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狸虎：叶剑英
治粤三年
① 镇反。参座刚回广州，哇！算是开眼了，真是三山五岳，各路牛鬼蛇神汇聚广州。解放前夕，敌特自平津沪宁等地四面八方集中到此，内政部调查局、保密局等各派系之头目均在此地建立组织，到国民党撤出大陆时止，又紧锣密鼓地搞了将近半年时间的布置和准备，潜伏下不少“反共救国”的死士，因而广东的社会情况更为复杂，土匪多，特务多，黑社会多，流氓、地痞。大天二（恶霸）多，几者密切配合，搞到广东鬼火咁乱。
当时广东全省的散兵游勇就有10万之众，各路反共救国军四处抢劫，流氓到处捣乱，一位民主人士在上下九坐着数，一上午就发生十几起抢劫。南下的干部刚进住东亚酒店，劫匪尾随而来，抢了走后面干部的包。一些特务匪徒甚至堵在公安局治安处的门口，公然架起枪与里面的警卫对射、、、、、、敌特活动十分猖狂。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敌人组织武装判乱，杀害干部群众，抢夺武器粮食。
好在参座在南昌带了个老乡回广东，海南佬陈泊。陈泊原本正在江西任公安厅长及社会部部长，春风得意马蹄轻。没想到在南昌碰上等着回广州接收的参座，就被逮住了。参座找陈正人要人，让陈泊调到广东，担任省公安厅长及广州市公安局长。陈正人开始不肯，对参座恳请江西老俵“割爱”的软话装着没听见，参座一看就火了，便威胁道：陈胖子，你江西以后还想不想广东的钱粮支援？陈正文一听钱粮两字，立即窜到参座面前，哈着腰满脸媚笑地说：给，我给，参座发话了，我能不给吗，不过钱粮的事您老看是不是先支援、、、、、、陈泊就这样被陈正人卖掉了。
陈泊是位延安时期的老保卫，脾气直爽，性格倔犟。因为立了几次大功，老实说也有点盛气凌人。对敌人脾气大，对同事因为工作歧见脾气也大，动不动就说不干这破局长，老子和你拼了。这次他跟随参座回到家乡广东，是打算大干一场立几个大功的。行内人士谁不知道参座手头情报积累多，许多情报人员在派出或入党时，都是向周公和参座宣誓的，而这这些情报人员，仍有部分活跃在港澳。有了这些敌前活动的战友配合，想没功劳都难。当时陈泊还有个副手叫陈坤，陈坤是广东坐地虎，原是中共在香港的情报系统负责人，因熟悉广州的情况，被任命为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
转进台湾后蒋阿拉对丢失大陆不服气，频频派遣特务回来搞破坏和暗杀，参座本身就遇上几次暗杀，被逼的没办法就搞了辆美国防弹车做坐骑出入，那车玻璃特别厚，车里又没空调，夏天简直是蒸笼火炉，一直跟随叶剑英的司机只好自己想了个办法，在汽车里面安装个小风扇。仍然是出入一次，就大汗淋漓一次，把参座搞得甚是火滚，客家话“叼涯妹”频频出口，看来不还以颜色，保密局那帮瘟神还以为自己是神仙。
参座命令陈泊短时间内扫清广州市内的匪特，陈泊被逼得一急，就有点乱来了，由于当时接收伊始，干部缺乏，而南下干部不懂广州方言，情况不熟，工作很难有突破。陈泊与陈坤经参座批准后，成立了武装便衣队，从市局派出两名广东籍的科长担任便衣队正副队长，每个队员配以短枪。为尽快侦破敌特组织，还事急从权地特授了“搜捕权”。便衣队利用一些反正过来的敌特分子以及三教九流人物多方侦查线索，捕捉匪特。效果是有的，广州市的潜伏敌特力量迅速得到肃清，使得全市的治安迅速好转。另外陈泊还从原程长清领导的原国民党警察局的起义人员中，挑选了数百名警察在广州公安局继续工作。
但陈泊最后就是栽在使用这些便衣队上，里面混进了个别有叛变投敌和敌特嫌疑的双面谍，而且一些人也是得意忘形，以为有陈罩着便气焰嚣张，利用职权敲诈勒索百姓，甚至还发生了一起与纠察队正面冲突，开枪打死一名排长的严重事件，在内部引起一些争议，因此特别工作队在活动48天之后解散。
参座果然神通，通过关系找到当时的保密局澳门站站长程一鸣（程归公安部一局直管，不与华南分局发生联系），取得一批保密局机要文件转交给陈泊，其中有广州潜伏特务的花名册和地址、台湾发来的电报指示与“潜伏工作月报”。陈泊据此将国民党保密局、内政部调查局及国防部二厅的三大特务系统设在广州的地下组织，一举扫击殆尽。并将蒋介石特批给“副总统”李宗仁赴美的3万元美金截获，为广东获取了一笔“意外之财”。（3万元美金那时相当于三万克黄金，我记得那时好象是一美元兑换一克黄金。）
