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新疆备战实录
作者：老边防
在我军西北边防部队又一次整编中，我是在1978年3月调到边防某部任作训股长的。由于该部是以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某部为基础组建的，多年来，这支部队多是以务农为主，被编入边防一线部队后，从思想观念到军事素质，都很不适应边防工作的要求。加之部队新组建，一切工作都得从零开始。作训部门又是部队主管作战训练的指挥机关，是军队各级司令机关的核心部门。由于该部队组建时只编制一名副参谋长，但任命后没有到位就被军区借调到干休所工作了。为适应战备工作的需要，在我到某部七个月后就代理了该部队的副参谋长，主管作战训练工作。面对紧张的边防形势，我首先从部队的作战预案拟制、作战室建设抓起。加之当时我爱人已有身孕数月，并临近产期，她又在离我几百公里外工作，身边没有任何家里的亲人。我想抓紧进行上述工作，待战备工作基本告一段落后，请假回去尽一尽准爸爸的责任，陪一陪我的爱人。对此，我组织司令部主要力量昼夜奋战，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到1979年1月末，我部作战指挥基础性工作已初步完成。就在我准备请假回家时，总参谋部突然下达了全军进入一级战备的命令，我入伍后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规模的战备命令。当时我们只接到过有关中越边境一些斗争情况的通报，但究竟发生了什么具体情况，我们并不完全清楚，但部队进入一级战备期间任何人是不能离开自己工作岗位的，所有连队每天都要全副武装待命，我又是主管作战的机关领导，就更谈不上请假回家了。
（一）我军对越自卫反击正式开战
自从五十年代美国入侵越南并在越南南方建立伪政权后，就不断向北越共产党政权发动进攻，企图全部控制越南，在推翻越南社会主义政权的同时，也完成对中国的包围，进而推翻新中国的红色政权。对此，在美国入侵越南的同时，中国就开始无偿支援越南人民进行抗击美国的反侵略战争。期间我国无偿经济援助越南超过二百亿美元。此外，中国在二十多年间，我人民解放军采取轮换的方式，先后穿上越南军队的服装，直接到越南的参战兵力达三十二万人，并有四千余人在越南献出了他们的生命。终于在1975年把美军赶出越南，并根据《巴黎协议》，美军不能带走一抢一弹，只能净身走人。就这样，在中国、前苏联共同援助下，越南通过二十七年的抗美卫国战争，最终获得了完全的胜利，也完成了祖国的南北统一，而美国军队以彻底失败而告结束。
越南抗美卫国战争胜利后，越南政府新的领导人在当时中国、苏联两国严重对抗的局面下，对中国却采取了恩将仇报的做法，完全倒向苏联一边大肆反华。在中越边境上不断制造流血事件；在越南国内大肆驱赶我国华侨，迫使他们离开长期生活的家园，仅在1978年一年时间，被迫从越南回到中国的华侨就达到二十万人之众；越南还在南海先后非法占领我二十九个岛屿之后，又提出要把北部湾海域的三分之二划归越南所有；更令人不能接受的是越南政府面对战后积淀的大量武器装备，妄自尊大，自称自己是当今世界的“第三军事强国”。并单方面提出要建立“印支联邦”的方案，并由越南自己当盟主，把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等国都置于他的领导之下。我们的友好邻国柬埔寨、老挝对此方案表示了不同的意见，越南便派出了大批部队入侵占领了老挝和柬埔寨的大片国土。并扬言“只需要七天时间就能攻占柬埔寨首都金边”。面对越南的种种倒行逆施，实在是欺人太甚，让我国忍无可忍，于是党中央决定对越南进行有限度的武力惩罚。我军惩罚越南总的作战方针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在有限的时间内，打一场有限的战争，锻炼一下部队，教训一下越南”。就在越南军队大肆入侵老挝和柬埔寨时，中国人民解放军集中近三十万的兵力，从1979年2月17日开始，从广西、云南两个方向兵分四路对越南发起反击。
