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看中原鹿正肥：袁世凯出山

《1911，革命与宿命》 赫连勃勃大王（梅毅）著 九州出版社 定价：35.00元

“大泽龙方蛰，中原鹿正肥。”这十个字，乃袁世凯13 岁时所作一联。毛头少年，既以潜龙自诩，又以逐鹿自励，果真不是凡人。

武昌起义两天后，清廷电谕已到，要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

手下人听说后，都兴冲冲进门，前来道贺。

袁世凯眉头都不抬。他看了看电文，信手置于几上，淡然道：“现在不是着急的时候。”

他在装吗？也是，也不是。

多年宦海浮沉，使他深知藏而不露、等待时机的重要性。而北京的朝廷，在起义初始阶段，又是如何表现的呢？

武昌枪声响过之后，最惶急的，莫过是北京的清廷。当时，内阁廷议，主要内容有两个：一个是如何处理瑞澂，一个是如何去平息武昌的起义。

由于托人送钱走关系，加上本人与清廷的最高层都有“关系”，瑞澂该杀头的大罪，最后落个“戴罪立功”的微小处分。而在如何处理武昌起义问题上，大家一致主张以剿战去平定。

人也杀了，城也占了，兵也反了，不剿不行。

剿平武昌的人选，当时有两个——袁世凯和荫昌。

如果凭资历，袁世凯一个，能顶荫昌五百个。但事实明摆着，载沣两年多前没杀他就不错，现在临乱马上把他拎出来，清廷很没面子。

面子不说，对袁世凯的疑忌最关键。

武昌汉人造反，如果派袁世凯这么个汉人去平灭，载沣等人思来想去，怎么也不放心。

既然如此，只有派荫昌去当统师。

荫昌（1859—1934），字五楼（后改午楼），满洲正白旗人。这位满人，才学不错，国子监生出身，早年就读同文馆德语班。毕业后，他曾去德国陆军深造，与时为皇太子的德皇威廉二世同班，私交甚笃。（威廉二世也是个倒霉蛋，一战后跑到荷兰，一直被协约国当战犯通缉。）所以，看荫昌的戎装照片，像极了德国军官，连唇上的胡子都是德国式。

花花公子出身，荫昌学习不用功，德文口语很差。1877 年，清廷派刘鸿锡出使德国，荫昌当翻译，一路根本弄不懂德国人说啥，气得刘大人把他“三等翻译官”降为“四等”。1884 年，许景澄出使德国，荫昌跟了去，德文仍不过关，就被留在当地的军校学习。学成后，他进入北洋新军。1885 年，李鸿章在天津办武备学堂的时候，荫昌以学堂翻译教习的身份，终于得入李大人法眼，做到武备学堂总办的职位。袁世凯小站练兵时，请荫昌推荐人才。这位公子挺有慧眼，就把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和梁华殿推荐出去，日后的“北洋三杰”，全在其中。

1900 年，荫昌还在袁世凯手下的山东办理过军务，与义和团打过仗。1901 年，他出任驻德国公使。1906 年，他任清廷陆军部右侍郎。1907 年，荫昌主持会校清军秋操。

1908 年，宣统帝继位后，荫昌出使德国，在宴会上与老哥们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畅饮欢言，出尽风头。

载沣当初要杀袁世凯的时候，出于私交情谊，荫昌为袁世凯说过不少好话。从性格上讲，荫昌是个新派人物，早在留学时就剪了辫子。所以，他每见慈禧太后，总要接个假辫子才行。在满洲贵族中，荫昌这个人算是个“大好人”，但军事上他完全不行。此前他在山东袁世凯手下和义和团打仗的“经验”，跟打猎差不多，根本没有真正经历过战阵。

1911 年5 月“皇族内阁”成立后，荫昌被任命为陆军大臣。

即便如此，摄政王载沣宁可信任满人荫昌，而非汉人袁世凯。

清廷很把武昌起义当大事来处理。定下统帅人选后，谕旨频下，在调两镇陆军速赴战区的同时，又派萨镇冰督水军协战。

武昌起义爆发时，清军新军有九个镇在北方，其中不少精锐正集中在河北永平准备演练“秋操”。此次军事大典，本来是载沣想显摆新成立“皇家禁卫军”威力的。

载沣当权后，在军事上没有什么建树，除了任命两个弟弟载洵、载涛分为海军大臣和军咨府大臣外，惟一的“实事”，就是建立皇家禁卫军。

武昌枪响，显摆皇家禁卫军的机会就没了。但是，由于清朝的陆军精锐尽在永平，大可派那些人乘火车直奔武汉战场。当然，江北提督段祺瑞，还可以率领江浦混成协坐船去，那样会更快些。

载沣信不过南方的军队，又认为段祺瑞是袁世凯心腹，没有同意。

当时，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从近畿陆军或河南新军中马上抽人赶赴武昌，那样比永平新军更快。但庆亲王奕劻怕载沣的弟弟载涛趁军队调拨的机会，用城内的禁卫军先把自己给“解决”了，坚执不可。结果，奕劻调来自己信得过的姜桂题的武卫军把守京城九门，顺便保卫他自己的庆亲王王府。

清朝高层窝里斗，造成决策延搁和失误。

最终，清廷还是决定从永平调军去武昌镇压。

荫昌本人坐火车先去。随后，朝廷抽兵，组成两个军，第一军由陆军第四镇、第二镇的混成协以及第六镇的混成第一协组成，荫昌自任“总统官”。第二军的“总统官”是冯国璋，他率陆军第五镇、第三镇的混成第五协，以及第二十镇的混成第三十九协，赶往武昌扑火。

荫昌这个人，好玩不正经。他脚蹬德国长统靴，身穿中式缎袍，嘴里唱着京剧《战太平》的歌词儿，拿着身板架式上了火车。（见梅兰芳《戏剧界参加辛亥革命的几件事》）

当时，荫昌非常轻敌。清军水陆并进，阵势这么大，平灭武昌几个叛党，看似很容易。为此，这个半老少爷大有“为君谈笑净胡沙”的意头。10 月15 日，荫昌在彰德下车，拜见袁世凯问计，显得很有得胜的信心。

袁世凯劝他：“湖北方面，有黎元洪为将，千万不可小视！”他建议荫昌小心，切勿轻易出战。荫昌与袁世凯关系甚好。特别是摄政王掌权后，袁世凯得保人头，荫昌出过大力，为此袁府上下视他为“恩上”。袁世凯如此劝说，绝对不是发阴使坏，而是真正掏心窝子为荫昌好。而荫昌呢，二百五性格。他经袁世凯一劝，由极端乐观变成了十分悲观，