内部搞掟之后，就要搞外面了，否则台湾派遣的特务以为背靠港澳，在这边犯了案，潜水过去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那有那么便宜的好事情，躲去港澳也一样照杀，参座决定打掉敌特在港澳的指挥机构，给那帮小子知道一下厉害。
于是展开了代号为“港澳镇反”的特别行动。首先，原广州伪侦缉处长XXX临要出走西班牙的前两天，被击毙在澳门的街道上。又处决了保密局港澳穗站站长 XXX。前线完成任务后，向省厅发出了“生意已成交”的捷报。敌特全线震骇，活动大为收敛。不到两个月，华南、广东的治安迅速好转。1950年过了个安稳的“五一”节，党政军民无不称赞。《南方日报》发了消息，还举办了公开展览。半年后，继续执行“港澳镇反”第二阶段任务，在香港处决了保密局华南站站长。连军统时期的暗杀大王，王新衡也差点被干掉（好象这个鸟人现在还没死，100岁的老妖怪了），至此，一连剪除了保密局在港澳的三名少将级特务，“港澳镇反”的计划全部胜利完成，使原来比广州公安机关编制还大的港澳特务机关，一度陷于瘫痪，并一蹶不振，遭到摧毁性的打击。台湾特务头子保密局长郑介民为之惊慌失措。“港澳镇反”的成功，彰显神威，令敌丧胆，从根本上改善了东南沿海各省市的政治环境和治安状况。
②土改。49年底，参座被任命为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方方、古大存、李章达为副主席。形成了以广东籍回乡干部、解放前外地来粤干部、广东籍本土干部，这样三合一的“广东帮”干部。
参座一回广东，根据中南军政委员会的指示，广东开始试行土改，由方方担任广东省土改委员会主任。1950年9月，正式成立了广东省土改工作团，针对广东复杂的阶级情形，参座提出了土改“广东特殊”论。指示要慢慢来，别太左。慎重处理，不用急。
于是参座确定先在解放战争的老区揭阳、兴宁、龙川三县进行先搞搞试点，有经验了再全省推广。同年8月土改工作团团长李坚真到中南局参加土改会议，向中南局汇报了“全省着眼，三县着手”的做法，中南局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年底华南分局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增加了惠阳、鹤山、曲江、宝安、遂溪、丰顺、英德、普宁等八个县各选取一个乡进行土改试点。
没想到最先引起中央和广东冲突的问题，就是广东土改政策。广东土改的方案是依据中南局做出的统一规划，他们对所辖各省土地产权做一个大略的调查后，部署了详细的土改计划。中南局估计，大约3.5%农村人口应划为地主，而这些地主控制着大约30%到50%的可耕地。
但是这个估计到了广东却不适应。广东人多地少，没什么纯洁的大地主供应给土改工作队搞阶级斗争运用，都是二三十亩水田小地主为多，他们跟本不用雇佣什么长工，自己一家人就搞掟，顶多农忙抢收抢种的季节请几个短工帮手，平时干得比一般的农民还幸劳。比如我们村的地主就是这样，劳动技能比一般农民还好，种养编织也是能手。在50年代中，为防止阶级敌人报复的名义下，被半夜拖出去乱棍打死。结果后来半夜看田水，搒田角的农活都没人比他干的好。
广东宗族势力大，大家族有许多公田，族里的人去租种。田地并不归个人所有，而是归族长管理，那怎么可以把族长划为地主？搞土改把家族的公田分给私人，与后来收回来搞生产队，那不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还有许多小地主同时自己蒸酒磨豆腐，做副食品加工，那么他们到底该划分为地主还是资本家？当时政府为了恢复城市商业，对资产阶级是利用性质的“劳资两利” 的温和政策，这和对地主的严厉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在广东很多地方，这两种职业很可能就是同一个家伙，那么这个家伙那双剥削的黑手，该剁掉左手还是右手？这种情况都是让人挠头皮的事情，但却事实上造成广东的革命对象供货不足，没办法掀起象北方那样暴风疾雨般的革命气象。
另外侨务也是让人头痛万分的疑难工作，广东太多家庭有海外关系，当时估计有600万侨属侨眷，如何分辨华侨在海外的身份是劳工还是资本家？怎么确定那些很富裕的华侨亲属是什么阶级？他们根本就没剥削，钱是亲人寄回来的，难道好意思去没收？