（二）为防苏军进攻，组建东北、西北前线指挥部
自从我军对越南反击战开战之后，就再也听不到越南是“世界第三军事强国”的声音了，越南政府急忙派他的外交部长前往苏联求援。在越南外交部长访问苏联后，苏联除了发表声明口头表示支持越南外，从我军对越反击作战的第七天开始，苏联从纵深地区调动数个集团军，向我国东北、西北方向推进，几个轰炸机群也向苏中边境转场，看上去大有对我国发起全面进攻之势。
面对上述军事态势，我军对中苏之间的战争宁可信其有，也不可信其无。所以分别以沈阳军区和新疆军区为主，立即按照对越反击作战前制定的“南打北防”之作战预案，组建了东北、西北两个前线作战指挥部。我军西北前线作战指挥部就设在我所在的边防某部的机关，我作为该部队主管作战训练的作训股长，之前又在塔城军分区司令部作训科工作七年，对整个作战防区的情况都比较熟悉，因此，自然被抽调到了新疆军区前线作战指挥部的作战指挥组，并开始了千头万绪的作战准备工作。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常常是通宵工作，连吃饭都在作战室里。但即便是如此，我也会不断想到家里，因为我爱人临近产期，老家亲人离我们有万里之遥，并且新疆正准备打大仗。我爱人的二老多年来一直住在边境地区的托里县，那正是这次我军的主要战区方向，所以当时也已离开了托里的家，到达乌鲁木齐，如形势进一步恶化，就准备回内地逃避战火。所以我爱人离我几百公里，并且身边无一亲人，我只能希望爱人所在单位对我爱人有所照顾，除此别无任何办法。
（三）我纵深野战部队开始向边境一线推进
根据命令，我所在的前线作战指挥部可直接调动的部队除了防区各边防部队外，还有两个野战师和几个独立坦克团，及生产建设兵团临战组成的部队，驻新疆的空军也作了相应的准备，随时听从我所在的前线作战指挥部的指挥。
对越反击作战前中央对苏军向我国进攻的情况进行过认真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大打不可能，中打也不现实，小打随时都有可能发生。”这里指的“大打”就是中苏两国全面开战；这里指的“中打”就是在中苏边境省（区）范围内进行的局部战争；这里指的“小打”就是苏军对我军边防一线部队实施突然袭击，以便达到抓一把就走的目的。
在我军对越开战一段时间后，中央军委在认定苏军不会对我国发动全面战争的前提下，我军便开始把作战重点放在了边境一线的中小型战斗上。于是我所在的前线作战指挥部便根据作战预案，开始把部署在边境大纵深的野战部队向边境浅纵深推进。指挥部还决定，一线边防站人员一天二十四小时都生活在坑道内。大西北边防的二月天，气温多在零下三十度以下，多数边境公路被大雪封堵。为保证二线部队能及时向边防一线开进，我所在的作战指挥部组织防区所有地方上县级领导及生产建设兵团的团、营领导到指挥部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调动所有民间推土机和民众出来无偿清除通向边境一线主要道路上的积雪。会后，我乘坐直升飞机从空中向下俯视，第一次直接感受到了人民战争的气势，竟然在三天内民众把通往边防一线部队的几条主要干道全部打通。