从谨慎变成了磨蹭。所以，一直到10 月17 日，荫昌也没有组织清军进行任何像样的进攻。最早到达武汉的，只有清军的新军第一镇第一标与第六镇第二十四标。正在舰上避风的瑞澂听说只有两标人马赶到，心里更虚。为了将功赎罪，他还是马上命令这两标人马进攻。但是，荫昌事先有令，一定要等大部队集结完毕后，各部才能发起进攻，以求万全。10 月18 日，在汉口附近，已经有清军的一个混成协和两标人马，荫昌仍不下令进攻。他本人“持重”，革命军却先发制人。排炮轰鸣中，革命军在刘家庙打得清军屁滚尿流，夺取了大批枪炮辎重。这时候，人在信阳的荫昌心内有些慌。由于调度无方，铁道挤塞，弹药未及时运送，荫昌与那些军中“留学生”出身的军官、顾问们，一时间感到脑袋都大。等到新军强大的第四镇开到前线，武昌起义，已经到了第十天。10 月23 日，荫昌把指挥部从信阳前伸到孝感，巡洋舰海琛号也把大炮瞄准了革命军。但是，事已至此，一切都似乎太晚了。由于一而再、再而三地贻误军机，10 月22 日，湖南独立；当天，陕西独立；

过了两天，九江响起革命枪声……革命的多米诺骨牌，开始了倒塌的过程。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在10 月27 日之前，荫昌所统的大批清军，对革命军没能发动任何有效的进攻。张彪残部自不必讲，河南的巡防军反而向革命军投降，真是雪上加霜……事情发展到这个份儿上，没有别的办法，清廷只能起用袁世凯。眼看中国局势渐乱，怕威胁到各自的在华利益，洋人们出来说话，纷纷要求清廷把袁世凯请出来主事。

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的美国代表、法国代表，还有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此人在朝鲜时就与袁世凯是好友），以及洋人的驻京公使团，一致要求袁世凯出山，并专门派人入宫传达清晰的信息——希望袁世凯以“皇权执行者”的身份出来。（贝洛夫《1911-1913年的中国革命》）在清廷内部，本来就与袁世凯一气相通的庆王奕劻、那桐、徐世昌等人，这下子底气更足，他们一起对载沣施压，要求重新起用袁世凯。急火攻心下，摄政王载沣没辙了，他忍泪屈从，并把“丑话”说在前头：“你们这样主张，就照你们的办，日后有事发生，请不要推卸责任！”这位以“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为座右铭的摄政王爷，终于在泪水中完全暴露了他的怯懦与无能。载沣这边愿意了，袁世凯那边没那么容易。该拿捏的时候，一定要捏足了谱儿。

袁世凯上折推说道：“……臣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去冬又牵及左臂，时作剧痛……近自交秋骤寒，又发痰喘作烧旧症，盖以头眩心悸，思虑恍惚……一俟稍可支持，即当力疾就道。”（《袁世凯奏折》）

袁世凯声称自己浑身是“病”，不仅老腿病未好，左胳膊也坏了，气喘发烧高血压，一并都来。

你载沣不是从前以“足疾”开我回籍吗，今天，我袁世凯身上毛病更多了。

当然，袁世凯在吐喷胸中郁气时，也给载沣留个退步——只要病好，我一定出山。

这就是讨价还价的第一步——湖广总督，官太小。不干。

袁世凯其实啥事没有，他大馒头一顿吃五个，精神十足。

见关子卖得差不多了，他再讨价还价（致电内阁）：给枪给钱，按我的意思安排人。

于是，王士珍、冯国璋、段芝贵、段祺瑞等北洋嫡系，一时到位。

清廷已经答应了这么多条件，袁世凯该出山了吧。

不！他仍旧“抱膝长吟”。

清廷派来彰德劝说就任的徐世昌，本来就是袁世凯心腹。他来见袁世凯后，不仅没苦口婆心劝老友立刻赴任，还给他出了不少要大价码的主意。

如此，袁世凯摆出了六大条件：一、明年即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宽容参与各省起义的党人；四、解除党禁；五、需委以指挥全国水陆军及军队编制的全权；六、须有十分充足的军饷。上述六条，哪条不答应，袁世凯绝不出山。这六条条件真厉害，不仅使得袁世凯人前人后、敌方我方做足好人，也彻底把皇族架空。载沣答应吗？绝对不答应！暂时的绝对不答应！眼见全国各省纷纷独立，火越烧越旺，摄政王载沣最终不得不向袁世凯屈服。10 月27 日，朝廷发电谕，召回荫昌，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授他全权指挥军队，并特别说明，陆军部、军咨府不能对他指手划脚“遥制”。这下袁世凯该出山了吧！还不！10 月27 日，滇西腾越革命；10 月29 日，山西太原独立，巡抚陆钟琦与其子被杀。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驻军滦州，与蓝天蔚等人通电清廷，要求免斥“皇族内阁”，速开国会；10 月30 日，昆明“重九起义”，推蔡锷为云南都督；31 日，江西南昌光复。

忧恐惶急之下，载沣在10 月30 日连发四道“上谕”，表示要释放“国事犯”，真正施行“宪政”，并落实组织“责任内阁”。同时，他与隆裕太后商量，准备带着小皇帝逃往热河（“北狩”）。很怕隆裕太后和溥仪小皇帝跑了没东西可玩，袁世凯连忙上书制止，表示自己要“出山”。10 月31 日，袁世凯到达信阳。11 月1 日，清廷下达谕旨，以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看到电报，袁世凯终于长吁一口气，笑了，大笑了。这一天，他赶至湖北孝感，作坐镇指挥的姿态。载沣等人，不让他在湖北呆着，心急火燎请他入京主事。袁世凯仍旧推辞，表示自己的“总理大臣”一职不是公推，不敢奉诏就任。

11 月8 日，北京的资政院开会，正式推举他为内阁总理大臣。

看此电文，袁世凯才把军事指挥权交给亲信冯国璋、段祺瑞等人，自率卫队北上，于11 月3 日抵达北京，组织责任内阁。

这样一来，“皇爹”摄政王载沣实权皆无，该袁世凯当主角了。

大好头颅何轻掷——为什么辛亥革命时期暗杀多

暗杀，在清末那个特殊的年代，绝非可和一般人当今所谓的“恐怖主义”划上等号。辛亥革命义士的暗杀主义，乃中国古代游侠刺客精神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暗杀活动的结晶是典型的“中西合璧”的产品。

自1900 年到1910 年十年间，革命党人最钦服的乃俄国的“虚无党”。“虚无党”，就是俄国的民意党（他们自称“国家主义者”，而并非一般人认为的“无政府主义者”）。

革命党人中的刺客，主刺人很少有为金钱杀人的职业刺客，大多是出身良家的大好热血青年。他们从事暗杀的目的，是为了促成革命，推翻清朝统治。

不过，在当时党人之中，也有不少人把俄国的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相混淆，以为“无政府”主张和党人理想中的乌托邦是一个概念。这并不要紧，手段是“无政府主义”的，并不妨碍目的是“革命”的。

同盟会等革命党人确实在许多地方与俄国的民粹派声气相通。因为，二者的“英雄史观”相同，即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先行先知的“英雄”，而麻木的人民则是待警醒的“群氓”。只有依靠英雄的个人，才能唤醒迷醉的群氓。

也就是说，少数英豪血淋淋的人头，可作广大群众的指路明灯，引导和推动革命。

俄国的民粹派、民意党人，其实比同盟会走得更偏、更远。他们一直幻想通过干掉沙皇这样一次性的行动获取全胜。所以，暗杀成为他们惟一的手段。当这些人干掉了亚历山二世之后，就不愿再进行暴力抗争。他们甚至上书亚历山大三世，希望沙皇能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