华侨华人在漂泊海外，遭遇其实很惨，不可能个个都是腰缠万贯的金山阿伯。“涯世界揾米，娶老婆生仔，返乡下扮皇帝，返工做契弟”是大多数华侨华人的真实写照。参座结合自己在南洋的经历见闻，看到勤俭的同乡天不亮起来打鱼，再骑自行车到市场上把鱼切成一块块地卖掉，晚上把剩下的鱼尾鱼头带回家吃，天天如此。然后把辛苦攒下来的钱寄回国，盖间大房子，条件好的或者再买块地。说老实话，参座的父辈还有自己几个叔伯兄弟下南洋，也是冲着这个目标奋斗的。所以他知道那些有点土地的人，也并不都是靠剥削别人发家的大地主、大富豪。
因此参座反对过于激烈的土改政策，要求慎重地鉴别他们真实的阶层，处理他们的财产。南下的干部自然不服气，在他们眼里，有钱就是罪。穷光蛋才是革命人，钱财田地不拿出来上缴给人民政府共产，还不该死？那时按照北方经验，这些阶级定位模糊不清的华侨地主，全是土改专政和剥夺财产的对象。广东土改手太软风声慢慢反映上主席那里，便引起主席不满。
主要是朝鲜战争爆发后，主席当时是穷得牙疼，急于从南方要人要钱要粮用于朝鲜战争。北方那边都火烧房子了，你这边还他娘的慢吞吞，所以认为广东土改进行得力度不够，右派的温情味太浓。北方历经多年战乱，民间余财已经被收集干净，原来的土豪劣绅除了剩条裤衩，现在基本上穷过三代贫农。原本还期望广东这个历来富裕的地方，可以通过土改没收大量的浮财和稀有金属，为朝鲜战争搞多点物资货财，你却搞起了温良恭俭让。
广东地方干部显然不听指挥，对地主和富农们过于宽容。自然遭到来自中央的严厉裁处，中央批评广东、广西、福建三省是三只“乌龟”，土改里行动最慢的，到了 1952年，其他两只已经爬上去了，就是广东掉在后面。
参座没有时刻记住毛主席的教导，忘记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当然会挨板子。52年8月，被调离广东，走的时候许多部下大哭，参座也难过地说“主帅无能，累及三军”。
③地方主义。回广东之前，参座先和主席声明，广东的接收工作是水尾田，意思是广东解放晚，南下的干部一路走一路分流，流到广东就没多少了。但是广东自己有很大的水源，就是当地干部，因此接管广东要充分利用后者。
实际上参座在为起用广东籍干部向主席进行有言在先的备案。当时在华南地区，接收干部来源于四大群体，解放后被统合起来形成接管工作组，这四大群体即北方南下工作队，广东游击武装人员，来自广州和香港的中共地下党员、青年团成员，以及留下工作的国民党官员。这么复杂的人员组成，想法做法各异，利益及势力范围也各异，他们能在工作中配合得好才叫奇怪，其争权夺利之风虽然没抗战后的劫收那么厉害，但相去亦不远，区别在于，他们并不是为自己个人争，很大程度，是为自己的群体与地方利益在争。
谁说广东人不懂政治，事关身家性命，一样滑头得要命。解放前夕，许多无处可去的粤系军头便纷纷“起义”。还有一些地下党负责人也会看风色，极会捞政治资本。 48—49年看着国民党不对路，拉一票人马挑着大米铺盖上山，搭个棚子躲在山林里野营，天天去革山猪黄猄雉鸡的命。等到49年底解放大军一来，下山接上头，握着那些北方大汉的手，热泪盈眶喊几声：“同济（同志），可把你们盼来了，毛主席他老人家身体好唔好。”接着帮忙带带路，送送伤员，便跟在后面开始搞接收，投机的本事大着了。我乡下好像就有这么一票人马，详情不好说，得罪人太多，反正我不知道他们闹了什么革命，有什么攻城掠地的壮举。这些上山打游击的共产党员，与当地的士绅阶层甚至国民党的政府某些人是有一定默契的，有些人甚至把自己的亲属送到游击队，向未来的新政权搞投机，卖保险。
所以南下大军来广东前，广东省1/3的地方已经建立了共产党控制的政权，这些坐地虎对地方上知根知底，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热爱家乡，了解情况，工作针对性强，解决复杂疑难的问题快。坏处是总有抹不开情面的事情，甚至有些事务处理显得无原则地过右。当地干部在工作中，因为彼此之间太多的相同点，形成了相近的工作思维，很自然地对南下干部群造成排挤的效果。说南下干部不了解具体情况，没注意到广东的社会特点，工作作风过左。但不能说广东干部这是故意的、有组织的行为，这样说确实是冤枉了广东的地方干部，很多时候，他们只要在潜意识里觉得南下干部是北方佬、外江佬，就足以给南下群体带来很大的工作困惑了。而且，那里的干部不有点排外？这是中国社会的顽疾了，怎么可以单独指责广东的地方干部。
广东地方干部这种不识相的做法终于酿成大祸，引起南下干部反弹，不但把自己搞得惨兮兮的，还丢失了地盘。