指挥部决定，当二线机动部队进入攻击出发地域后，指挥部派出三个检查组分别深入参战部队阵地，检查部队的战斗准备情况，其中由我带领一个组检查两个摩步团的战备情况。就在我准备出发时，前线作战指挥部里突然打进来了一个我的电话，我接电话后才知道是我爱人单位的领导通过伊犁自治州、塔城地区、又经军分区、再经边防某部多次转接，才把电话打进了我所在的前线作战指挥部。他在电话里告诉我，我爱人已经生了，并且生的是一双龙凤胎，现单位的同事正在轮流照顾她。当我获得这样的消息时，在正常情况下，自然是尽快往家里赶，于是我便向作战室走去，准备将这一情况告诉首长。但我的脚步却越走越慢，想到在部队进入一级战备的情况下，哪有请假这一说。几万将士已进入阵地，正准备与敌人拼命，我这点事就是说出来又有什么用？我走进作战室看到首长们正在研究上级的敌情通报，我站了一会，最终还是把想说的话咽进肚子里，乘车下部队去了。
面对家庭的上述情况，唯一能令我安心一点的是，我的老岳母原本是准备回内地逃避战火的，见我爱人生小孩后又从几百公里外的乌鲁木齐市赶到了我爱人的身边，这样我爱人总算有个亲人在身边照顾了。因为在大战将临的情况下，多少人都忙着往内地跑，而我的老岳母却坚持守在我爱人身边，帮我解决了最大的难题，对此恩情我终身难忘。我一路思绪万千，不觉车子已到了一个连队的阵地，当我看到战士们在野外冰天雪地里的生活状况时，特别是看到战士们背的水壶中的水已结成了冰，他们只好配着地上的雪吃自己带的战备干粮连队平时晒的干馍片时，心里真不是个滋味。因为他们可能很快就要和敌人拼命了，吃这顿干膜片或许会成为他们人生中的最后一顿饭，此时我真希望战争千万不要真的打起来，这样想既是为了大家，更是为了我自己。
（四）所有进入阵地的指战员均要留下一封家书
根据指挥部的规定，所有进入一线、二线阵地的指战员均要写下一封家书，封好后交给指挥部保存。战后如果本人还活着，就把家书还给本人。如果牺牲了，指挥部会把烈士证书和参战前自己写下的这封遗书一并寄给烈士的家人。
由于此次苏方大规模集团军推进至中苏边境一线时没有再继续前进，使中苏没有真的开战，故所有进入阵地的指战员留下的家书战备结束后均还给了本人。这些家书中都写了些什么内容，大家并不清楚。但我从战后新疆军区召开的对越反击作战經验总结大会材料中得知，在对越反击作战中牺牲的参战军官所留下的家书中有百分之八十都写有欠债清单，他们告诉家里的亲人，如果自己牺牲了，请用他的抚恤金来偿还欠下别人的这些债务。
此事引起了中央领导和全国民众的高度关注。在中央领导的关注下，展开了对全军干部经济状况的大调查，调查的结果是部队干部欠债是普遍现象，其中驻守在西藏、新疆等边境地区驻军干部欠债最多。之所以造成这种状况，有广狭两个方面原因：狭义的原因是因为驻守在边境地区的军队干部家属多在内地，干部们每年探一次家，存的那点钱都给铁路、公路做贡献了；广义的原因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体现“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追求绝对平均主义，在林彪和“四人帮”的操纵下，把建国初定下的并执行了几十年的军队同级干部比地方干部高百分之二十的工资政策去掉了，这是造成全军干部普遍欠账的主要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文化大革命”中军队多年没有涨工资。以新疆边防部队为例：从班长提排长后，月工资为七十二元八角，后当了连长、营长时，月工资还是七十二元八角，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大，家庭负担也越来越重，而工资一点不涨，这也是欠账的原因之一。对此，根据邓小平的提议，人大很快就恢复了军队干部比地方同级干部高百分之二十的工资政策。