相比之下，中国的革命党人大多数要比俄国民粹派清醒得多。他们只把暗杀当成革命重要的手段之一，一直努力联合各层阶级，策划新军，以此起彼伏的暴动和起义，最终推翻了中国数千年的帝制。

中国革命党的暗杀，具有鲜明的历史烙印。他们倾慕司马迁笔下的豫让、聂政等人，但又摒弃了“士为知己者死”的私恩。他们明白表示，他们所进行的暗杀，目的是为了“宏大汉之声”，是为了“种族之恩，祖国之恩”，是“为民请命”。

在承继了古代中国侠客敢于牺牲，不畏强暴，一往无前的精神之外，革命党人发扬光大，力倡勇敢之风，力提矢志不渝之气。其目的，就在于浇铸中华新民族之魂。

每个携枪携弹去行刺的革命者，对于自己的结局都一清二楚：不是宰割凌迟，就是枭首挖心。舍生忘死，玉石俱焚。他们之所以能够如此慷慨赴死，无外乎这样坚定的理念：“与其奴隶以生，不如不奴隶而死！”（吴樾）

当然，清末暗杀盛行的原因，除了革命哲学的灌输以外，还有章太炎等人佛学虚无主义哲学的影响。章太炎主张用宗教催发人民信心，增进国民道德。为此，他不断宣讲法相宗与华严宗佛学。二宗之学，就是讲在普渡众生之时，头目脑髓，均可施舍予人。万法惟心，一切有形之相，无形的法尘，皆为幻见幻想，并非实有。

有此种信仰铺垫，仁人志士自可勇猛无畏，以达致群志成城的目的。

章太炎为了鼓动青年为革命而死，为了使行刺的勇士们觉得自己抛洒热血是“普渡众生”，他就一直宣扬大开“自戕成仁”之风。有了此种精神储备，革命青年更能“轻去就而齐死生”。

“一缘既绝，万念俱消。”有了精神的原动力，革命者自可蹈死不顾，潇洒赴死。暗杀真的有作用吗？当然有！而且非常巨大。“长梦千年何日醒，睡乡谁遣警钟鸣！”

炸弹、匕首、子弹，惊雷贯耳，惊醒沉睡的国人。

史坚如、万福华、王汉、吴樾，一个又一个烈士以身殉国，激发了中国国

内以及海外有志青年杀身成仁的伟大志气，打破了国人对清王朝虚伪立宪的迷梦。

不仅陷前朝大小官员于恐怖之中，也使悍酋大吏们谈虎色变，不敢再轻易对党人施以辣手和毒手，甚至出现过这样的怪事——清朝人在北京的宗贵往往暗自遣人去东京，向同盟会各出万两白银，以“购买”自己脑袋平安在颈的机会。

数次暗杀活动，最有成效的，当属彭家珍刺杀良弼。这次暗杀，也从最关键处促成了清朝的覆亡。

难怪良弼临死时，他自己都叹言：“杀我者，好英雄也，真知我也……我死，清廷亦随之亡矣！”

毋需讳言，革命党人的暗杀策略，也有其大缺欠的一方面。首先，他们意识中存在着简单化的肤浅，以为中国的积贫积弱是几个清朝大头目所造成，只要宰掉他们，革命就能迅捷成功。此外，暗杀活动进行的时候，他们深知自己羽毛未丰，不敢“扰累”地方，不敢“惹外国人干涉”。又次，各个暗杀团体，山头林立，各行其事。

更天真的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一直以来，几乎是迷信金钱的力量，“每做一事，开口便道没钱”。所以，出于这种“经济”考虑，使得不少革命党人觉得：暗杀，只需一两条人命和炸弹，如此去做，从经济角度上“便宜省俭”。

换句现在的话说，暗杀这种革命手段，可称“成本低廉”。暗杀活动最消极的一面，还在于有时会误伤无辜，引起普通民众的反感。

以史坚如炸德寿为例，他在地下埋烈性炸弹，德寿本人只被炸下床，毫发无损。

而宅前园后的广州平民，反被炸倒的房舍压死压伤多人。如此，则给了清政府以口实，借以煽惑群众，诬蔑革命。

无论如何，作为那些已经超越时代局限的革命者个人，他们坚韧不屈，百死不挠，以个人英雄主义为激励，声称“人为其难，我为其易”，抛头颅，洒热血，以身殉志，以命酬国，这种大英雄的作为，真真让后人扼腕赞叹。

所谓暗杀手段的是与非，《民报》第18 号上以“寄生”为笔名的一个革命

者所言最为恰允：“先审其敌，次观其志，而后是非乃略定。”

以下，笔者描述一下辛亥革命期间影响最烈的三个暗杀行动英雄：史坚如、吴樾、徐锡麟。

百粤山河照眼雄——史坚如刺德寿

在广州越秀区的吉祥路，有个“新墙头街”。街上，人来人往，一同广州其它街道，没有任何独特之处。其实，此处原为清朝末期的巡抚衙门后墙，当时为史坚如所埋炸药炸塌。

修复之后，新墙有别于昔日的老墙，故称“新墙头”。沿用至今，成为街名。史坚如，名久纬，字经如。他后来嫌其字文弱，改为坚如。史坚如原籍绍兴，出生于广东番禺（今属广州）。这位英雄，六岁即丧父，由母亲抚养成人。民间自来就有一种说法，幼而孤者，不成精神病人，就为奇士雄才。史坚如自幼就不喜八股文章，喜谈古今治乱，精研地理天文、兵法政治之学，深慕中国历史上轰轰烈烈的大英雄所为。所以，他身为文弱书生，内心却激昂壮烈。

甲午战争后，清朝丧权辱国，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当时，史坚如仅十六岁，闻此讯，他悲愤异常，对同学讲：“今日中国，恰似千年破屋，败坏至极，不可收拾。不尽毁之而妄图更新，不能救中国！”

于是，从那时起，史坚如忽忽如狂，终日走马习武，甚至延请日本武士教他击剑，以增强体魄。　　　　　　　　　　　

待到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等人被杀消息传来，史坚如更加悲愤，对清政府完香港兴中会员史坚如全绝望，并大骂慈禧：“此老妇真真可杀！”

不久，他进入广州的格致书院学习。这个学校，乃美国人所开，属于教会学校。在这里，他受到西学熏染，结识了许多与自己年纪相仿的有为青年。读了革命著作后，他深慕孙中山的革命学说，坚定了投身革命的信念。

需要提及的是，史坚如虽年幼丧父，其家却是当地富室，田产房屋很多。为了赞助革命，他一直以低价想尽售家中土地房屋。最终，却因价钱过低而无人问津——乡邻均窃议：“史家根本不缺钱，如此低价售卖产业，难道其中有诈！”

几经周折，他还是把不少财产变现，把母亲接到澳门居住。然后，散尽万两白银，用以资助、交结各方会党及革命人士。

后来，在广州的“东亚同文会”广东支会的负责人、日本人高桥谦与史坚如相识。二人一见如故，欢谈良久。通过高桥谦，史坚如尽知孙中山等人在东京等地的活动，就欲去日本一游，拜见孙中山。

