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档案馆中的九一八
战时日本对九一八的认识中，充满了莫名的自豪感和居高临下，而对备受日军折磨的中国百姓则不闻不问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郭一娜 特约撰稿萨苏发自东京 日本对侵华战争的记述中，一般都用地名，很少用数字。所以，九一八事变在日本被称为“满洲事变”。八十年后，打开尘封的日本档案一角，或可由此看出日本人对史料的另一种描述。
从篡改历史到承认“侵略”
在日本，与战争有关的历史博物馆中，广岛原子弹资料馆比较著名。其中，对九一八事变的描述只有半句话。在“昭和时期的广岛”的展示牌中写到：“日军在中国大陆的战争，以1931年的‘满洲事变’为‘引子’，随后1937年扩大到全面战争。”在这里，“满洲事变”被简写成两个字“引子”，至于谁先“引”的，以及战争的本质、内容，完全没有涉及。
不过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日本方面在曾出版的大量文献中均将其描写为中国军队有预谋的策划。其中较为典型的是1932年日本明治天皇御写真帖刊行会发行的精装本《满洲事变及上海事变写真大全集》，在这本描述日军侵占中国东北的照片图册中，日方称九一八事变的起因是“中国东北军部队对柳条湖段南满铁路实施了‘蓄谋已久’的攻击”，目的在于破坏日本控制的这条铁路。日方宣传中并将矛头直接指向一贯坚持抗日态度的东北军边防第七旅旅长王以哲将军，并展示了王以哲将军在教育部下警惕日军的训词——“看哪？营垣西边的铁道”，将其作为“中国军队预谋爆破柳条湖铁路”的“证据”。
这些歪曲性的宣传，令普通日本人很长时间内，一直认为关东军是受到中国军队挑衅才进行还击，引发九一八事变的。
然而，战争结束之后，随着档案材料的浮出水面乃至当事人的供述披露，这一认识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
日本权威文献普遍承认了关东军阴谋策划了这一事变的事实。在1978年编写的《一亿人的昭和史 满洲事变》中，不但承认了九一八事变是关东军的“谋略”，而且在作家杉森久英所写的评论《石原莞尔的哲学》中，明确指出这一阴谋的策划者正是当时在关东军手握重权的石原莞尔和板垣征次郎，他们的目的是借此以武力攻占“满洲”，并以此为日本帝国的势力范围，从而争霸亚洲。杉森写道：“作为事变契机的铁道爆破事件，实际是关东军策划的一起阴谋，这些事情，如今已经是没有人不知道的了。”
极力渲染所谓“排日”
在东京，收藏大量历史资料的档案馆主要有三个，国立公文书馆、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和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在网上查到了国立公文书馆中有关满洲事变的部分资料，其中一条关于“满洲事变”十周年的史料显得很特别。这份资料是1941年9月3日由当时的情报局副局长久富达夫撰写的，其内容是日方如何纪念“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十周年。
“关于满洲事件十周年纪念活动的要领，情报局的方针是，通过十周年纪念，达到让国内外民众统一认识的目的。这个具体认识就是通过满洲事变，满洲国得到了持续的发展，同时这也是日满合作的起点，以此来确立大东亚共荣圈。我们对将来报以光明的希望，并认为这促进了共荣圈内后进国家以及其他列强对日本皇国政策道义感的感召。”
可以看出，战时日本对九一八的认识中，充满了莫名的自豪感和居高临下。而对备受日军折磨的中国百姓则不闻不问。
在另一份表明1940年11月29日的“满洲事变奖赏金实绩送付”的史料中，记录如下，“本月20日，我们已经制定了满洲事变奖励金提出和申请方案。”
另外，日方一方面对“满洲事变”带来的所谓积极变化欢呼雀跃，一方面还着重收集和记录甚至放大此事件对日方而非中方带来的“受害”影响，这一点与如今中日关系稍有风吹草动、日本媒体即渲染中国“排日”如出一辙。