上述现象在民众的关注下，拍摄了“高山下的花环”那部电影。电影中有一位母亲接到儿子（在对越反击战时任连长）牺牲的“烈士证书”和参战前留下的遗书后，老人家把家里养的猪卖掉，又向亲人借了一点钱，千里迢迢到部队替儿子还账的情节。该部影片放映后轰动了全国，很多人是流着眼泪把电影看完的。在此大氛围的影响下，加之改革开放后带来国家财政状况的好转，人大决定上调了军官的工资，同时又提高了牺牲烈士的抚恤金。我想当时中苏两国如果开战，我们留下的遗书中，干部欠账情况会更加严重，因为我们进入阵地的部队全是长期驻守在新疆边境地区的部队。
（五）边境地区老百姓的恐慌状况
当边境二线战役机动部队大量推进到边境一线后，从军事战略上讲，恰好说明没有大仗可打了，要打也是在边境一线地区可能发生一些中小型战斗，正因为如此，战役机动部队才向前推进。但地方上的老百姓哪懂这些道理，如前所述，新疆北疆边境地区的民众多是1960年前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逃难到那里的，老家都在内地。他们一看见到处都是坦克、大炮，天天都有部队向前开进，便慌了神。并且在民众中还无根据的产生了很多谣言，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塔城军分区司令员和机关的全体人员早已撤到后方天山里面去了，军分区门口站的哨兵是做样子给老百姓看的”。这样口口相传，老百姓就更慌了。为了辟谣和稳定社会，我们军分区司令员张银祥每天都有意识的带上夫人到市场上转一转，买些菜之类的生活用品，用实际行动攻破了上述谣言。
人的天性都是一样的，面对将要来临的战争，先想到的是孩子。大人有的是工作人员不能走，即便不是工作人员，他们有一些家产也不舍得走。于是便把孩子大量地往内地送，有的一个家族选一个代表，有的一个村选一个代表，把一批批孩子集中起来往内地护送。为防止孩子丢失，有的家长还在孩子胸前、后背缝上一块布，上面写着老家的地址，亲人的姓名等。就这样大量的人拥到了乌鲁木齐后又买不到火车票，使大批人滞留在火车站。加之二月天气，温度很低，大多数人买不到班车票，孩子们只好坐在大卡车上往乌鲁木齐送。途中有几辆车被暴风堵在托里县老风口，是我们部队装甲车排将他们的车拖到了我们机关，我看到一些小孩尿裤子后又结成了冰，两腿打不了弯，其景况之惨，难以言表。
（六）苏联两个集团军向我国西北边境压过来
前面讲到，苏军这次调动多个集团军，其中在我西北前线作战指挥部负责的战区当面为苏军的两个集团军，另加强一个轰炸机群。当苏军先头部队进至距边界线一百多公里时，我一线部队便开始昼夜生活在坑道内，确保做到一声令下，即可立即投入战斗。我推进至边境二线的野战机动部队也是全副武装待命，夜间睡觉时均不能脱衣服，并且一天到晚枪不离身，以便做到一声令下，能立即出动。
为防我军一线部队发生违规行为，即怕他们违反上级定下的“力避两面作战”的原则（既同越南作战，又同苏联作战）。对此，决定由指挥部直接向前沿主要方向上的指挥所各派一名副指挥，重点是控制好我军对敌军射击的时机，我军定下的原则是：只有在苏军越过边界线并首先向我军射击时，我军才能还击，总之，我军一律不准首先开枪开炮。
因为我是边防某部的作训股长，就把我派到了我们防区的巴尔鲁克山前沿的一个指挥所。按规定我在出发前也留下了一封家书，当我提起笔写这封可能成为遗书的家信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那封信是含着眼泪写成的。写的主要内容是如果我牺牲了，请我的爱人再难也要设法把两个孩子抚养成人并替我孝敬好双方的老人，老人们这辈子实在是太不容易了之类的话语。