去日本之前，史坚如先到了香港，见到了“革命四大寇”之一的陈少白，并在他介绍下加入了兴中会。接着，他在上海、湖北等地游历，与革命同志畅议天下形势，为日后的起事做精神和物质准备。

以留学为名，史坚如日本之游成行，终于在东京亲自与孙中山见面。二人深谈十余日，一见倾心。

对于这位翩翩美少年，孙中山嗟讶不已，认定他是“命世之英才”。

在孙中山劝说下，史坚如放弃留学计划，回国策划革命。他先到香港，协助陈少白兴办《中国日报》，在理论上大力宣传革命。1900 年，趁义和团乱起，八国联军侵华之际，孙中山决定在广州、惠州二地发起武装起义。本来，两地准备同时举事。计划中，在惠州起义的同时，史坚如将与广州清军中的部分人员与东江、西江、北江三地会党分子

共同向广州发动进攻。

正在筹备间，惠州起义先发，清军两万多人前往镇压，局势凶险。为了最大限度减轻惠州方向起义军的压力，史坚如准备采用暗杀手段，先干掉广东巡抚兼署两广总督德寿（两广总督原本为李鸿章，当时他北上与侵华的八国联军谈判）。然后，再准备联合会党、军人攻占广州。

德寿乃清廷封疆大吏，保卫十分严密，向他投弹或者开枪行刺，都非常不易得手。思来想去，史坚如就决定用炸药炸毁巡抚衙门，给德寿一家来个连锅端。

他先以朋友宋少东名义，在德寿官宅的后花园附近租了一间民宅。1900 年10 月23 日，他本人与几位同志搬入此宅，并搬入从香港购置的烈性炸药200 多磅。

10 月26 日晚，几个人连夜在屋中刨地，开挖出一条深约五尺的通道，把满装炸药的铁罐陆续放入。忙乎到次日凌晨，工作基本就绪。史坚如亲自点燃一根香，把另一头拴在炸药引线上，然后匆匆离去。

行前，几个人相约，分开出城，在江边开往香港的轮船上会合，一同逃往香港。

都快上船了，谁也没听见爆炸声。

史坚如不放心，独自一人回返，检查炸药。原来，粤地秋日气潮，引线失灵，炸药未引爆。他决定独自一人留下，准备再次进行爆炸的任务。10 月28 日，在屋中小睡片刻的史坚如起身，仔细放灯引线，重燃根香，然后离开了那间房子。

基于上次未能成功的教训，史坚如并未马上远走。他来到西关的华人传教士毛文明（此人也是兴中会会员）家中，静待消息。不久，轰隆一声巨响，爆炸似乎成功。炸药肯定响了，德寿不知死活。为了证实德寿是否被炸身亡，史坚如冒险，亲乘一轿，到事发地点察看。

现场一片乱哄哄，衙役、平民乱窜。

最后，消息令人大加气馁。他打听到，花园附近的平民被炸死炸伤几个，德寿本人只被震下床榻，连轻伤也未受。

懊恼之余，史坚如仔细检讨暗杀行动，最终认定是雷管太小，导致部分炸药未被引爆。

确实，200 多磅烈性炸药，德寿卧房如许近，足以把他全家送上西天。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是他们地道挖偏，距德寿睡房太远。

史坚如下决心再举。

于是，10 月29 日，他准备乘船去香港重新购置炸药。

不料，清廷一个密探郭尧阶眼线多，一直跟随史坚如。在他即将登船之际，化装的捕役虎狼般涌上，把他当场逮捕。

在南海县衙，清朝官员施尽酷刑，拔光了史坚如的手指甲，遍笞其体。这位自幼娇生惯养的少爷，一直傲睨自若，只称主谋是自己一个人，未供出任何党人行踪。由于他是基督教徒，华人传教士、美国传教士急忙把美国领事请来，与清政府交涉放人。清政府拒绝放人。一是史坚如本人坦然承认放炸药，二是有他身上有一份文书写的炸弹配方，属于“人证物证俱全”。11 月9 日，清廷在广州天字码头处决了史坚如。年仅二十一岁的美貌青年，为革命事业喷洒了他一腔热血。史坚如为人，观其相片，一长身玉立美男子，潇潇洒洒，恰似文弱书生。日本人宫崎滔天在《三十三年落花梦》一书中，曾这样赞叹道：“彼十八岁少年（应为二十一岁），貌美如玉，温柔如鸠，先天下之忧而忧……”被砍头之前，狱吏问他有何话要说。史坚如微笑：“悔矣，恨矣！”监斩的清官好奇，忙过来套问：“悔什么，恨什么？”史坚如朗言：“悔甚！恨甚！悔德寿未死，恨我自己先行，没有炸死这个满贼！”

百烈刚肠如火热——吴樾刺五大臣

吴樾（1878—1905），字梦霞（孟霞），安徽枞阳人。他出身于清贫之家，年少失怙，由兄长抚养成人。

此人属于神童，性格早熟，博览群书，青少年时代就已经遍阅诸子百家，作得一手极好的古诗词，但最恶八股文。

二十岁出头，在浙江、上海闯荡几年的吴樾，进入保定高等学堂学习。正是在那里，他接触到了最先使他走上革命之路的书籍——《革命军》、《警世钟》、《自由血》、《扬吴樾像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这些书籍，或讴歌自由，或揭示清朝入关暴行，或导引革命——由此，本来倾向于君主立宪的青年，一变而成为坚定不移的光复志士。

数年之间，吴樾所识好友，均为中国近现代史上鼎鼎大名的人物：陈天华、赵声、蔡元培、张榕、章太炎、秋瑾、陈独秀等人。

不久，由于人在保定，吴樾加入光复会之后，担任“北方暗杀团”的支部长。

说起暗杀团来由，还有一段故事可讲。1903 年4 月29 日，由于昏庸腐败的清朝政府暗中与沙俄签订卖国密约，在东京的留日学生五百多人召开大会，组织“拒俄义勇队”，其中包括黄兴、陈天华等人，大家准备去东北抗击俄寇。清政府侦知此事后，认定这些人名为拒俄，实为革命，就与日本政府私下交易，就地弹压学生军。

被日本政府强行解散后，“拒俄义勇队”改称“军国民教育会”。这一次，学生们组织严密，汲取会党经验。他们自制圆形镍币徽章，一面刻轩辕皇帝头像，一面镌有如下誓语：“帝制五兵，挥斥百族。时维我祖，我膺我服”，明白地显示出恢复中华之志。　　　　　　　　

在秘密聘请俄国、日本武师教习格斗、爆炸、刺杀技能的同时，军国民教育会又派出数路人马回到国内，在各地组织革命暗杀团体。当时，清政府内外上下，立宪呼声高昂，不少人沉迷于此，幻想清廷能发愤图强。吴樾本人十分激进，也十分清醒。他认为，这种名义上的“立宪保国”，实际上仍旧是清廷的花招。即使立宪成功，最后保的，仍旧是满人，而不是兆亿汉人。于是，他自排名单，列出了下列数位必定要刺杀的目标：奴汉族者那拉氏，亡汉族者铁良，保清朝的汉人封疆大吏张之洞、袁世凯、岑春煊……