比如在一份名为“关于收缴日货”的资料中写到，“满洲事变发生后，排日货团体仅在上海就收押总额达20万元的日货。收缴的日货分配具体如下，比如总额达800万的话，其中200万给排日团体干部作为手续费，200万给汪精卫等人作为政治活动费，剩下的400万当做国产银行设立费，但是国产银行的股东也主要是排日团体干部安排的。”
不仅在国立公文书馆，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的资料中，诸如“满洲事变之后的以上海为中心的排日状况”、“满洲事变以及在留日本人的保护、引渡、避难及受害”等文件也不在少数。
此外，日军也对满洲事件提供了充足的后勤保障。在防卫省防卫研究所一份关于“陆军省-陆满普大日记”中的一篇记载到，关于满洲事件费的使用，支付给陆军第一师团。其中包括满洲事件费、用品费、军粮费、运输费、患者费、工资、旅费等。”
尽管在九一八事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日本相关史料有意隐去了战争爆发的真正原因，而是用军国主义观渲染着九一八事变对“大东亚共荣圈”的贡献。然而，日本军队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终在历史上留下惨烈的一页。
本报特约记者节选了一些上世纪30年代日本为战争宣传而留下的影像，这些来自侵略者鼓吹战争的记录，却也同时为其在华的累累罪行留下了铮铮铁证。
“可惜啊，这北大营的情况！日本进攻北大营时我们兵力将近八千人，敌方不过几百人。可我们竟然要放弃！结果被他们一步步地撵，一直撵到关里啊！ ”——第四十七军军长王铁汉
1931年9月18日傍晚，随着柳条湖铁路方向一声爆炸，日军突然袭击沈阳北大营驻军，九一八事变爆发。由于中国东北军政当局措手不及，在不抵抗政策的支配下，日军迅速占领沈阳、吉林、长春等地，东三省十四年的沦陷就此开始。
日军攻占东北军在沈阳的驻地北大营，是九一八事变最关键的一步。对于中国军队来说，这是一场异常窝囊的交锋——北大营守军东北军边防第七旅在日军攻击下，由于接到“不抵抗”的命令，大部未经战斗即撤出营地。第七旅总兵力八千人，装备精良，而进攻的日军不过六七百人，十几倍于日军的东北军在日军炮击下伤亡惨重，却连自卫还击都不敢。
值得一提的是，日军在这次战斗中，首次使用了军犬部队，但战果不佳。
此战中的军犬部队指挥官板仓繁大尉曾担任日本陆军步兵学校军用犬课研究主任，被称为“日本军犬之父”。正是他从欧洲引进犬种，改良了日本军犬品种，使其成为日军侵华战争的重要帮凶。日本军犬饲养起自1914年，并设有研究班。但当时负责这一工作的研究班长吉田中佐偏重采用日本本地犬种，因此导致日本军犬事业前期发展不快。板仓接任军用犬课主任后，在千叶建立了军犬育成所，专门为关东军培育军犬。
九一八事变前，在东北的日军所用军犬开始进入实战水准。板仓大尉指挥军犬部队参加了进攻北大营的战斗，其中最被寄予希望的是其从日本带来的三条军犬，分别名为“那智”，“金刚”和“玛丽”。它们都属于板仓亲手训练的四条种犬，因为考虑到此战有一定危险性，故此留下了另一条“朱莉”没有参战。虽然觉得有一定危险性，但日军普遍认为东北军将一触即溃，故此才有意在战场上测试军犬的使用。
然而，实战中却完全未能达到预期效果。板仓训练的三条军犬的确如所期望的那样，冒着枪声炮声率先冲向了东北军兵营，但随即失踪。战斗结束时，日军发现金刚和那智两犬均被东北军官兵杀死，而玛丽干脆就此不知去向。
这个结果也出乎板仓的意料，然而，这位“日本军犬之父”显然来不及作什么改进工作了。1931年11月27日，板仓大尉在进攻锦州的战斗中被东北军装甲部队击毙于饶阳河。
东北兵工厂损失惨重
第七旅所辖三个团，有两个团很快溃退出北大营，放任日军占领——北大营也因此成为不抵抗政策的标志。与此同时，日军迅速占领沈阳周边的机场，兵工厂及市区等要地，除在市区遭到黄显声指挥警察一部进行抗击外，几乎兵不血刃。
在日方记者留下的照片中，显示了当时我方在沈阳的损失之惨重，仅仅兵工方面被日方夺去的装备就令人扼腕。