我在前往一线指挥所的途中，心里总有一大疑惑，那就是在我离开指挥部前，从总参谋部、新疆军区的敌情通报中，一直没有发现有苏军轰炸机群进一步向边境转场和炮兵部队进一步向前跟进的信息。如果苏军真的要同泱泱之中国开战，他天上没有飞机，地上没有大炮，面对着我军构筑多年的坚固阵地，仅靠坦克集群能打什么仗？更何况我们的阵地前和要道口都布满了反坦克地雷场，如果敌人真敢过来，那定是有来无回。但面对着向我军不断推进的敌坦克集群，我们对战争只能是信其有，而不能信其无。
当我到达一线指挥所后，鉴于温度已降至零下三十多度，便决定阵地上除留值班人员、兵器外，其余人员均进入坑道待命。同时我命令主观察哨上的八十倍望远镜将观察重点锁定在边界线苏境十公里沿线，一旦发现敌军，立即向指挥所报告。指挥所手持十六倍望远镜将观察重点锁定在阵地前五公里沿线，以防不测，夜间还向边境前沿派出了潜伏哨。
接下来当苏军坦克集群先头部队进至十公里线时，我便命令部队全部进入阵地，子弹上膛，炮弹装填。当苏军部队进至五公里线时，我从望远镜中看到的全是苏军的坦克车，随后跟进的是步兵装甲战车。此时，我的望远镜就始终盯着敌军先头开进中的坦克，因为战争的危险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所以我的心情也自然是会越来越紧张。此时，我又想到了十年前就在我的当面发生的铁列克提战斗，我的几十名战友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但那充其量算是两国边境上的一次小型战斗，而今天就大不相同了，因为中苏两个泱泱大国一旦全面开战，完全不同于正在进行的中越之战。两个大国战事一起，我们为国捐躯那是军人的职责，但对双方国民来说都将是一场大的灾难。到那时不知道有多少年轻的生命将终止于青春，不知道有多少老人将失去子孙，不知道有多少儿女将失去父亲，不知道有多少妻子将失去丈夫，也不知道有多少家庭将失去亲人，并且这场战争又将如何收场？
我正在胡思乱想时，从望远镜中突然发现苏军坦克群最前面的坦克进至距边界线苏侧铁絲网三百多米时停了下来，此时距我军阵地还有二千米左右。再一观察，苏军坦克已开始调头返回，这一情况对我来说既来的突然，但又在我的预料之中，我之前心中的那个疑惑现在总算有了答案。由于我是指挥部下来的，对全局情况了解的要多一些，便第一个喊出：“苏军是演习，苏军是演习。”很快我军阵地上便沸腾起来，不少战士跑出工事，相互拥抱。我见此情景，不由得流下了眼泪，心里在想，我们总算可以活着回家了。因为从国家层面上讲，中苏当时如果开战，可分为大打、中打和小打，在当下，如果真的打起来，自然是小打或中打，但对我们第一波次参战的人员来说，那可能就是我们的全部。一旦我们牺牲了，人生就划上了句号，自然每个人都会有很多遗憾，对我来说，遗憾太多了，但最大的遗憾就是还没有能看到已经降临人间的我的一对龙凤胎。
（七）一个多月后，见到了我的两个小宝宝
随着苏军坦克集群的调头，我们西北前线作战指挥部的工作也就接近尾声了。对我来说，主要是拟制这次战备工作的总结；处理战备期间相关善后事宜，因为主要战区是在我们部队的当面。另一项任务就是排除埋设的大量地雷。为了尽快回家，我在返回指挥部的途中便开始构思我部这次战备总结的拟制，到指挥部后又干了通宵，第二天总结就基本成型。在修饰的同时，我让一位参谋到老乡家给我买了两只老母鸡。我把总结交给首长的同时，便把爱人生小孩的事情向他作了报告。由于战备刚刚结束，大批部队尚未归建，我们部队和地方之间还有很多善后工作要进行，如战备期间冻结地方上的很多物资、车辆等，但首长还是准了我的假。接着我便带上买的两只老母鸡，往几百公里外的家里赶。