以林彪为第一书记，邓子恢为第二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南局，本来就在对广东土改政策存在着严重的意见，时任中南局土改委员会主任的李雪峰，公开对广东的土改工作不满意，认为广东土改缓慢无力，群众没有发动起来，是因为党组织不纯，干部队伍不纯，许多干部同地主、官僚、国民党、资产阶级华侨地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所在在地改中下不了手。参座没理会中南局的意见，他领导的华南分局当然跟着老大，拒绝中南局的批评，依然我行我素。
但参座却忽视了林彪与主席的关系，1951年4月，林彪将河南南阳地委书记赵XX调到广东，任华南分局秘书长，不久升任广东省土改委员会副主任。年底又将陶 X调任华南分局第四书记。陶一来，就接替方方主管广东土改运动。从此陶X与赵XX紧密合作，抓住广东土改大权为突破口，在以林彪为首的中南局支持下了，打垮了以参座为首的“广东帮”，全面夺取广东大权。
但参座毕竟是位属公卿，而且还有周公这一强援，只能靠边站，不宜砸他的招牌。所以板子就落在方方的屁股上。1952年4月，方方和陶X去北京参加会议，住在参座的家里。第二天开会，毛主席在会议一开始就点名批评说：方方，你犯了两个错误，一是土改右倾，二是干部政策上的地方主义。这板子打得方方的屁股可是皮开肉绽，血肉模糊。
什么叫做广东地方主义？在中南局看来，就是以参座、方方为首的广东籍领导干部，不理会林彪提出的“依靠大军、南下干部”，在干部任命中，偏重本地干部。提倡广东特殊性，搞和平土改。
对广东土改错误路线的整顿，与对广东“地方主义”的整顿是同时进行的。于是，在陶、赵主持下，广东先后36次大规模进行“土改整队”、“整肃”，到1952年5月，全省共处理广东“地方主义”干部6515人。这期间提出了依靠大军与南下干部挂帅的方针，于是各级党委都要由大军和南下干部当第一把手。其中任命：四野第十五兵团副政委欧阳文粤东区第一书记；第四十三军政委张池明担任粤西区党委第一书记；第四十四军政委谭甫仁担任东江地委第一书记；第四十五军政委谢明担任珠江地委第一书记。
其他各地、县，原则上均由南下干部担任第一书记；中南局先后调入数万大军、南下干部进入广东，使广东地方党组织发生了深刻变化——变成了“四野”的地盘，林彪让出东北后，终于重新建立了自己地盘，以至于文革“9、13”前夕，林彪曾有割据广东与中央对抗的设想。当时粤北军工厂密布，光是连阳四属，就有N间兵工厂在那个时间段里建立。林彪聪明过人，但他的部下三次反广东地方主义，把广东籍干部整的太狠了，现在又想以广东当根据地对抗中央，未免把广东人太当傻子了，真打起来，广东佬谁会尿他？广东十虎之——花狸虎：叶剑英（完）
陶 X死于69年，据说死得很惨，文革后她女儿哭哭啼啼写了一篇文章纪念，好象文革就属他爹最惨最冤，却没一句为他爹整的上万人而道半句歉，估计那些挨整的广东佬，在她眼里是活该被整的，(是年国庆，陶x同志的女儿陶斯亮在天安门上向主席反映军校的文革运动死气沉沉，镇压群众，当即就得到了主席的支持；林副主席只好下令军校要向地方学习，但同时却命令军队不准介入地方文革。主席对此当然不满意，所以后来想方设法也要把军队拖下水。)她要热闹不死气沉沉了，可是老爸完了！
谁叫他们官不够大。还有陈泊的冤案，罗XX为了给自己的手下亲信谭XX扫清政敌，一家伙逮了700多人。曾打进中统的地下党梁侠，被刑讯逼供打得遍体鳞伤，腿也被敲断，屈打成招自己是特务，因此连累陈泊被整得坐牢20多年，含冤而死，82年才平反。60年代中，参座任罗XX专案组组长，随口一句：将军一跳身名裂，罗XX的女儿就说，参座如此行事表现了“从迫害别人中得到的愉悦”，他怎么不提他爸也有同样的更大的愉悦？难道她爸整人就是正确，别人整她爸就是邪恶？很难理解这些所谓红色公主们的逻辑，不知道他们的优越感和权力的傲慢来自什么地方。这个世界很公平，整人的人最终又都挨整。不知道他们被整肃得痛苦难当的时候，有没后悔当初自己的言行。
第一次反广东地方主义后，参座被迫生病，于52年8月以养病的名义调回北京，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开始了他10多年的韬晦生涯。
网络有文赞其一生曰：“花帅少慕戎轩，谋勇兼备。乃以英特之才，遂膺元帅之选。入参庙议，出掌戎机；权柄两朝、定乱三度。权侔人主而终保令名，威加海内竟朝野不惊。诚陈平、吕端之亚也。诗云：“叶落知秋劲，剑自匣中鸣。英华终难敛，谋冠细柳营。”诚哉斯言！