“步枪约15万支，子弹约3百万发，迫击炮约6百门，炮弹约40万发，山、野、重炮约250门，炮弹约10万发，火药约40万磅。”
这是一张令人惊讶的清单，列在其上的，便是九一八事变中，日军从中国沈阳兵工厂掠去的军用物资。事变发生后，日军分路攻占沈阳各处机关工厂，东北军全无应变准备，又奉不抵抗命令，各要害部门除少数官兵基于义愤进行抵抗外，大多开门揖盗，静候日军占领。当晚八时许，日军天野六郎少将率步兵第16联队，已前出到沈阳飞机场及兵工厂以东地区，占领了有“远东克虏伯工厂”之称的沈阳兵工厂和东塔飞机场。兵工厂存放的大量现成枪炮，弹药，其数量极多，全部落入日军之手。
占领该兵工厂后，很多日军看到在厂内加工台上正在制作的24公分大口径榴弹炮炮身后都惊讶不已，认为该厂在规模和技术上，并不比大阪炮兵工厂差。不少日军即以此种炮身为背景摄影留念。事变发生前，张学良的幕僚曾建议其将兵工厂内迁，但尚未行动，九一八事变已经爆发。奉系在沈阳兵工厂曾先后投入了折合法币二亿八千多万元的奉票和大洋，结果使东北军成为全国各路军阀中装备最好的军队。可惜，这样一个大型兵工企业，却拱手让给了日本，其中已经造备完毕的大批武器，也落入日军之手。
屈辱下的奋起还击
整个沈阳北大营驻军中，只有620团虽然在严命下最初也未敢还击，但最终开始了反击。身处第一线的团长王铁汉深感局势危急，这绝非上峰所料可以避免的小规模冲突。因此，王铁汉拒绝了将弹药入库的命令。午夜，在日军炮击下伤亡很大的620团才接到撤退命令，但出营的道路已被日军封锁，无可选择之下，王铁汉与第七旅参谋长赵振藩商议后下令还击，在毙伤日军数十人后冲出北大营。
在九一八之夜的屈辱中，按捺不住的不仅仅是王铁汉团，东北军讲武堂学员一部也曾主动对日军发起攻击，己方阵亡一名连长。
在抗日战争中，王铁汉将军曾率部参加长城，淞沪，徐州，上高等会战，苦战日寇，官至第四十七军军长。抗日战争后的1948年4月，王铁汉陪同马占山等参观北大营，十分激动地说，“可惜啊，这北大营的情况！日本进攻北大营时我们兵力将近八千人，敌方不过几百人。可我们竟然要放弃！结果被他们一步步地撵，一直撵到关里啊！ ”说着说着王铁汉突然哭了起来，连说“惨不惨？惨不惨？”马占山等人也跟着失声痛哭。
日军传唱的《北大营之歌》中，有这样的句子形容此战——“倒在齐腰深的壕沟中，被子弹击毙的战友(指日军)尸体就在脚下，踏着他们继续前进，前面是敌军(指中国军队)以坚固著称的层层铁壁，苦战之惨烈如同修罗场。不断有人被敌军射出的子弹打中……”
仅仅王铁汉团最后时刻展开的战斗已经让日军感觉如同“修罗场”，假如没有那个“不抵抗”，我们可会轻易丢了北大营？虽然日本记者拍摄的照片已经经过了八十年的风雨，依然让人感到那个时代的痛切。
战时日本对九一八的认识中，充满了莫名的自豪感和居高临下，而对备受日军折磨的中国百姓则不闻不问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郭一娜 特约撰稿萨苏发自东京 日本对侵华战争的记述中，一般都用地名，很少用数字。所以，九一八事变在日本被称为“满洲事变”。八十年后，打开尘封的日本档案一角，或可由此看出日本人对史料的另一种描述。
从篡改历史到承认“侵略”
在日本，与战争有关的历史博物馆中，广岛原子弹资料馆比较著名。其中，对九一八事变的描述只有半句话。在“昭和时期的广岛”的展示牌中写到：“日军在中国大陆的战争，以1931年的‘满洲事变’为‘引子’，随后1937年扩大到全面战争。”在这里，“满洲事变”被简写成两个字“引子”，至于谁先“引”的，以及战争的本质、内容，完全没有涉及。
不过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日本方面在曾出版的大量文献中均将其描写为中国军队有预谋的策划。其中较为典型的是1932年日本明治天皇御写真帖刊行会发行的精装本《满洲事变及上海事变写真大全集》，在这本描述日军侵占中国东北的照片图册中，日方称九一八事变的起因是“中国东北军部队对柳条湖段南满铁路实施了‘蓄谋已久’的攻击”，目的在于破坏日本控制的这条铁路。日方宣传中并将矛头直接指向一贯坚持抗日态度的东北军边防第七旅旅长王以哲将军，并展示了王以哲将军在教育部下警惕日军的训词——“看哪？营垣西边的铁道”，将其作为“中国军队预谋爆破柳条湖铁路”的“证据”。