途中我作好了各种思想准备，爱人给点脸色看那是一定的，骂几句也是应该的，我一定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还要多陪笑脸，因为嫁给我这样一个职业军人，让她吃大苦了。但结果要比我想象的好，进门后只是脸色难看一些，其他没有发生任何事情。龙凤胎对我更好，不停地挥动小手，可能是对我的到来表示欢迎吧。尽管满月已过，我还是发挥专长，亲自下厨，做了一桌丰盛的宴席，把几个月来帮助我爱人渡过难关的领导、同事们都请来，表示答谢。当时有人问我心情如何？我说心情好极了，因为对我来说是双喜临门：一是两个宝宝降临人间；二是中苏间没有开战。说玩笑话，后者的吉祥可能是前者给我们带来的。说来也怪，自从共产党1949年建国之后，最多每隔六年我国都要打一场规模性的战争或战斗，如抗美援朝战争、台海炮战、中印边境反击战、珍宝岛战斗、铁列克提战斗、西沙之战等。但只从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后，也正好是我家的龙凤胎降临人间后，近四十年过去了，我国周边再也没有发生过任何战事，真称得上是太平盛世四十年。在中国的历史上这么多年没有大小战争也是很少见的，但愿国家永无战事，国泰民安。
对我来说还有另一层意思，那就是两个孩子不仅给我带来了吉祥，也促使我更多的承担起对家庭的责任。为了迎接孩子的降临，我拿出当时全家只有几百元积蓄中的一百多元，买了一辆加重牌自行车，这辆自行车也成了当时我家最贵重的一件财产。我和我的爱人正是骑着这辆自行车远距离去给孩子打牛奶；骑着这辆自行车带着孩子上幼儿园；也是用这辆自行车教会了孩子骑自行车；两个孩子又是骑着这辆自行车从小学走到中学，一直走向了他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在我转业时，仍把这辆已使用十七年的自行车装进集装箱，此时它仍然是我家唯一的交通工具和一件重要财产。在之后的岁月里，我要求调动工作岗位、请求转业到地方工作等，在很大程度上也都是围绕着两个孩子进行安排的。
我国以上全方位的战备，是我从军三十一年中遇到的最大规模的一次战备，现在可以说是一次战备行动，但对当时的我们来说，实际上面对的就是一场战争。战备结束后，我参与拟制了战备工作总结，亲自组织工兵排除了战前埋设的几个反坦克雷场，并且无发生任何事故。在西北前线作战指挥部撤销前，根据我的工作表现，前线作战指挥部给我报请了三等功，这也是我入伍后第二次荣立三等功。
但是我作为一名老边防军人，对上述和平还有一种担忧。四十年的和平自然是国之大幸，但我们在记住“好战必亡”之千古真理的同时还要记住“忘战必危”的历史教训。中国才仅仅几十年的和平，但我们国家从上到下的忘战思想已普遍存在。在军队建设上一直让军队忍耐，对国防建设大量欠账，直到近年来南海、钓鱼岛、台湾、中印边界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才又开始对国防建设特别是海军建设进行还账。有位诗人讲：“最应当记住的，也是最容易忘记的，那就是我们脚下这块土地”。在历史上因为忘记脚下土地而不重视国防，以至边备空虚、国土沦陷，甚至导致国家灭亡的例子屡见不鲜。但愿我中华民族永远不要忘记世代生息的这块多情且又多灾多难的土地，筑牢国防，再不要干对国防建设欠账的事情，确保我们脚下这块土地岁岁平安，永不易主。
我生命中的额敏河边防站
作者张绍俊：
时任额敏河边防站指导员，
额敏河边防站坐落在新疆塔城县与裕民县的交界处，距两座县城各40 公里，周围都是平原、草场，附近有几个丘陵地势较高，我方边防哨所就建在马尼图山顶，站在山顶和哨所可以鸟瞰方圆几十公里远的边境，如用40 倍的望远镜居高临下观察，前后几十公里一览无余，真正应了“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意境。