1904 年—1905 年间，义士万福华和王汉在上海、河南行刺清朝巡抚王之春及户部侍郎铁良，均以失败身死为结果。

当时，正在保定创办《直隶白话报》宣传革命的吴樾愤然而起，高言“手持三尺剑，割尽满人头”，决定舍文就武，去北京亲自刺杀满族青壮派代表人物铁良。他暗杀的目的很明确：

“逆贼铁良一杀，而载振、良弼辈必起而大行压制之手段，将生不尽灭我汉族不甘心之志！噫！幸乎，不幸乎？吾敢断言：幸事，幸事！”

吴樾的意思，就是想杀铁良后，清政府越镇压，越杀戮，就更能唤起人民奋起反抗之心。

这时候，吴樾在保定高等学堂学业已满。他放弃接受显示“出身”的毕业文凭的机会，先前往清朝发迹地辽东等地游历，与张榕等人沿途密议，准备寻机入京师行刺。

张榕，比吴樾小六岁，当时才二十岁。这位少爷，祖上乃汉军镶黄旗，正宗的汉军旗人之后。他家财巨富，籍又在旗，却在革命思想鼓动下，一生以“皇汉”自居，时刻准备暴动反清。

来到北京后，吴樾在安徽会馆租房住下，一边等待时机，一边写下他著名的《暗杀时代》。他断言道：

“……今日为我同志诸君之暗杀时代，他年则为我汉族之革命时代！欲得他年之果，必种今日之因。我同志诸君，勿趋前，勿步后，勿涉猎，勿趔趄。时哉不可失，时乎不再来。手提三尺剑，割尽满人头！此日，正其时也！……欲思排外（洋人），则不得不先排满。欲先排满，则不得不出以革命！革命！革命！我同胞今日之事业，孰有大于此乎！”

1905 年9 月24 日，清朝的辅国公载振、兵部侍郎徐世昌、户部侍郎载鸿慈、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五人，准备出国考察，时称“出洋五大臣”。此前一天，吴樾已经得到了五大臣行程的详细情报，就决定在前门火车站用炸弹行刺。

9 月23 日晚，吴樾、张榕二人在安徽会馆招待老乡明日聚饮。席间，吴樾欢歌慷慨，言笑从容潇洒，望之英气如云。当其时也，他已抱必死之心。转天早晨，前门车站，铁路局提前预备的五节专车在前门车站待发。中间一节，乃五大臣所乘专车，前后四节，是供随员乘坐及载运仆役、行李的车厢。火车预定十点出发，可八点一过，不少人就络绎而来。清朝官员讲排场，除五大臣以外，前来送行的大小官员，站满了站台，赤乎乎一片红顶子。吴樾本来穿着学堂操衣上站台，被衙役拦下。他只得匆匆出站，临时买了一套类似随行仆役的号衣穿上。

皂靴棉袍，红缨帽。凭借这身服装，吴樾得以混杂在五大臣随员中上了火车。

同行的张榕本想也随之上车，但人群涌动，把他挤到了送行人群的后面…… 杀人心切，吴樾怀揣炸弹，瞪眼伸头，就往五大臣的花车里面闯。他即将入得花车时，被通道内卫兵拦截盘问。吴樾解释自己是五大臣手下仆从。他不说话倒好，一说话，露出了很浓的安徽口音。

卫兵大疑。因为，五大臣的仆随，都应该是一口京腔才对。

警疑之下，卫士们把吴樾拦住，七手八脚，准备扭送他下车。

见此情状，吴樾大叫一声，忽然掏出炸弹砸向当地。

当时的手工炸弹，多用“银药法”，即用水银装在炸弹里，扔出时威力巨大。但水银和硝酸，特别容易发生反应，非常不保险，该响的时候不响，不该响的时候总响。最次的方法，乃以导火索点燃普通黄炸药，当时那种情景，吴樾事先已经想到，根本没机会点火。

所以，事前，吴樾采用的是“撞针法”炸弹。即炸弹扔出后，撞针触击，引爆炸药。轰然一声巨响，血肉横飞，吴樾本人腹溃肠流，当下牺牲，卫士、衙役被炸死好几个。

五大臣呢，却因为吴樾提前被卫士拦住，中间隔有一段距离，没有一个人受到致命的炸击，只有绍英受伤较重，流血不少，也非致命伤……车厢内一片狼藉，人肉、鲜血、木屑、各种碎片，满地都是，车厢顶部也被炸开一个大洞。

五大臣惊惶失措，或躺或趴，个个摸自己脖子上的脑袋……

慈禧听说此事后，又惊又怕又恨，立刻下旨让肃亲王耆善亲自主持侦察工作。后怕之余，她严命军队加强她所在的颐和园的警戒，生怕有人把炸弹从墙外扔入。

细心人可发现，现在的颐和园北宫门围墙，最上三尺是后加的，正是当时吴樾刺杀所导致。

当时，吴樾本人的身体，已经遭受炸弹碎片重创，但头颅完好无损，虽身体血肉淋漓，刚毅面庞依旧怒目圆睁。　　　　　　　　　

清政府马上把他的人头用药水保存起来，进行拍照。然后，印出数百份相片，发给城内的侦探，让他们遍持照片，四处找人认看。

事情真是节外生枝。安徽会馆没人认出吴樾，倒是桐城会馆一个小女孩记性好，说这个人是在我们这里住过的“吴公子”。拔出萝卜带起泥，张榕最后也被搜捕。

查来找去，差役们在安徽会馆吴樾住房的枕头下，找到了一封信，乃大英雄的绝笔。

在信中，他详尽说明行刺乃他一人所为。好汉作事好汉当，为此避免了牵连许多安徽老乡入案。

更可歌可泣的是，吴樾的未婚妻听闻心上人殉国消息，立时自刎殉夫。

刚汉配烈女，实我中华一大奇观！

吴樾的本名是吴越，清廷审“逆犯”，总要篡改犯人姓名，或把张洛行改成“张落刑”，或就像这样在原名前加一偏旁部首，以示鄙蔑。但吴樾就此而成其大名。

吴樾死时，年仅27 岁。

后人在如今的太平盛世，夜读《暗杀时代》，依旧让人血液沸腾：

“……以复仇为援兵，则愈杀愈仇，愈仇愈杀。仇杀相寻，势不至革命而不已……，予愿死后，化一我为千万我，前者仆而后者继，不杀不休，不尽不止，则予之死为有济也！”

誓灭胡奴出玉关——徐锡麟刺恩铭

给笔者印象最深的徐锡麟照片，有两张。第一张，是他身穿巡警学堂制服的戴帽照片，戴深度近视眼镜，文质彬彬，极其儒雅；第二张，是他就义前着囚服、戴镣铐的遗照，目光坚定，含笑怡然。

正是在拍了这张照片后，他被清朝斩首剜心。等待这位大汉义士心肝的，还有恩铭数位卫士。这些奴才鹰犬，为了给主子复仇，烫热烧酒，竟然以大英雄徐锡麟的心来下酒……　　　　　　

“功名富贵，非所快意。今日得此，死且不悔！”临刑前，年仅34 岁的徐锡麟对清朝监斩官慨言。

徐锡麟（1873—1907），字伯荪，别号“光汉子”。浙江绍兴人。

他出身于中等地主家庭，父祖因多年为人作幕僚，攒下不少家业。出生于这样的家庭，自不必言，青少年时代，他受到了非常系统的儒家教育。与一般“文科”脑袋不大一样的是，徐锡麟自少年时代就喜欢天文数算，