治粤三年
① 镇反。参座刚回广州，哇！算是开眼了，真是三山五岳，各路牛鬼蛇神汇聚广州。解放前夕，敌特自平津沪宁等地四面八方集中到此，内政部调查局、保密局等各派系之头目均在此地建立组织，到国民党撤出大陆时止，又紧锣密鼓地搞了将近半年时间的布置和准备，潜伏下不少“反共救国”的死士，因而广东的社会情况更为复杂，土匪多，特务多，黑社会多，流氓、地痞。大天二（恶霸）多，几者密切配合，搞到广东鬼火咁乱。
当时广东全省的散兵游勇就有10万之众，各路反共救国军四处抢劫，流氓到处捣乱，一位民主人士在上下九坐着数，一上午就发生十几起抢劫。南下的干部刚进住东亚酒店，劫匪尾随而来，抢了走后面干部的包。一些特务匪徒甚至堵在公安局治安处的门口，公然架起枪与里面的警卫对射、、、、、、敌特活动十分猖狂。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敌人组织武装判乱，杀害干部群众，抢夺武器粮食。
好在参座在南昌带了个老乡回广东，海南佬陈泊。陈泊原本正在江西任公安厅长及社会部部长，春风得意马蹄轻。没想到在南昌碰上等着回广州接收的参座，就被逮住了。参座找陈正人要人，让陈泊调到广东，担任省公安厅长及广州市公安局长。陈正人开始不肯，对参座恳请江西老俵“割爱”的软话装着没听见，参座一看就火了，便威胁道：陈胖子，你江西以后还想不想广东的钱粮支援？陈正文一听钱粮两字，立即窜到参座面前，哈着腰满脸媚笑地说：给，我给，参座发话了，我能不给吗，不过钱粮的事您老看是不是先支援、、、、、、陈泊就这样被陈正人卖掉了。
陈泊是位延安时期的老保卫，脾气直爽，性格倔犟。因为立了几次大功，老实说也有点盛气凌人。对敌人脾气大，对同事因为工作歧见脾气也大，动不动就说不干这破局长，老子和你拼了。这次他跟随参座回到家乡广东，是打算大干一场立几个大功的。行内人士谁不知道参座手头情报积累多，许多情报人员在派出或入党时，都是向周公和参座宣誓的，而这这些情报人员，仍有部分活跃在港澳。有了这些敌前活动的战友配合，想没功劳都难。当时陈泊还有个副手叫陈坤，陈坤是广东坐地虎，原是中共在香港的情报系统负责人，因熟悉广州的情况，被任命为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
转进台湾后蒋阿拉对丢失大陆不服气，频频派遣特务回来搞破坏和暗杀，参座本身就遇上几次暗杀，被逼的没办法就搞了辆美国防弹车做坐骑出入，那车玻璃特别厚，车里又没空调，夏天简直是蒸笼火炉，一直跟随叶剑英的司机只好自己想了个办法，在汽车里面安装个小风扇。仍然是出入一次，就大汗淋漓一次，把参座搞得甚是火滚，客家话“叼涯妹”频频出口，看来不还以颜色，保密局那帮瘟神还以为自己是神仙。
参座命令陈泊短时间内扫清广州市内的匪特，陈泊被逼得一急，就有点乱来了，由于当时接收伊始，干部缺乏，而南下干部不懂广州方言，情况不熟，工作很难有突破。陈泊与陈坤经参座批准后，成立了武装便衣队，从市局派出两名广东籍的科长担任便衣队正副队长，每个队员配以短枪。为尽快侦破敌特组织，还事急从权地特授了“搜捕权”。便衣队利用一些反正过来的敌特分子以及三教九流人物多方侦查线索，捕捉匪特。效果是有的，广州市的潜伏敌特力量迅速得到肃清，使得全市的治安迅速好转。另外陈泊还从原程长清领导的原国民党警察局的起义人员中，挑选了数百名警察在广州公安局继续工作。
但陈泊最后就是栽在使用这些便衣队上，里面混进了个别有叛变投敌和敌特嫌疑的双面谍，而且一些人也是得意忘形，以为有陈罩着便气焰嚣张，利用职权敲诈勒索百姓，甚至还发生了一起与纠察队正面冲突，开枪打死一名排长的严重事件，在内部引起一些争议，因此特别工作队在活动48天之后解散。
参座果然神通，通过关系找到当时的保密局澳门站站长程一鸣（程归公安部一局直管，不与华南分局发生联系），取得一批保密局机要文件转交给陈泊，其中有广州潜伏特务的花名册和地址、台湾发来的电报指示与“潜伏工作月报”。陈泊据此将国民党保密局、内政部调查局及国防部二厅的三大特务系统设在广州的地下组织，一举扫击殆尽。并将蒋介石特批给“副总统”李宗仁赴美的3万元美金截获，为广东获取了一笔“意外之财”。（3万元美金那时相当于三万克黄金，我记得那时好象是一美元兑换一克黄金。）
内部搞掟之后，就要搞外面了，否则台湾派遣的特务以为背靠港澳，在这边犯了案，潜水过去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那有那么便宜的好事情，躲去港澳也一样照杀，参座决定打掉敌特在港澳的指挥机构，给那帮小子知道一下厉害。
