“责任伦理”，对赵紫阳下台做出负面评价——赵紫阳作为手握重权的总书记，不应该仅仅为了个人道义形象而放弃政治上的“责任伦理”。这种评价假设是：首先，如果赵紫阳不在八九运动前期的关键时刻出访朝鲜，政治局就不会被保守的李鹏主导，其鼓动邓小平的幕后阴谋就难以得逞，即“４·２６社论”也许就不会出台，也就不会刺激学生而导致运动的逐步升级；其次，如果赵紫阳在运动中期向邓小平妥协，邓就不会下决心罢免赵，即便无法避免戒严，也许可以避免六四血案；再次，只要在决定戒严之后，赵按照邓的意愿出席宣布戒严的党政军大会，即便无法避免血案，但只要赵能保住自己的权力，既可以减弱六四后的镇压、逮捕和清洗，也可以多少抵制极左派对改革的全面反扑，不但经济改革可以保持延续性，而且政治改革也不至于停滞十五年。换言之，赵紫阳在戒严问题上的坚持己见，起码是一种政治不成熟的表现。
如果说，在赵紫阳当上总书记之后的不够韬晦被指责为政治不成熟，我还可以勉强接受的话；那么，说赵紫阳在戒严问题上坚持己见也是政治幼稚的表现，我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因为，在中国已经走上改革开发的不归路的前提下，是否同意对和平表达的民意实行军事戒严的管制，绝非如何应对社会危机的策略之争，而是事关根本的政治善恶的大是大非之争。如果在此问题上还一味韬晦或妥协，赵紫阳也就不再是中共高官中的异数了，而必将象独裁制度中的其他高官一样，沦为泯灭是非善恶的机会主义政客，即便保住权力，他也就可能不再是那位矢志推动政治民主化的开明赵紫阳了，而更大的可能仅仅是，他变成第二个江泽民而已——中共官场上最常见的平庸政客。
好在，通过八九运动的大是大非的检验，赵紫阳在现实权力斗争的失败，却赢得了长远的政治荣誉和道义资源，也为那些“身在曹营心在汉”高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从政典范。换言之，赵紫阳在六四问题上的表现之于中共官场而言，堪称历任党魁中的最大异数，为中国的政治人物保存了政治上的道义尊严。
必须承认，在八九期间，赵紫阳为了以和平的方式控制局面，已经竭尽全力了，他的开明已经是中共历任党魁中的极限了。而如果按照赵紫阳的思路应对民间诉求，中国非但不会陷入邓小平害怕的“动乱”，反而会从此逐渐走上官民之间的良性互动。
事实上，八九时期中国所处的内外环境，非常有利于进行“可控制的大规模社会变革”，八九运动的发生本身正是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非但不能证明发生了“动乱”，反而证明了民意对腐败的强烈不满和对政治改革的巨大支持。具体而言：１，由于改革的巨大感召力，政府仍然具有很强的控制力和权威；２，在体制内部有身居要职的开明派，已经提出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官民冲突的新模式；３，在精英界有支持政治改革的自由知识界及工商人士；４，在民众方面又有已经自发动员起来的巨大民意支持。５，八九运动本身基本上是“理性、和平、有序”的，即便大绝食以后，北京城里仍然秩序井然，并没有出现所谓“暴力动乱”。６，当时的国际环境极为友善，西方主流国家全力支持中国的改革。在戒严令发布之前，西方舆论不但支持学生们的和平诉求，也对中共高层开启官民对话的方式给予正面评价，称之为“官权对民意的忍让和宽容”。
这一切有利条件，可谓中国百年现代化历史上的前所未见，使大规模的民间自发运动不会造成权威真空的无政府式的混乱，反而能够保证：在社会稳定的前提下进行官民良性互动的政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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