中秀才后，更自制天文望远镜，仰望星空，探寻奇奥。他十五岁那年，与本县门当户对的王氏成婚。而后五年，红袖添香夜读书，徐锡麟循规蹈矩，终于在光绪十九年（1893年）考中了秀才。

但是，清朝政府腐败无能而造成的国家糜烂，最终使得两耳不知窗外事的徐锡麟再不能“一心只读圣贤书”。特别是甲午战争后，《马关条约》的屈辱、戊戌变法的影响，使得这位文质彬彬的绍兴青年热血沸腾，开始对国事天下事极切地关心起来。

为了效仿当年刘琨、祖逖闻鸡起舞的故事，他习武强身，终日在腿上绑沙袋，长跑疾行，强健体魄。

在清廷推行“新政”的大背景下，徐锡麟受聘为新式学校“绍兴府学堂”的副监督。他一面教育学生深造“理工”科目，一面终日带领学生跋山涉水，锻炼身体和锤炼意志。

1903 年，徐锡麟得到“公费”去日本考察的机会。到了东京后，正赶上留日学生“拒俄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目睹留学生慷慨为国的激昂，徐锡麟深受触动。

他回国之后，恰恰又发生邹容、章太炎因撰写反清文章而遭逮捕的“苏报案”，更使他看清了清政府的黑暗与凶残。

同年秋试，徐锡麟中副榜。当时，他已经对科举仕途完全失去兴趣，便回到家乡东浦创办初级小学。从此，他在东浦和绍兴两地奔走，终日劳碌，意在兴学强国。

激于当时沙俄瓜分我国东北的义愤，他在操场上竖立一“俄国人”草靶，日日以手枪实弹射击，一来练习射击技术，二来射之以泄恨。每日数十次的射击，徐锡麟日后竟能弹无虚发，很有“神枪手”的风采。

1905 年，为开阔视野，徐锡麟去到上海。在那里，他见到了浙江老乡蔡元培、陶成章、章太炎等人，并加入了光复会。这也标志着，他终于成为真正的革命党人。

在蔡元培等人的开示下，徐锡麟年底返回绍兴，四下联络散布在民间各个行业内的会党人士，相约排光复会成员徐锡麟满抗清。两个多月里，他行走数县，不辞劳苦，黑道白道全介入，结识了不少会党首领，比如张恭、王金发（此人日后为秋瑾报仇，杀了好几个叛徒和告密者）等人。

在与会党“龙头”们的交往中，徐锡麟觉察出这些“黑道”团体在蕴有极大革命力量的同时，也缺乏凝聚力，组织涣散，各自为政。特别不足的是，他们的政治意识极其淡漠。所以，开办学堂对他们进行系统性训练，尤为必要。

这一年，徐锡麟还结识了秋瑾，并介绍她加入了光复会。

徐锡麟四方奔走，在东浦堂而皇之兴办“大通师范学堂”，遍开国文、英文、日文、历史、理化、体育、兵式体操等课程，每期六个月，结业文凭由绍兴官府发放。文凭的背面，记有暗号，作为日后起义的凭据。这样一来，大通师范学堂就成为各地会党在当地的落脚点和训练所，也成为光复会在浙江的指挥中心。与现在私人办学敛财误人子弟相反，徐锡麟当年赔本办学，一心只为革命。

在红红火火办学的当口，陶成章与徐锡麟想得更远。他们见同志中家境殷实的人不少，就商定鼓励富裕者出钱捐官，向清政府的陆军中进行渗透。

清朝末年，买官跑官是公开的，加上徐锡麟的表叔俞廉三又是湖南巡抚那样的封疆大吏，几封亲笔书信一写，徐锡麟等人很快就拥有了“道台”、“知府”等官衔。

为了学习真正的陆战知识，徐锡麟在1906 年去日本，准备进入日本陆军学校深造。

阔人亲朋多，当时在横滨码头上，站满了前来迎接的绍兴老乡。其中，有一个平头小个子年轻人，站在人群后面，丝毫不起眼。徐锡麟没记住他，他却记住了徐锡麟。这个人，就是后来的“鲁迅”。

当日在日本负责留学生事务的王克敏，乃清朝老吏，嗅觉灵敏。他觉察到徐锡麟、陶成章等人不是善茬，千方百计阻挠他们入学。

忙了几个月后，未达成入学目的，徐锡麟只得悻悻回国。

当时，徐锡麟怀揣表叔俞廉三的推荐信，在北京呆了一阵子，想进入清廷军事要害部门“练兵处”。

奔走数日，“练兵处”未去成，在表叔俞廉三的帮助下，安徽巡抚恩铭来信，要徐锡麟去他手下当差。

恩铭，字新甫，满洲镶白旗人，举人出身。1895 年俞廉三任山西布政使的时候，他正当太原知府，二人相处得不错。当时，恩铭深得老俞栽培。为表知遇之恩，恩铭主动投帖，拜在老俞手下当“门生”。1901 年，时署山西按察使的恩铭遇到天大好机会，外逃返京的“老佛爷”慈禧由西安过山西，恩铭伺候周到，接驾有功，从此仕途一帆风顺，先后当过两淮盐运使、江苏按察使的肥差。1906 年，他得补安徽巡抚。

作为一方大员，恩铭自然感念教师俞廉三当年的栽培。所以，他忙发信，让徐锡麟投奔自己。

临行前，在老家绍兴，徐锡麟与秋瑾会面，共商大事。他希望秋瑾在浙江急切寻觅革命人才，训练队伍，待时机成熟，浙皖同时起义，然后直取南京，占领长江领域的重镇坚城。同时，他也向秋瑾表示了自己此次安徽之行流血革命的决心。

秋瑾虽属女流，却不让须眉。她听完徐的计划，目眦尽裂，与徐锡麟相约，要为民族为国家流干最后一滴血。

1906 年9 月，徐锡麟抵达安庆（当时的安徽省会）去见恩铭。

见面之后，恩铭态度很热情，办事却不是十分积极。呆了三个月，只给了徐锡麟安徽陆军小学堂“总办”一职。这个学堂，其中只有一百多个学生。

恩铭官场老油条，但此举并非辜负恩师俞廉三厚意，乃意在一步一步栽培徐锡麟，让他先从“基层”做起。

强忍住内心的失望、郁懑，徐锡麟韬光养晦，踏踏实实地办事，工作尽职尽责。不久，俞廉三又给恩铭写信，催他重用表侄。

恩铭不敢怠慢，加上徐锡麟口碑甚好，勤勤恳恳，就立刻升任他为巡警学堂会办。当时的一把手督办，是满人毓朗兼任。此人正职是安徽按察使，所以巡警学堂的实权，实际上全由徐锡麟掌握。

