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开创暗杀记者的先例，袁世凯却替孙中山背了70多年的黑锅。宋教仁血案与袁世凱无关，也同趙秉鈞无关，宋教仁其实是被孙中山雇凶暗杀的，道理很简单，理由如下：
（1）宋案凶手武士英、陈其美等人都是共进社成员，同属刮民党阵营，全是清一色的刮民党党员，受孙中山和宋教仁的领导，是同进同退的，利益上关系密不可分。大政治家袁世凱和赵秉钧还不至于愚蠢到去找自己的政敌死对头阵营里的人去买杀手；找死敌的儿子去暗杀他爸爸，这样做岂不是给自己找麻煩？如此简单的道理，是人的话都懂，凶手不可能是袁世凱与赵秉钧。
（2）《百年之冤-替袁世凱翻案》一书写到：宋教仁血案的主谋很清楚，陈其美等人都是共进社成员，他们不滿宋教仁对刮民党的领导，而陈其美则更是对宋教仁不滿，刺杀宋教仁对孙中山、陈其美来讲真是“一举两得”。既能煽起人们对袁世凱政府的不滿，又能清除自己的“政敌”。宋案最大的贏家是孙中山与陈其美，他们既清除了自己的“政敌”，又起到了煽动反对袁世凱政府的目的，后来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就是他们目的大暴露。宋教仁案的最大受益人咋可能是袁世凱？
（3）孙中山刮民党既然手上掌握著证据，可以证明是袁世凱和赵秉钧暗杀了宋教仁，那么孙中山为什么不走法律途徑去揭露和审查袁世凱和赵秉钧（袁世凱和赵秉钧也最怕法律制裁），而偏偏要去发动“二次革命”战争，使真相大白的机会等于零。程德全把所谓的“证据”公布之后，这样刮民党就已经达到了损害袁世凱的目的，刮民党对继续走法律途径审判宋案就不再感兴趣，刮民党似乎对案情的真实並不关心。孙中山它们的目的就是要给袁世凱找麻煩。于是，宋案就被搁浅了，不了了之。
（4）宋教仁从不把孙中山当成是自己的朋友，而是将袁世凱看成是自己的朋友知己和事业同路人，而且至死不悟！宋教仁也从不把袁世凱看成是暗杀自己的凶手，临终遗言是留給袁世凱的而不是孙中山的。孙中山终身特別喜愛搞暗杀，將自己讨厌的人给暗杀掉。孙中山是走到那里，那里就会发生连绵不断的暗杀事件，而且被暗杀掉的人全是孙中山的政敌和死对头。例如，刮民党領袖人物陶成章、新闻界巨子黄远庸、已取代孙中山党內領袖地位的宋教仁，陈炯明的亲信粵军参谋部邓坚等。事后确实证据证明陶成章与黄远庸为孫中山的人所暗杀，暗杀指令來自孙中山。
（5）暗杀宋教仁是在被孙中山刮民党陈其美严密控制的上海地盘里发生的，而不是在被袁世凱和赵秉钧控制的地盘里发生的。宋教仁血案的破案过程如同演戏一样，以如此快的速度被侦破，就好像此案在未发生以前，就已经做了“预演”，演员和一切材料都准备就绪。为破此案，曾做过上海都督的陈其美出了大力。“暗杀”在陈其美眼里是清除政治对手的“手段”，也是陈其美的慣用手法。宋案发生后不到兩个月，陈其美又设计炸死反对孙中山的徐宝山，两人均是孙中山的眼中钉肉中刺。
后来，凶手武士英是在上海的模范监狱里被下毒死掉的。就连把所谓的“证据”公布于世的程德全也要被刮民党追杀。
凶犯武士英死在
一、抓紧时间为南方革命派运动争取革命经费，积极为“二次革命”筹款。
二、运动五国借款流产，使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势力难以得到充足的扩充与补给。
三、使真凶得到很好的隐藏与保护，继续巩固国民党的政治大方向由妥协转为革命。
四、使大总统袁世凯长期陷入宋案的泥潭里无法得到洗脱澄清，离间了袁世凯与国人的感情，最终使“二次革命”出师有名。
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大总统袁世凯泣道：“前亡午桥（端方），后亡遁初（宋教仁），我之大不幸也。”“我代人受过多了，从未自辩，我虽不杀遁初，遁初却因我而死，又何必辩。若是明白人，就该想到，如果我要杀他，又何必招他来京呢？数次招他来京，却在他将行之际杀之，这岂不是授人以柄吗？就算傻子也不会这样做的呀。因此我不自辩，相信总有真相大白之日。”
宋教仁在其遗嘱中叹道：“我为调和南北事，费尽心力，造谣者及一班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受痛苦，也是应当，死亦何悔。”
总统刺杀潜在的竞争对手——反对党总统候选人的情况，历史上是存在的。比如前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刺杀阿基诺。但总统刺杀潜在的内阁总理候选人，历史上从未有过。原因很简单：没必要。潜在的内阁总理对总统地位并不构成威胁。
哎，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中国的主流文化主导意识官方记载竟就有这么一回事儿，说的是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袁世凯，暗中指使刺杀了宋教仁。
这几乎可以算得上是至今仍存的世界第一大冤案。国民党及之后的中国主流的代表中国最先进的文化，创造了一项世界之最，并且还在为延续这项可耻的世界之最继续努力着。
抛开袁世凯的人品不说，即使袁要杀也只会杀孙中山、黄兴这类总统竞争对手。宋教仁当时已与孙中山闹翻，要“毁党造党”即推倒国民党，重新组建新党。稍有智力的人，都会觉得这是一个可利用的机会。只有神经错乱的人才会去杀宋教仁。
袁世凯不缺军队、行政部下，唯缺党务政治人才。因此袁招宋进京，商讨甚或委以党务政务重任是合情合理的，这也与宋临死时的表现一致。当时民国面临众多国际问题，比如俄国觊觎外蒙，英国巧取西藏（麦克马洪线由此出现），日本更是狼子野心（不久提出廿一条），另外还有庚子赔款，诸多租界、治外法权。国内民主制度刚刚建立，政府、议会之间磨合运作还存在许多问题。可以说外忧内患，任何时候都没有那么严重。这种时候，总统会去刺杀一个可能解决诸多内忧外患问题的治国人才？袁世凯疯了？
按常理推断，时任总理的赵秉钧有可能是刺杀宋教仁的幕后黑手。因为宋极有可能成为内阁总理的候选人，对赵的地位构成威胁。但了解当时历史的人都知道，赵为袁亲信，长期从事内务工作（内务部长），担任总理并非最佳职位，最佳人选。赵即使卸任总理，也有内务总长、警察总长等更合适更顺手的职务可安排，当不当总理，都是袁的亲信。因此赵没必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刺杀宋来保自己不胜任而责任重大，极易吃力不讨好、遭人唾骂的总理职位。
实际情形洪述祖有保自己位子的动机，但“毁宋”按照来往电文理解应是“诋毁宋”。洪是文人，能文又何必用武？洪是幕后黑手或主凶的说法也不合情理。
孙中山、国民党把脏水往袁世凯头上泼，并借此发动“二次革命”。其行为是很卑鄙的，对中国民主政治的破坏也是非常巨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