这些歪曲性的宣传，令普通日本人很长时间内，一直认为关东军是受到中国军队挑衅才进行还击，引发九一八事变的。
然而，战争结束之后，随着档案材料的浮出水面乃至当事人的供述披露，这一认识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
日本权威文献普遍承认了关东军阴谋策划了这一事变的事实。在1978年编写的《一亿人的昭和史 满洲事变》中，不但承认了九一八事变是关东军的“谋略”，而且在作家杉森久英所写的评论《石原莞尔的哲学》中，明确指出这一阴谋的策划者正是当时在关东军手握重权的石原莞尔和板垣征次郎，他们的目的是借此以武力攻占“满洲”，并以此为日本帝国的势力范围，从而争霸亚洲。杉森写道：“作为事变契机的铁道爆破事件，实际是关东军策划的一起阴谋，这些事情，如今已经是没有人不知道的了。”
极力渲染所谓“排日”
在东京，收藏大量历史资料的档案馆主要有三个，国立公文书馆、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和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在网上查到了国立公文书馆中有关满洲事变的部分资料，其中一条关于“满洲事变”十周年的史料显得很特别。这份资料是1941年9月3日由当时的情报局副局长久富达夫撰写的，其内容是日方如何纪念“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十周年。
“关于满洲事件十周年纪念活动的要领，情报局的方针是，通过十周年纪念，达到让国内外民众统一认识的目的。这个具体认识就是通过满洲事变，满洲国得到了持续的发展，同时这也是日满合作的起点，以此来确立大东亚共荣圈。我们对将来报以光明的希望，并认为这促进了共荣圈内后进国家以及其他列强对日本皇国政策道义感的感召。”
可以看出，战时日本对九一八的认识中，充满了莫名的自豪感和居高临下。而对备受日军折磨的中国百姓则不闻不问。
在另一份表明1940年11月29日的“满洲事变奖赏金实绩送付”的史料中，记录如下，“本月20日，我们已经制定了满洲事变奖励金提出和申请方案。”
另外，日方一方面对“满洲事变”带来的所谓积极变化欢呼雀跃，一方面还着重收集和记录甚至放大此事件对日方而非中方带来的“受害”影响，这一点与如今中日关系稍有风吹草动、日本媒体即渲染中国“排日”如出一辙。
比如在一份名为“关于收缴日货”的资料中写到，“满洲事变发生后，排日货团体仅在上海就收押总额达20万元的日货。收缴的日货分配具体如下，比如总额达800万的话，其中200万给排日团体干部作为手续费，200万给汪精卫等人作为政治活动费，剩下的400万当做国产银行设立费，但是国产银行的股东也主要是排日团体干部安排的。”
不仅在国立公文书馆，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的资料中，诸如“满洲事变之后的以上海为中心的排日状况”、“满洲事变以及在留日本人的保护、引渡、避难及受害”等文件也不在少数。
此外，日军也对满洲事件提供了充足的后勤保障。在防卫省防卫研究所一份关于“陆军省-陆满普大日记”中的一篇记载到，关于满洲事件费的使用，支付给陆军第一师团。其中包括满洲事件费、用品费、军粮费、运输费、患者费、工资、旅费等。”
尽管在九一八事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日本相关史料有意隐去了战争爆发的真正原因，而是用军国主义观渲染着九一八事变对“大东亚共荣圈”的贡献。然而，日本军队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终在历史上留下惨烈的一页。
本报特约记者节选了一些上世纪30年代日本为战争宣传而留下的影像，这些来自侵略者鼓吹战争的记录，却也同时为其在华的累累罪行留下了铮铮铁证。