在巡警学堂内，有青年学生三百多人。为此，徐锡麟严格督课。他常常集合训话，向这些年轻弟子灌输民族振兴的思想，教育他们发奋图强。

当然，革命道理，不好明说。因为学堂教务人员中人多眼杂，其中的收支委员（即财务处长）顾松是个满人，对徐锡麟十分警觉，不时前往恩铭处告状。

恩铭也烦，对徐锡麟又不好说重话，只得把“恩师”的这位表侄唤入内堂，半吓唬半敲打地说：

“有人说你是革命党，你一定好自为之，别惹出乱子！”徐锡麟处乱不惊，也不多争辩，忙作揖回禀：“望大帅明鉴！”恩铭摆摆手，示意他回去。他根本不相信顾松的话，但又不能完全没有表示。为了联合军队中的反清力量，徐锡麟利用自己的官场身份，与不少新军中

的中级军官打得火热。酒来茶往中，他逐渐和那些军人摊牌劝导，结交了数位“把兄弟”。几个人歃血为盟，相约起义，推翻清朝。

打仗一定要考察有利地形，他和军官们相约，在六月中旬（1907 年），一起借郊游宴会为名，同去集贤关、码湖等地审验战争地形，准备起义后迅速夺取制高点和重要的军镇。

步步为营之际，上海的光复会却出了岔子。一个叫叶仰高的革命党人，被捕后捱不住苦刑，在南京供出了党人名单（叶仰高这个人，日后会在辛亥革命南京战役中出现）。

他交待说，在安徽，有个名叫“光汉子”的人，已经打入政府内部。两江总督端方立刻派人把名单交给安徽巡抚恩铭，让他即刻抓人。由于徐锡麟本人还有一个“巡警会办”的头衔，恩铭就把他找来，让他即

刻布置警力，四处下乡入镇，按名单上的人名抓人。看到名单上“光汉子”三个字，徐锡麟倒吸一口冷气。这个别号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他稳住心神，作尽心尽力状，立刻返回巡警学堂布置。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夜长梦多，徐锡麟只得加快起义的步伐。他立刻派人去上海速购起义所需的弹药，准备见机起事。秋瑾方面，从绍兴带信来，表示他们要在7 月6 日举行起义。由于7 月8 日是巡警学堂甲班毕业典礼，恩铭等人必出席参加，徐锡麟就决定在当天起事，在现场杀死到来参加毕业礼的满汉大员，与浙江起义相呼应。岂料，恩铭看了时间表后，说7 月8 日是他把兄弟、高级幕僚张次山老母八十寿诞，他本人要去道贺。为此，他要求徐锡麟把毕业典礼提前，改为7 月6 日。徐锡麟只得把起义日期提前。更让他意料不到的是，秋瑾返绍兴后，因当地情况有变，浙江起义推迟到7 月19 日。对此，徐锡麟更不知情。安庆方面，他身边真正知根知底的革命同志，只有马宗汉和陈伯平两个人。

这二位，几个月前刚刚由上海来安庆。

听说马上要仓促起义，二人也慌，劝说徐锡麟缓发。

“箭在弦上，何可不发！你们放心，只要恩铭被打死，我就宣布自为抚台，带领学生军马上攻占军械所、电报局、制造局等要害地方，然后策反新军，直杀南京！……你们二人最要紧的事，就是刺死恩铭后，学生逃散的时候，一定要把住大门，不让他们出去。稳住军心后，发给他们枪械，让他们听从指挥。”

听上去，这个计划很详密。恩铭一死，其他官吏无兵符调不得兵，又无军械反抗。电报局占领后，又可掐断对外联系，似乎外界对起义事件不能马上知晓。但是，起义一旦爆发，猝发事件极多，他们根本没有任何应急预备之策。

简单布置过后，徐锡麟草拟起义公告，印了数十张，准备在起事后四下散发。

然后，他找出五支手枪，自留两支，其余三支交给马宗汉和陈伯平。

忙乎完这些，已经是7 月6 日的凌晨。

仅仅睡了三个小时，徐锡麟起身，装束停当，前往巡警学堂准备毕业典礼。

早晨八点钟，学生集合完毕。徐锡麟一身戎装，对下面开始训话，大致意思是宣传救国道理，并表示今天要采取“特别方法”，行动起来。

当然，“革命”的意思，他不能明说，仅大讲特讲“爱国”，其中又不断地说采用“特别方法”。堂中学生，皆听不明白他的言语真意。

不久，安徽巡抚恩铭乘坐八抬大轿来到。在众人簇拥下，他迈着四方官步，一脸笑容，步入这个黄泉道场。

按照清朝官场不成文的惯例，恩铭来到后，应该带一帮大小官员到花厅小憩，饮茶聊天。寒暄一会儿后，再办正事。

他刚落座，巡警学堂一直暗中伺察徐锡麟的满人顾松，悄悄俯在与恩铭同来的按察使毓朗耳边，说：“徐道台今日有诈，望大人等不要多留此地！”

毓朗立刻转告恩铭，使得后者感到很不好办。

“俞廉三恩师的表侄，一直受我栽培，他又能干啥？”恩铭思忖。

毓朗趁机起身，对徐锡麟说：“大人今日身体欠佳，不便久留。”

事已至此，徐锡麟随机应变，高声说：

“好吧，希望大帅能走个过场，在操场上观看一下学生的毕业典礼，以示隆宠。”

恩铭不好推辞，只得同意。于是，恩铭等人在操场的台子上分别列座。徐锡麟等人，率领学生，依次在操场上向他们行礼致敬。不远的礼堂处，陈伯平、马宗汉也准备动手。看见操场上衣着齐整、精神昂奋的学生整齐列队，恩铭大感高兴。他清了清嗓子，准备夸奖徐锡麟等人。未待他开口，台下的徐锡麟，忽然一个箭步上得台来，立正行礼，大声报告说：

“大帅，今日有革命党起事！”这句话，正是他们三个人相约动手的暗号。小礼堂处的陈伯平，立即掏出一个炸弹，直朝恩铭随身的官员群中掷来。可惜，臭弹未响。恩铭吓得一激灵，立时惊起身。“何人起事？革命党在何处？”徐锡麟从双靴中拔出双枪，大声回言道：“卑职是也！”说罢，他连发几枪，子弹全部打在恩铭身上。陈伯平、马宗汉二人，也风火火趋前而来，各自朝恩铭开了一枪。整整七枪，皆中恩铭。可巧的是，弹弹着肉，枪枪见血，却皆未伤恩铭要害。

子弹所入，不是恩铭的肚子，就是他的大腿。救主心切，恩铭身边的文巡捕陆永颐“忠勇”，他背起恩铭就想跑。徐、马、陈三个人手枪齐发，把陆巡捕打得满身血窟窿，栽倒在地，

恩铭复被摔于地上。这时候，三个人弹夹内子弹悉数打光。

枪响过后，随行的官员和操场上的学生炸窝一样，四处乱跑。

趁三人回屋重装子弹之际，恩铭的亲兵缓过神来。他们慌忙抬起“大帅”就往学堂外面跑。

终于有命跑出，亲兵们就把恩铭大头朝下扔进轿子里，急喝轿夫抬着他狂逃。

恩铭这大屁股撅在外的倒霉姿势，最终要了他的命。

陈伯平腿快，装弹迅速。他朝轿子追上去，抬手就是一枪，正中呈外翘姿势恩铭臀部的肛门处。

歪打正着，子弹不走变路，从肛门往上走，一直射到恩铭的心脏附近。

阎王说情也活不得。恩铭在医院辗转哀嚎了一个多时辰，伤重身死。

告密的顾松正要跑，被马宗汉抓住，踹翻在地。

徐锡麟咬牙切齿，扬起手中马刀，兜头乱劈这个满人。马宗汉不含糊，上前一枪，把顾松的脑袋打开了花。徐锡麟纵上高台，对惶愕不知所之的学生大呼：“抚台已经被杀，快从我革命！”学生们懵懵懂懂，领取了枪械子弹后，在徐、马、陈三人率领下，往攻巡抚衙门。

