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9月，在新疆的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三个地区，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对国民党政权的少数民族暴动。1946年春，国民政府与伊、 塔、阿三区代表签订了和平解决争端的条款。成立了由各族人民代表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张治中兼任省主席，提出了“和平、统一、民主、团结”的施政纲领和增 强中苏友好的外交政策，使新疆局面得以稳定下来，但另一方面，其政策在具体实施上也出现了争议，某种程度上导致了联合政府的最终破裂。总的来说，张治中治 疆之策，除了可以借鉴的部分，亦有不少值得反思的内容。
（一）受命于危难之间
1884年，清政府正式在新疆建省，由巡抚统管全疆各项军政事务，新疆军政中心由伊犁移至迪化（今乌鲁木齐），这是清政府对历朝治理新疆措施的一次重大改革。至1909年，新疆行政建制与内地一致。
辛 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政权，新疆从此也进入军阀独据时代。在30多年的时间里，新疆先后经历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的统治，军阀长期把持新疆军政大权，残酷 压迫和剥削各族群众。在军阀统治期间，新疆各族人民展开了不间断的革命斗争，从1912年初哈密维吾尔族农民掀起的旨在减轻赋役的武装起义，到上世纪40 年代阿勒泰哈萨克牧民的暴动，军阀统治者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广大群众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1944年，国民政府获得 新疆省治权，吴忠信出任新疆省主席，主持新疆政务。此后，新疆政区管理进入了一个军政分治的历史阶段。省政府主席主管民政，国民政府所设新疆警备司令部主 管军政。新疆分为10个专区，即乌鲁木齐、阿克苏、喀什、和田、莎车、焉耆、哈密、伊犁、阿山和塔城。但是，吴忠信尚未入疆，秘密的革命活动就已经在伊犁 尼勒克的山区牧场展开。革命者中有维吾尔、哈萨克、蒙古、回、锡伯等不同民族的青年，他们秘密组建游击队，积极在牧民中进行革命动员，用牧民捐赠的马匹向 苏联换取枪支武装自己。传说他们个个脚穿白皮靴，头戴白皮帽，翻穿皮大衣，只有夜间才出来活动。1944年，游击队攻占尼勒克县城，与此同时，在伊宁也有 深受十月革命影响起而进行革命斗争的力量在行动。三区（伊犁、塔城、阿勒泰）革命就这样，逐步以星星之火燃起燎原之势。
面 对三区革命的烈火，国民党政府一方面积极改善与苏联的关系，另一方面与三区革命政权进行谈判。1945年10月，阿合买提江等人组成代表团到迪化谈判。在 谈判中，面对国民党指责三区革命前期有关分裂的主张，阿合买提江郑重地指出：“新疆居住着很多民族，我们并不是反对汉族，而是反对国民党的黑暗政策、国民 党反动派的极权”，“新疆是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三区是新疆的组成部分。伊犁是我呱呱落地的地方，是埋葬我祖先的地方。中国是我们的祖国，是我们的家乡。 我们所要求的是解放、自由和平等”。经过3个月交锋，双方达成协议，签订11项和平条款。根据条款规定，改组新疆省政府，成立由三区革命代表、七区代表和 国民党中央代表共同组成的新疆省联合政府，张治中任新疆省联合政府主席，阿合买提江、包尔汉任副主席，阿巴索夫任副秘书长，省政府下设民政厅、财政厅、教 育厅、建设厅、社会处、卫生处等机构。
（二）张治中进疆时的形势
张治中回忆录中关于新疆问题的章节占了全书的1/4以上，详尽记述了和谈、分裂、解放的全过程，种种曲折艰难，不足为外人道。总体来看，他面临着“三突出”的形势：