于是展开了代号为“港澳镇反”的特别行动。首先，原广州伪侦缉处长XXX临要出走西班牙的前两天，被击毙在澳门的街道上。又处决了保密局港澳穗站站长 XXX。前线完成任务后，向省厅发出了“生意已成交”的捷报。敌特全线震骇，活动大为收敛。不到两个月，华南、广东的治安迅速好转。1950年过了个安稳的“五一”节，党政军民无不称赞。《南方日报》发了消息，还举办了公开展览。半年后，继续执行“港澳镇反”第二阶段任务，在香港处决了保密局华南站站长。连军统时期的暗杀大王，王新衡也差点被干掉（好象这个鸟人现在还没死，100岁的老妖怪了），至此，一连剪除了保密局在港澳的三名少将级特务，“港澳镇反”的计划全部胜利完成，使原来比广州公安机关编制还大的港澳特务机关，一度陷于瘫痪，并一蹶不振，遭到摧毁性的打击。台湾特务头子保密局长郑介民为之惊慌失措。“港澳镇反”的成功，彰显神威，令敌丧胆，从根本上改善了东南沿海各省市的政治环境和治安状况。
②土改。49年底，参座被任命为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方方、古大存、李章达为副主席。形成了以广东籍回乡干部、解放前外地来粤干部、广东籍本土干部，这样三合一的“广东帮”干部。
参座一回广东，根据中南军政委员会的指示，广东开始试行土改，由方方担任广东省土改委员会主任。1950年9月，正式成立了广东省土改工作团，针对广东复杂的阶级情形，参座提出了土改“广东特殊”论。指示要慢慢来，别太左。慎重处理，不用急。
于是参座确定先在解放战争的老区揭阳、兴宁、龙川三县进行先搞搞试点，有经验了再全省推广。同年8月土改工作团团长李坚真到中南局参加土改会议，向中南局汇报了“全省着眼，三县着手”的做法，中南局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年底华南分局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增加了惠阳、鹤山、曲江、宝安、遂溪、丰顺、英德、普宁等八个县各选取一个乡进行土改试点。
没想到最先引起中央和广东冲突的问题，就是广东土改政策。广东土改的方案是依据中南局做出的统一规划，他们对所辖各省土地产权做一个大略的调查后，部署了详细的土改计划。中南局估计，大约3.5%农村人口应划为地主，而这些地主控制着大约30%到50%的可耕地。
但是这个估计到了广东却不适应。广东人多地少，没什么纯洁的大地主供应给土改工作队搞阶级斗争运用，都是二三十亩水田小地主为多，他们跟本不用雇佣什么长工，自己一家人就搞掟，顶多农忙抢收抢种的季节请几个短工帮手，平时干得比一般的农民还幸劳。比如我们村的地主就是这样，劳动技能比一般农民还好，种养编织也是能手。在50年代中，为防止阶级敌人报复的名义下，被半夜拖出去乱棍打死。结果后来半夜看田水，搒田角的农活都没人比他干的好。
广东宗族势力大，大家族有许多公田，族里的人去租种。田地并不归个人所有，而是归族长管理，那怎么可以把族长划为地主？搞土改把家族的公田分给私人，与后来收回来搞生产队，那不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还有许多小地主同时自己蒸酒磨豆腐，做副食品加工，那么他们到底该划分为地主还是资本家？当时政府为了恢复城市商业，对资产阶级是利用性质的“劳资两利” 的温和政策，这和对地主的严厉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在广东很多地方，这两种职业很可能就是同一个家伙，那么这个家伙那双剥削的黑手，该剁掉左手还是右手？这种情况都是让人挠头皮的事情，但却事实上造成广东的革命对象供货不足，没办法掀起象北方那样暴风疾雨般的革命气象。
另外侨务也是让人头痛万分的疑难工作，广东太多家庭有海外关系，当时估计有600万侨属侨眷，如何分辨华侨在海外的身份是劳工还是资本家？怎么确定那些很富裕的华侨亲属是什么阶级？他们根本就没剥削，钱是亲人寄回来的，难道好意思去没收？