我是1978 年从边防6团向阳营4连调额敏河边防站任指导员，在站上任职五年，与这里的山水、草原、芦苇荡、风雪严寒、炎热酷暑结下了不解之缘。额敏河边防站的南边是杜拉那拉边防站，北边是巴克图边防站，相距约50 多公里。边防站与周边地方和兵团单位建立了紧密的军民联防关系。南边与杜拉那拉边防站的结合部有凹地草原地带，两边都不易观察到，这中间有兵团9师161团2连驻守，后来二连撤回了裕民县，这里只留下一家牧民魏德有老汉放牧护边，几十年如一日，现已80多岁了，还兢兢业业地卫国护边，他是全国和新疆兵团的优秀党员、优秀护边员。我们当时站上的官兵与老魏很熟。我离开边防几十年了，2019年8月有幸重回边关，特意到老魏家里与其全家照了个像，老人虽然目前还住在旧房里，但国家已为他重建了一栋新房，刷的白白的，看到老魏每天坚持升起五星红旗，看到老魏的新居，我心想老汉真是祖国边防的好哨兵。
额敏河站的东面几十公里是裕民县原红旗公社，边防站每年多次派出骨干帮助训练民兵，因此该乡的民兵成为我们边防站最近的一支支援力量，该乡的牧民都是边境编外的哨兵，有情况能很快得到报告。周边兵团9师161团1连和5连都是我站的联防单位，平时联系密切，过年过节互相慰问，边防站每当来新电影都派干部带队去慰问放影，军民关系非常融洽。
我在额敏河边防站印象最深的就是冬天的暴风雪和1979 年对越自卫反击战那历时一个多月的一级战备了。额敏河边防站的风雪在塔城仅次于铁列克提边防站，都在有名的风口上，额敏河站和老风口是一条直线，冬天老风口的风雪有多大，额敏河站的风雪就有多大。冬天一过巴什拜大桥向西都是茫茫雪原，一般平地有半米深，深的地方达两三米。额敏河站的雪不都是天上下的雪，大多为风吹雪，是别的地方雪被八九级大风吹过来的暴风雪。冬天营区一天要扫雪四、五次，雪厚时扫不动，必须用刮雪板两边有三、四人拉上绳子，才能拉动雪板刮雪。每个冬夜里风吹来的雪将营区装满跟院墙一样高，清扫积雪是站上每天第一大任务。
1979 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后，中苏边境进入一级战备。额敏河边防站等边防一线部队奉命全部进入地下坑道，一个多月里吃住训练全部在地下，到战备解除走出坑道时，官兵们眼睛都睁不来。战备期间白天应急训练，夜晚突击埋设雷场，清挖战壕、交通壕积雪，官兵们每天的工作量都在十几个小时以上，有时间还要写决心书、请战书。开誓师大会都在坑道里的十字路口，四面都站满干部、战士，中间一人手提马灯，各班、排、各保障单位都表决心，誓死保卫祖国神圣领土，“宁肯前进一步死，决不后退半步生”。因要随时准备战斗，就必须保证战壕、交通壕畅通无阻，不能被暴风雪填埋了。我们站距敌哨楼最近处只有1900米，白天行动怕被苏军发现，战壕积雪只能半夜清挖，因战壕、交通壕是环形防御工事，互通相连，总长有几公里，经常挖到天亮，但一到白天整个工事又被暴风雪填满，晚上继续再挖。战备一个多月，天天如此，夜夜如此。雪不挖，有战事无法作战，有时挖了一这整夜很快就被暴风雪填满。最后大家开动脑筋、总结经验，只把作战掩体部分全挖开，其余战壕、交通壕、在下面掏雪洞，人在雪通道弯腰行动，这样才减少了工作量。
战备期间，为了及早发现敌情，每晚都要派出几个潜伏哨，在阵地前沿和两翼一两公里的地方雪地潜伏，一般潜伏哨两人一组。因天气太冷，要穿上皮大衣、毡筒、皮帽、皮手套，还要在外面裹上一件蒙古式大襟白羊皮大衣，在前挖个雪窝，周围用雪做挡风墙，在雪地里潜伏观察敌方动静。天黑时派出，天亮前撤回。不准说话、不准抽烟、不准睡觉，不准发出光亮暴露目标，潜伏最难忍是寒冷，最难熬是寂寞，冬夜气温一般零下二、三十度，异常艰苦。记得有几次夜里总参作战部和情报部直接将电话打到我们坑道，夜里正好我值班，总部直接询问值班的是连长还是指导员？叫什么名字？现在敌情怎样？敌人有无行动？我都做了准确如实的回答，这是边防前线给总部提供的最重要的情报，不能有丝毫的马虎。