一 是其时斗争的残酷性相当突出。“新疆在历史上有人说几乎是十年一大乱，五年一小乱”的地方，民族仇恨至深，每次变乱都是各族主要是汉族和突厥语系民族互相 残杀的时候，这次伊宁事变也未能例外，三区汉人被杀的很多。有些地方只剩下了老弱妇孺数十人，在伊宁残留的汉人中，也是老弱妇孺占大多数，青壮年都被杀光 了。”阿合买提江还对张治中说“如果放任这些极端分子去干的话，恐怕一个汉人也剩不下来。”张治中在新期间，“各地还是接连不断地发生问题……比如过去讨 了维族妇女做妻子的人被侮辱、被捆打，甚至被暗杀的事件。”另一方面，张也承认，历史上的封建统治使新疆“备受剥削和压迫”，盛世才统治下的新疆如同一座 “大监狱”，三县暴动之后，国民党特务系统也在吐鲁番等地“大肆逮捕，残酷杀害了许多人。”赛福鼎?艾则孜在其回忆录中也直指国民党军队和特务“屠杀”群 众，有一次多达300多人。伊宁一批国民党军队在被少数民族部队围困、突围无望后枪杀了自己的孩子，然后自杀，只留下几个年幼的孤儿（估计是属于阵亡的将 士的子女）。此间的仇恨与恐惧，令人心悸。
二是政治的复杂性相当突出。从外部看，列强的插手使新疆长期呈现四分五裂 之势，中央政府在新疆属于“弱势部门”，特别是苏联依仗其比邻接壤之便和一贯的军事强硬态度，影响力极大。国民党是在盛世才立场转变后才进入新疆的，依托 几个师的军事实力为后盾，但初来乍到，举步维艰，抱着一向反苏的态度，也不利于事件的解决。张治中虽然得到蒋介石的信任，但与蒋介石和外交部对他的过于亲 苏的路线并不赞成，外交部长王世杰和他还当面冲突，张自承：“我以一个边疆负责人的地位，新疆问题又与苏联息息相关，但是在对外方针上与南京政府不一致， 得不到主管部门的支持，这是最难解决的矛盾。”从内部看，当时新疆内部政治势力多元，包括了以后来的省府主席麦斯武德、省府秘书长艾沙为首的泛突厥主义 派；以乌斯满、贾尼木汗为首的、习惯自行其是的哈萨克族势力；紧跟苏联政策的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的伊宁少数民族军队实力派；以新疆警备司令宋希濂、骑兵 师师长马呈祥等国民党主战派，以及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主和派，整体上也是四分五裂，缺乏“一个核心”。
三 是经济方面的问题相当突出。张治中指出，虽然新疆“宝藏实在太多”，但由于开发不足，与内地交通不便，一条铁路都没有，物资极少，“一切日常用品无不取给 于苏联”，“农村破产，工商凋敝，新疆人民生活实在困苦已极”。另一方面，“因地方不靖，人心浮动，各级官吏多存五日京兆之心，贪污风气，变本加厉。” 张的秘书陶天白也在访谈中回忆他随张初到乌鲁木齐的景象：“下了飞机到迪化城，就有一种不满的情绪。迪化简直不像个城市的样子，楼房就两座，一座是新大 楼，另外一座是大银行。其他地方要么是平房，要么是台铺子上面砌上一面墙的假楼房。全迪化市当时才12万人，破破烂烂，荒凉得很。过去茅盾不是在新疆待过 吗，写了一些关于新疆的文章。还有杜重远，写了《盛世才与新新疆》，把新疆吹得天花乱坠，影响很大，慕名到新疆来的年轻人很多。我到这一看不是那么回事。 内地一个大的镇都比迪化强。那街道、马路不成样子，汽车非常少，没有什么工业建设。”
（三）宽容的政策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矛盾
1945 年10月14日，张治中作为国民党政府中央代表开始同三区代表进行谈判。由于国民党长期的民族压迫政策，三区代表在谈判之初存有戒心和疑虑。张治中为了表 明自己的态度，打消他们的顾虑，在谈判的第一天，就满怀深情地说：“中华民国是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和若干少数民族所构成的一个国家。这几个民族都 是很亲爱的，如同兄弟手足，处于平等的地位。”“我们各民族都是亲爱的兄弟，由这些兄弟构成了中华民国这个大家庭。今天这次会面，等于一家人坐在一起，心 里当然感到无限的愉快。”“不过，我们并不否认，同在一个家庭的弟兄，对于有些问题，大家意见不一致，甚至因此吵吵闹闹也是难免的。……但都是一时的，偶 然的，不会影响到弟兄间的和气与家庭间的团结。本人这次代表中央政府到这里来，为的就是恢复弟兄间的和气与家庭间的团结。”他说：“今天和大家见面，听取 各位的意见，以便商量一个解决办法。”“我们并不否认，在过去省府当局有些措施，颇有对不起全省同胞的地方，……中央今后必然本着培植新疆、爱护同胞的精 神，来改善全省人民的生活。”一番真诚的话语，和缓了对立情绪，三区代表的态度由严肃变得和缓。