华侨华人在漂泊海外，遭遇其实很惨，不可能个个都是腰缠万贯的金山阿伯。“涯世界揾米，娶老婆生仔，返乡下扮皇帝，返工做契弟”是大多数华侨华人的真实写照。参座结合自己在南洋的经历见闻，看到勤俭的同乡天不亮起来打鱼，再骑自行车到市场上把鱼切成一块块地卖掉，晚上把剩下的鱼尾鱼头带回家吃，天天如此。然后把辛苦攒下来的钱寄回国，盖间大房子，条件好的或者再买块地。说老实话，参座的父辈还有自己几个叔伯兄弟下南洋，也是冲着这个目标奋斗的。所以他知道那些有点土地的人，也并不都是靠剥削别人发家的大地主、大富豪。
因此参座反对过于激烈的土改政策，要求慎重地鉴别他们真实的阶层，处理他们的财产。南下的干部自然不服气，在他们眼里，有钱就是罪。穷光蛋才是革命人，钱财田地不拿出来上缴给人民政府共产，还不该死？那时按照北方经验，这些阶级定位模糊不清的华侨地主，全是土改专政和剥夺财产的对象。广东土改手太软风声慢慢反映上主席那里，便引起主席不满。
主要是朝鲜战争爆发后，主席当时是穷得牙疼，急于从南方要人要钱要粮用于朝鲜战争。北方那边都火烧房子了，你这边还他娘的慢吞吞，所以认为广东土改进行得力度不够，右派的温情味太浓。北方历经多年战乱，民间余财已经被收集干净，原来的土豪劣绅除了剩条裤衩，现在基本上穷过三代贫农。原本还期望广东这个历来富裕的地方，可以通过土改没收大量的浮财和稀有金属，为朝鲜战争搞多点物资货财，你却搞起了温良恭俭让。
广东地方干部显然不听指挥，对地主和富农们过于宽容。自然遭到来自中央的严厉裁处，中央批评广东、广西、福建三省是三只“乌龟”，土改里行动最慢的，到了 1952年，其他两只已经爬上去了，就是广东掉在后面。
参座没有时刻记住毛主席的教导，忘记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当然会挨板子。52年8月，被调离广东，走的时候许多部下大哭，参座也难过地说“主帅无能，累及三军”。
③地方主义。回广东之前，参座先和主席声明，广东的接收工作是水尾田，意思是广东解放晚，南下的干部一路走一路分流，流到广东就没多少了。但是广东自己有很大的水源，就是当地干部，因此接管广东要充分利用后者。
实际上参座在为起用广东籍干部向主席进行有言在先的备案。当时在华南地区，接收干部来源于四大群体，解放后被统合起来形成接管工作组，这四大群体即北方南下工作队，广东游击武装人员，来自广州和香港的中共地下党员、青年团成员，以及留下工作的国民党官员。这么复杂的人员组成，想法做法各异，利益及势力范围也各异，他们能在工作中配合得好才叫奇怪，其争权夺利之风虽然没抗战后的劫收那么厉害，但相去亦不远，区别在于，他们并不是为自己个人争，很大程度，是为自己的群体与地方利益在争。
谁说广东人不懂政治，事关身家性命，一样滑头得要命。解放前夕，许多无处可去的粤系军头便纷纷“起义”。还有一些地下党负责人也会看风色，极会捞政治资本。 48—49年看着国民党不对路，拉一票人马挑着大米铺盖上山，搭个棚子躲在山林里野营，天天去革山猪黄猄雉鸡的命。等到49年底解放大军一来，下山接上头，握着那些北方大汉的手，热泪盈眶喊几声：“同济（同志），可把你们盼来了，毛主席他老人家身体好唔好。”接着帮忙带带路，送送伤员，便跟在后面开始搞接收，投机的本事大着了。我乡下好像就有这么一票人马，详情不好说，得罪人太多，反正我不知道他们闹了什么革命，有什么攻城掠地的壮举。这些上山打游击的共产党员，与当地的士绅阶层甚至国民党的政府某些人是有一定默契的，有些人甚至把自己的亲属送到游击队，向未来的新政权搞投机，卖保险。
所以南下大军来广东前，广东省1/3的地方已经建立了共产党控制的政权，这些坐地虎对地方上知根知底，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热爱家乡，了解情况，工作针对性强，解决复杂疑难的问题快。坏处是总有抹不开情面的事情，甚至有些事务处理显得无原则地过右。当地干部在工作中，因为彼此之间太多的相同点，形成了相近的工作思维，很自然地对南下干部群造成排挤的效果。说南下干部不了解具体情况，没注意到广东的社会特点，工作作风过左。但不能说广东干部这是故意的、有组织的行为，这样说确实是冤枉了广东的地方干部，很多时候，他们只要在潜意识里觉得南下干部是北方佬、外江佬，就足以给南下群体带来很大的工作困惑了。而且，那里的干部不有点排外？这是中国社会的顽疾了，怎么可以单独指责广东的地方干部。
广东地方干部这种不识相的做法终于酿成大祸，引起南下干部反弹，不但把自己搞得惨兮兮的，还丢失了地盘。