为对付苏军的坦克、装甲车，我们一线部队奉上级命令，在阵地前沿埋设地雷，布设反坦克雷场，当时运来的弹药也多，一个连队达几十吨，全连先一箱箱运进地下坑道弹药库，夜里布设雷场又要搬出，一个反坦克地雷7公斤重，我们一个连布雷共上千枚。在黑夜里全连每人肩背手提六个反坦克地雷，在半人身的积雪里深一脚、浅一脚的行动，天亮以前必须撤回。埋雷训练是在篮球场，但到了实地和操场相差太远，这儿一个坎，那儿一个坑，这儿一片草，那儿一颗树，只能因地制宜，机械的口诀根本用不上。埋雷时还要考虑到日后的排雷。出去埋雷由连长在前带队，指导员在后压阵收容。天黑伸手不见五指，但带出去多少人，必须带回来多少人，一个不能少。地雷带出去多少个，埋了多少个，还剩多少个也必须一清二楚。记得有一天夜里出去埋雷返回时，把一个身强力壮的新疆阿勒泰兵累倒在雪地里起不来，我和最后收容的两个战士拉了几次才把他拉起来。当时心想，这个兵平时一天打三、四场篮球也不在话下，照常训练、工作，但战备期间白天黑夜连轴转，这样身强力壮的战士都累到了，可见当时每天的工作量有多大！埋雷回来后还要在天亮前挖雪清理战壕、交通壕，保持良好的作战状态。尽管这样紧张艰辛，没有一个官兵叫苦叫累，大家的口号是“掉皮、掉肉，不掉泪”，“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虽然一级战备在三月份就结束，但全连官兵团结一心、不怕困苦的战斗气势给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
有次塔城军分区卫生所几名医生和女护士到站。当他（她）们从地下坑道进入地面阵地时，每天从战壕清挖出去的雪结成两米高的冰墙，在地面阵地行动根本不用弯腰，直着身子举起胳膊，外面也看不见。看到战士们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生活、战备、训练。都说“战友们太伟大、太辛苦”。
额敏河边防站战备期间干部战士的决心书、请战书、血书，我保存了多年、舍不得丢掉，一直到百万大裁军我转业离开了部队时才清理掉，现在想起真后悔。
在额敏河边防站，不仅有艰苦戍边的回忆，也有许多趣闻轶事。那时营区里一天到晚欢声笑语不断，从早到晚，出操声、唱歌声、集合站队口号声、声震山岳，战歌嘹亮。每天中午和晚饭后的篮球、排球比赛、扣人心弦。除正课训练，军体、障碍场、投弹场外，互帮互学活动有声有色。
最有意思的趣事是额敏河打鱼，别的边防站无此条件，只有我们额敏河站有。每年3月冰雪开始融化，洪水下泄，河水上涨，境外阿拉湖的大鲤鱼逆水而上到额敏河道产卵，这时是额敏河打鱼的最佳时候。很多从塔城、裕民等地来的人都到额敏河边打鱼，给管理造成一定的混乱，我们额敏河边防站在此期间安排人员，组成打鱼队，一方面改善连队生活，一方面加强边渡管理，防止人员外逃。
每当想起在塔城边防的日日夜夜，感触良多，特别是想到连队的生活，我就心潮澎湃，热血沸腾，戍守边防18 年，我把最美的青春华年献给了祖国，献给了北疆，这是我今生的自豪和骄傲，祝愿我的老连队额敏河边防站在新的形势下，强边固防更加生气勃勃，祝愿一茬茬的新战友苦练精兵，为国防建设作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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