对 解决新疆的民族矛盾，张洽中一开始就有明确的认识和正确的主张。他在到达迪化走下飞机时，就公开宣称自己是“为纠正历史错误，偿还历史罪债到新疆来的。” 后来，他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作的《关于新疆问题的报告》中指出：新疆人民在历史上备受统治者高压，高压的结果，人民必然起来反抗。要想解决新疆问题， 就要给新疆人民以实际的权利，除国防、外交、币制、交通和司法这5项由中央统一办理，其他一切可扶植各族人民自己办理。苏联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新疆许多民 族苏联都有，两国边界犬牙交错、关系密切，在新疆必须和苏联友好相处，才能稳定局势。他还纠正了“新疆民族落后”的错误说法，认为他们的文化落后，是统治 者造成的，不是他们的责任。新疆突出的问题是水利和交通。他希望中央不要在财政上打小算盘，应该大力投资兴修水利、开发矿藏和迅速修建兰新铁路。最后，张 治中说：以健全修明的政治力量来安定新疆，新疆一定得到安定；以充分的经济力量来建设新疆，新疆一定可以建设成功。能够这样做，新疆当然永远是中国的领 土，新疆的各族人民当然永远是中国的人民。
在新的新疆省政府建立后，张治中又采取了许多进步措施，如：免除全省捐 税；从内地运进大批粮食、茶、糖和日用品；清查发还盛世才没收的人民财产；释放全部政治犯；由国民党拨给50亿元(法币)，成立西北民生实业公司；修建红 雁池水库及和平渠。特别是一反过去国民党的反苏态度，坚持亲苏联共政策，恢复了迪化中苏文化协会，开辟了中苏航线，加强了中苏在新疆的贸易和经济合作。这 些重要的政策措施，使新疆趋于稳定，也为日后和平解放新疆奠定了基础。
（四）未完成的治疆实践
但 是, 张治中的主张却难以为国民党上层接受，甚至得不到军方的支持。他自承：“在新疆的党政军首脑人物当中，开始他们对我的和平政策是赞同的，但是在和平条款签 订后，他们看到三区的傲慢态度，看到各地激进派人士的操切行动，看到各地发生这许多民族纠纷，有的就沉不住气了，对我的和平政策发生怀疑了，动摇了，认为 我的软弱，会断送新疆了，最后甚至发展到反对我的和平政策的地步。”宋希濂在回忆录中便指出，张治中“亟图求安”，被阿合买提江利用。“随着动荡不安的局 势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张治中治理新疆的方针政策，日益产生怀疑，在干部的思想中，也引起一片混乱，说他太软弱，说他过分退让，甚至说新疆会在他的手里断送 掉，批评责难，不一而足。连以稳健沉静著称的陶峙岳，在一次高级干部的座谈会中，也感慨地对张治中说：‘如果就是这样把新疆丢了，我们将来要对历史负 责。’
民 族分裂的势头一旦形成，短时间内难以遏制。三区暴动后，激进派虽然答应和谈，但气焰甚高，认为自己背后有民意支持，有得寸进尺、趁势而上、裹挟全疆的图 谋。张治中主政期间，先后发生了乌鲁木齐“2.25”事件、塔城、额敏惨案、三县暴动等。“2.25”事件中，先是维族群众组织游行示威，企图施压迫使撤 换政府官员，再是国民党方面组织汉族、回族、哈萨克族群众游行示威反制，进而发生冲突，致两死多伤。塔城和额敏惨案，均是暴徒对政府人员和军警人员有计划 的屠杀。1947年发生了吐鲁番、鄯善、托克逊三县的暴动，暴徒“认为三县是南北疆交通枢纽，是新疆的中心地带；暴动如得逞，可以影响南疆、东疆同时起 来，可以威胁迪化，可以与伊、塔、阿三区成夹攻之势。”暴徒打着东突厥的大旗，聚众袭击驻军，“围攻各地警察所，杀死员警，打开县仓库，把存粮夺取一 空”。同时，喀什方面也有暗中组织企图响应的行动,被驻军挫败。伊宁政权一直掌握在反对独立的亲苏人士手中，虽放弃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称号，但一直 维持事实上的独立到解放新疆为止。宋希濂指出，虽然张治中希望新疆的矛盾可以用和平方式解决，不必“再革命”、“再暴动”，但对阿合买提江等激进派来说， “放弃政治斗争”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因为他们的目的还远没有达到。而他们深知欲达到其目的，只有通过斗争（包括武装斗争）才能实现。”
总之，张治中处于漩涡的中心，既满足不了激进派的“民主”“自治”要求，又因“亲苏”“主和”屡受内部抨击，有“左右做人难”之叹。
动荡之中，张治中辞去新疆省联合政府主席之职。
本文选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