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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路运动，又称保路风潮，发生于清宣统三年（1911年），为清朝末年四川、湖北、湖南、广东等省反对清朝政府将地方准备兴建的川汉铁路、粤汉铁路进行国有化而发生的运动。其中四川省的运动最为激烈。
四川保路运动是由立宪派发动和领导的。他们力图把运动控制在和平抗议的范围内，要求人们只求争路，不反官府，不打教堂，更不得聚众暴动。同盟会虽然没有掌握保路运动的领导权，但他们执行“借保路之名，行革命之实”的策略，暗中联络会党，准备武装起义。此次运动因使清廷调派湖北官军前往四川地方镇压，导致守备缺乏，是武昌起事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导火线
[编辑]1904年，由四川省留日学生首倡，经四川总督锡良奏请，在成都设立官办的“川汉铁路总公司”。股本来源除认购之股、官本之股和公利之股外，主要是“抽租之股”，也称“租股”。租股的抽收办法，一般是随粮征集，值百抽三，带有强制性。所抽租股均按市价折银，填给股票，每50两一股，按年领息，路成后可分红利。因此凡是纳税的四川农户皆为公司股东。为保障四川民众权益，《川汉铁路总公司集股章程》55条，明确宣布不借外债，不招外股，专集华股。由于租股占川汉铁路公司股本的比重越来越大，因此四川绅民强烈要求改官办为商办。
1907年，官股退出，名义上成为商办公司，但是公司管理层依然充斥各级官员，如该公司宜昌公司的总理李稷勋，为前邮传部参议；驻上海经理施典章，其在1905年升任公司经理前，曾任广州府知府、琼州府知府、榆林府知府。
1909年张之洞受命督办湖北境内的川汉铁路和湖北湖南境内的粤汉铁路，与英法德美四国签订《湖广铁路借款合同》，借款五百五十万英磅，五厘起息。后张之洞病逝，不久由邮传大臣盛宣怀接手督办。
1911年5月，清廷在盛宣怀的强力推进下，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强收川汉、粤汉铁路为“国有”，由中央借外债修筑铁路。旋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订立借款合同，总额为六百万英镑，四国银行团享有湘鄂境内粤汉、川汉铁路的修筑权和铁路延长修筑的优先权。 1905年收回的粤汉铁路筑路权、四川民众拥有的川汉铁路筑路权因此丧失。而原来地方的集资款概不退现款，只换发国家铁路股票。这引发四川、湖北、湖南、广东各地的反对声浪。各省督抚顺从民意致电朝廷，希望遵从民意，从长计议。盛宣怀本欲与各省一一谈判，分化瓦解危机，但四川由于发生官员亏空案，反对尤为激烈，最后导致保路运动发生。
至保路运动爆发为止，川汉铁路公司总共从民间募集1400万两的股款。因各种困难，宜万铁路（宜昌至万县）段于1909年底方才开工。据估算，其中约700万两用于的建设，对应等值股票，剩余700万两中的300万两，被前广州府知府、时任公司驻上海经理施典章在上海橡皮股票风潮中投机亏空。清中央政府只同意发给四川铁路公司股东大约400万两的国家保利股票，而不负责承担施典章亏空的300万两损失。再加上各种损耗，川汉公司筹集到款项至保路运动发生前就已经消耗损失近半。清廷宣布铁路国有时，川汉公司商人股东本欲藉国有化让政府弥补亏空案损失。川汉铁路公司管理层为了转移各界对集资款去向的质疑[1][2]，商人股东为了保护自己的投资，发动以一般民众为主要群体的中小股东抗争，希望让清中央政府承认官员亏空，否则将反对铁路国有化、并敲打清中央政府摇摇欲坠的统治权威。但清中央政府与盛宣怀拒不答应条件，遂使矛盾激化。[来源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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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路运动又称铁路风潮，是反对清政府出卖川汉、粤汉铁路的群众运动。1911年5月清政府皇族内阁颁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将已归商办的粤汉铁路、川汉铁路收归“国有”，任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并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湖广铁路借款合同》。