以林彪为第一书记，邓子恢为第二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南局，本来就在对广东土改政策存在着严重的意见，时任中南局土改委员会主任的李雪峰，公开对广东的土改工作不满意，认为广东土改缓慢无力，群众没有发动起来，是因为党组织不纯，干部队伍不纯，许多干部同地主、官僚、国民党、资产阶级华侨地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所在在地改中下不了手。参座没理会中南局的意见，他领导的华南分局当然跟着老大，拒绝中南局的批评，依然我行我素。
但参座却忽视了林彪与主席的关系，1951年4月，林彪将河南南阳地委书记赵XX调到广东，任华南分局秘书长，不久升任广东省土改委员会副主任。年底又将陶 X调任华南分局第四书记。陶一来，就接替方方主管广东土改运动。从此陶X与赵XX紧密合作，抓住广东土改大权为突破口，在以林彪为首的中南局支持下了，打垮了以参座为首的“广东帮”，全面夺取广东大权。
但参座毕竟是位属公卿，而且还有周公这一强援，只能靠边站，不宜砸他的招牌。所以板子就落在方方的屁股上。1952年4月，方方和陶X去北京参加会议，住在参座的家里。第二天开会，毛主席在会议一开始就点名批评说：方方，你犯了两个错误，一是土改右倾，二是干部政策上的地方主义。这板子打得方方的屁股可是皮开肉绽，血肉模糊。
什么叫做广东地方主义？在中南局看来，就是以参座、方方为首的广东籍领导干部，不理会林彪提出的“依靠大军、南下干部”，在干部任命中，偏重本地干部。提倡广东特殊性，搞和平土改。
对广东土改错误路线的整顿，与对广东“地方主义”的整顿是同时进行的。于是，在陶、赵主持下，广东先后36次大规模进行“土改整队”、“整肃”，到1952年5月，全省共处理广东“地方主义”干部6515人。这期间提出了依靠大军与南下干部挂帅的方针，于是各级党委都要由大军和南下干部当第一把手。其中任命：四野第十五兵团副政委欧阳文粤东区第一书记；第四十三军政委张池明担任粤西区党委第一书记；第四十四军政委谭甫仁担任东江地委第一书记；第四十五军政委谢明担任珠江地委第一书记。
其他各地、县，原则上均由南下干部担任第一书记；中南局先后调入数万大军、南下干部进入广东，使广东地方党组织发生了深刻变化——变成了“四野”的地盘，林彪让出东北后，终于重新建立了自己地盘，以至于文革“9、13”前夕，林彪曾有割据广东与中央对抗的设想。当时粤北军工厂密布，光是连阳四属，就有N间兵工厂在那个时间段里建立。林彪聪明过人，但他的部下三次反广东地方主义，把广东籍干部整的太狠了，现在又想以广东当根据地对抗中央，未免把广东人太当傻子了，真打起来，广东佬谁会尿他？广东十虎之——花狸虎：叶剑英（完）
陶 X死于69年，据说死得很惨，文革后她女儿哭哭啼啼写了一篇文章纪念，好象文革就属他爹最惨最冤，却没一句为他爹整的上万人而道半句歉，估计那些挨整的广东佬，在她眼里是活该被整的，(是年国庆，陶x同志的女儿陶斯亮在天安门上向主席反映军校的文革运动死气沉沉，镇压群众，当即就得到了主席的支持；林副主席只好下令军校要向地方学习，但同时却命令军队不准介入地方文革。主席对此当然不满意，所以后来想方设法也要把军队拖下水。)她要热闹不死气沉沉了，可是老爸完了！
谁叫他们官不够大。还有陈泊的冤案，罗XX为了给自己的手下亲信谭XX扫清政敌，一家伙逮了700多人。曾打进中统的地下党梁侠，被刑讯逼供打得遍体鳞伤，腿也被敲断，屈打成招自己是特务，因此连累陈泊被整得坐牢20多年，含冤而死，82年才平反。60年代中，参座任罗XX专案组组长，随口一句：将军一跳身名裂，罗XX的女儿就说，参座如此行事表现了“从迫害别人中得到的愉悦”，他怎么不提他爸也有同样的更大的愉悦？难道她爸整人就是正确，别人整她爸就是邪恶？很难理解这些所谓红色公主们的逻辑，不知道他们的优越感和权力的傲慢来自什么地方。这个世界很公平，整人的人最终又都挨整。不知道他们被整肃得痛苦难当的时候，有没后悔当初自己的言行。
第一次反广东地方主义后，参座被迫生病，于52年8月以养病的名义调回北京，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开始了他10多年的韬晦生涯。
网络有文赞其一生曰：“花帅少慕戎轩，谋勇兼备。乃以英特之才，遂膺元帅之选。入参庙议，出掌戎机；权柄两朝、定乱三度。权侔人主而终保令名，威加海内竟朝野不惊。诚陈平、吕端之亚也。诗云：“叶落知秋劲，剑自匣中鸣。英华终难敛，谋冠细柳营。”诚哉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