恩铭卫队先行抵达，已经在周围严备。

于是，他们改攻军械所。

行进过程中，不少学生弃械而逃。到达北城门附近邓家坡上的军械所时，只剩三十几个学生携枪跟随。

即使如此，如果他们占领此地后，凭借原垒高墙和充足的子弹，在抵御清军最初的进攻后，假如城外新军中的同志能够及时响应，徐锡麟仍旧有成功的机会。

守卫军械所的清军军官很机灵，他逃跑时，顺手把地下室内的库房钥匙带走。

面对大锁加几寸厚的大钢板，徐锡麟等人无计可施——所有枪械弹药均在其中，一颗子弹也拿不到手。先前派出送信给新军的人，也因城门紧闭而不得出。硬着头皮，三个人率领学生死命抵抗。相持不久，陈伯平就中弹牺牲。马宗汉也负伤。辗转呻吟中，他向徐锡麟建议：放火焚毁军械所，与敌同

归于尽。徐锡麟不同意。“如大火烧起，势必引起弹药库爆炸，那样的话，不知会炸死多少百姓！”在重赏之下，清军发起人海战术死命进攻，最终攻克了军械所。

失却墙体屏蔽，学生们纷纷倒地，徐、马二人最终皆被生俘。

作为首犯，徐锡麟立刻被押入巡抚衙门受审。

按察使毓朗怒不可遏（此人乃爱新觉罗宗室，末代皇后婉容的外祖父），叱问道：“抚台待你实有厚恩！即使想要行刺，你平日有很多拜见抚台于家中的机会，奈何非要于大庭广众中行此杀人之事？”“抚台确实待我甚厚，私恩也。我杀抚台，乃为我大汉复仇，堂堂公理，定要在光天化日之下行之！”

昂头说完，徐锡麟忽然问：“抚台死了吗？”

毓朗冷笑：“只受轻伤，料也无妨！”接着，他忍不住，恨恨而言：“明日，你将被剖心挖肝！”闻此言，本来低头气沮的徐锡麟，仰头哈哈大笑：“如此说，抚台肯定死了！好！好！你们可把我剖心断足，碎剔凌迟，只是别难为被捕学生，他们都是在我逼迫下才参加行动的……”其间，清吏细审起义幕后策划人、主使人以及安庆城内的同党，徐锡麟均不招认。他接过纸笔，洋洋洒洒，纵笔千言，自道革命因由：

“我本革命党大首领，捐道员到安庆，专为排满而来，做官本是假的，使人可无防备。……我蓄志排满，有十余年，今日始达目的。本拟再杀铁良、端方、良弼，为汉人复仇，乃竟于杀恩铭后即被拿，实难满意。……革命党本多，在安庆实我一人。为排满事，欲创革命军，助我者，仅光复子、宗汉子（指陈伯平、马宗汉）两人，不可拖累无辜。我与孙文宗旨不同，他亦不配使我行刺。”

为了迅速平息事态，稳定南方的人心、军心，清政府电报往来，决定尽快处决徐锡麟。

案结讯毕，清吏派人在行刑前给徐锡麟照相。

拍了一张后，徐锡麟表示不满意：“刚才我没准备好，面上无笑容，岂可留之后世！一定要再给我拍一张。”照相师听命，立刻又给徐锡麟照了一张。这张照片，即我们今天在辛亥革命档案中常见的那张英雄微笑的相片。

7 月7 日凌晨，安庆辕门外，徐锡麟慷慨临刑。

就义时，他35 岁。

8 月22 日，他的战友马宗汉也被清政府斩首，时年二十四岁。

7 月14 日，根据徐锡麟之弟徐伟所供，清廷派重兵逮捕了绍兴的秋瑾，并于7 月15 日把这位女英雄处决于绍兴轩亭口，时年三十二岁。

秋风秋雨愁煞人！

在鲜血蔓延中，在清廷的恐怖中，在令人窒息的沉沉夜色中，革命的血色黎明，即将到来……

作者简介：

赫连勃勃大王（梅毅），男，天津人，现居深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研究生毕业后，从事金融工作十余载，致力于资本市场研究工作。业余时间内，著有《生命的伤口》、《赫尔辛基的逃亡》、《表层》等多部中篇小说，并有“伪青春三步曲”――《南方的日光机场》、《失重岁月》、《城市碎片》等三部长篇小说出版（中国青年出版社等），还出版有长篇社会学译著《人类行为》（中国社科出版社），曾获国家、省、市等多项文学奖项。 　　

2003年起，梅毅以“赫连勃勃大王”为笔名，开始“中国历史大散文”的写作，相继出版有长篇历史散文集《隐蔽的历史》、《历史的人性》、《华丽血时代》、《帝国的正午》、《刀锋上的文明》《帝国如风》、《大明朝的另类史》、《亡天下》、《极乐诱惑》、《铁血华年》（世界知识出版社、陕西师大出版社、同心出版社等）。如今，八卷本400万字《赫连勃勃大王历史文集》由华艺出版社出版。香港中华书局出版有《历史长河的悲喜英雄》、《帝王将相的博弈真相》繁体字版。2009年，十卷本《赫连勃勃大王历史文集》在台湾由达观出版社出版。 　　

赫连勃勃大王（梅毅）的历史作品，弘扬人间正气，洋溢着中华伟大民族主义的宏大情怀，不仅仅在国内诸多大型门户、社区网站受到数千万读者热捧，著名作家李国文、雷达、高洪波、蒋子龙、梁晓声、肖复兴、舒婷、叶延滨、林希等人，著名历史学家张鸣、沈渭滨、雷颐、王学泰、杨念群、钱文忠等人，也对其作品大加推崇。可称是国内极少同时受主流文学界、历史学界承认而又被大众读者认可的历史散文作家。

内容简介：

1911年，清朝即将灭亡的那一年，在中国的政治心脏北京，从表面上看，却显得格外的平静、安谧，充满了进步、现代甚至祥和的色彩。大时代暴风骤雨的剧变之前，往往都是如此波谲云诡地给人以无边的假象。这个国家看似平静的表层下面，涌动着一股强大的、不可逆转的潮流：革命！

武昌的枪声脆然一响，260多年的大清龙旗，应声而落……近百年的岁月已恍如云烟，如果我们今天以一种客观的“现场感”纵观历史的细节，不免让人无限叹惋。 通俗历史作家赫连勃勃大王以史学家的眼光分析革命的必然与或然，清王朝灭的宿命，同时还将历史镜头拉回到一百年前，聚焦那些焦点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