清廷出卖筑路权的行径激起各地人民反对。湖南各界群众以铁路公司、咨议局为阵地，积极争路，迫使湘抚杨文鼎奏请清廷收回成命。上奏遭申斥后，民众相继罢工、罢市、罢课，拒交捐税。湖北咨议局亦召开大会抗议，疾呼“存路救国”。
宜昌商股股东纷纷向铁路公司索回股本，铁路工人和附近农民起而支持，与官军发生流血冲突。广东铁路股东反对清廷强占粤路，坚持商办，华侨股东声明“誓死不从”。民众拒用纸币，挤兑银根，以示抵抗。在粤督张鸣岐高压下，股东赴香港成立保路会，继续抗争。
四川斗争尤为激烈，立宪派绅商首先发起保路，五月二十一日(6.17)组织保路同志会，持有租股的农民争相入会，参加者达数十万人。在清廷强行接收宜万段后，群起抗粮抗捐和暴动。七月十五日川督赵尔丰诱捕保路同志会代表蒲殿俊、罗纶等人，查封同志会和铁路公司，并用武力镇压请愿群众，死伤数百人，造成“成都血案”。
清廷饬令解散各地保路同志会，扩大镇压。中国同盟会员龙鸣剑、王天杰等号召保路同志军乘机起义。各路义军攻打成都，久攻不下，转而分兵攻略各州县，发展为全川范围的武装起义，有力地推动了辛亥革命的爆发。 [3] [7]
事件背景
1911年6月1日，为了偿还在上海橡胶股票风暴中向列强的借款，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和督办大臣端方联名向川督王人文发出“歌电”，告以度支部决定的川汉铁路股款处理办法：对公司已用之款和公司现存之款，由政府一律换发给国家铁路股票，概不退还现款。如川人定要筹还现款，则必借洋债，并将以川省财政收入作抵。此电明示，不许川省股东保本退款，而只允换发铁路股票，即政府不但收路，而且夺款。邓孝可原认为“政府接收路，并非接收款”，至此方知政府款路皆收。王人文收电后，知此电一宣，全省必大乱，于是竟压下不宣。盛宣怀、端方又径电川汉铁路公司驻宜昌总理李稷勋，询问是否见到“歌电”，李即致电成都总公司索阅，总公司转询督署。王人文便只得抄示公司，电文公开，全省舆论大哗。同时，端方、盛宣怀等又迭催王人文派员清查铁路公司各地帐目，以便接收，查帐员遭拒。
1911年8月5日川汉铁路股东特别大会后，原先的“文明争路”逐渐转向激烈抗争，出现了群众性的罢市、罢课风潮；进入9月后，更发展为全省抗粮抗捐。 [5]1911年5月，四川保路运动爆发，荣县人民积极响应。8月4日，四川同盟会领导人龙鸣剑及哥老会首领秦载赓将四川各地哥老会首领召集在资中罗泉镇召开会议，决定把保路同志会改为保路同志军，准备武装起义。 [6]
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在清廷的压力下，于9月7日诱捕保路同志会和股东会领导人蒲殿俊、罗纶、颜楷、张澜、邓孝可等，封闭铁路公司和同志会。成都数万群众奔赴总督衙门请愿，要求释放被捕人员，赵尔丰下令开枪镇压，死难三十余人，形势一发不可收拾。 [5]
“成都血案”后，同盟会联合哥老会等反清会党组成同志军，围攻省城。各州县同志军纷纷起兵，彝、藏、羌等少数民族也聚众起义。1911年9月25日，同盟会员吴玉章、王天杰在四川省荣县宣布独立。 [5]
全川形势全面失控，清廷急调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率鄂军入川镇压，武昌兵力空虚，革命党人于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此后短短一个多月，全国有14个省先后宣告“光复”和独立，革命风暴席卷神州大地，大清王朝就此轰然倒塌。这一年是农历辛亥年，故称“辛亥革命”。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