“可惜啊，这北大营的情况！日本进攻北大营时我们兵力将近八千人，敌方不过几百人。可我们竟然要放弃！结果被他们一步步地撵，一直撵到关里啊！ ”——第四十七军军长王铁汉
1931年9月18日傍晚，随着柳条湖铁路方向一声爆炸，日军突然袭击沈阳北大营驻军，九一八事变爆发。由于中国东北军政当局措手不及，在不抵抗政策的支配下，日军迅速占领沈阳、吉林、长春等地，东三省十四年的沦陷就此开始。
日军攻占东北军在沈阳的驻地北大营，是九一八事变最关键的一步。对于中国军队来说，这是一场异常窝囊的交锋——北大营守军东北军边防第七旅在日军攻击下，由于接到“不抵抗”的命令，大部未经战斗即撤出营地。第七旅总兵力八千人，装备精良，而进攻的日军不过六七百人，十几倍于日军的东北军在日军炮击下伤亡惨重，却连自卫还击都不敢。
值得一提的是，日军在这次战斗中，首次使用了军犬部队，但战果不佳。
此战中的军犬部队指挥官板仓繁大尉曾担任日本陆军步兵学校军用犬课研究主任，被称为“日本军犬之父”。正是他从欧洲引进犬种，改良了日本军犬品种，使其成为日军侵华战争的重要帮凶。日本军犬饲养起自1914年，并设有研究班。但当时负责这一工作的研究班长吉田中佐偏重采用日本本地犬种，因此导致日本军犬事业前期发展不快。板仓接任军用犬课主任后，在千叶建立了军犬育成所，专门为关东军培育军犬。
九一八事变前，在东北的日军所用军犬开始进入实战水准。板仓大尉指挥军犬部队参加了进攻北大营的战斗，其中最被寄予希望的是其从日本带来的三条军犬，分别名为“那智”，“金刚”和“玛丽”。它们都属于板仓亲手训练的四条种犬，因为考虑到此战有一定危险性，故此留下了另一条“朱莉”没有参战。虽然觉得有一定危险性，但日军普遍认为东北军将一触即溃，故此才有意在战场上测试军犬的使用。
然而，实战中却完全未能达到预期效果。板仓训练的三条军犬的确如所期望的那样，冒着枪声炮声率先冲向了东北军兵营，但随即失踪。战斗结束时，日军发现金刚和那智两犬均被东北军官兵杀死，而玛丽干脆就此不知去向。
这个结果也出乎板仓的意料，然而，这位“日本军犬之父”显然来不及作什么改进工作了。1931年11月27日，板仓大尉在进攻锦州的战斗中被东北军装甲部队击毙于饶阳河。
东北兵工厂损失惨重
第七旅所辖三个团，有两个团很快溃退出北大营，放任日军占领——北大营也因此成为不抵抗政策的标志。与此同时，日军迅速占领沈阳周边的机场，兵工厂及市区等要地，除在市区遭到黄显声指挥警察一部进行抗击外，几乎兵不血刃。
在日方记者留下的照片中，显示了当时我方在沈阳的损失之惨重，仅仅兵工方面被日方夺去的装备就令人扼腕。
“步枪约15万支，子弹约3百万发，迫击炮约6百门，炮弹约40万发，山、野、重炮约250门，炮弹约10万发，火药约40万磅。”
这是一张令人惊讶的清单，列在其上的，便是九一八事变中，日军从中国沈阳兵工厂掠去的军用物资。事变发生后，日军分路攻占沈阳各处机关工厂，东北军全无应变准备，又奉不抵抗命令，各要害部门除少数官兵基于义愤进行抵抗外，大多开门揖盗，静候日军占领。当晚八时许，日军天野六郎少将率步兵第16联队，已前出到沈阳飞机场及兵工厂以东地区，占领了有“远东克虏伯工厂”之称的沈阳兵工厂和东塔飞机场。兵工厂存放的大量现成枪炮，弹药，其数量极多，全部落入日军之手。
占领该兵工厂后，很多日军看到在厂内加工台上正在制作的24公分大口径榴弹炮炮身后都惊讶不已，认为该厂在规模和技术上，并不比大阪炮兵工厂差。不少日军即以此种炮身为背景摄影留念。事变发生前，张学良的幕僚曾建议其将兵工厂内迁，但尚未行动，九一八事变已经爆发。奉系在沈阳兵工厂曾先后投入了折合法币二亿八千多万元的奉票和大洋，结果使东北军成为全国各路军阀中装备最好的军队。可惜，这样一个大型兵工企业，却拱手让给了日本，其中已经造备完毕的大批武器，也落入日军之手。
屈辱下的奋起还击
整个沈阳北大营驻军中，只有620团虽然在严命下最初也未敢还击，但最终开始了反击。身处第一线的团长王铁汉深感局势危急，这绝非上峰所料可以避免的小规模冲突。因此，王铁汉拒绝了将弹药入库的命令。午夜，在日军炮击下伤亡很大的620团才接到撤退命令，但出营的道路已被日军封锁，无可选择之下，王铁汉与第七旅参谋长赵振藩商议后下令还击，在毙伤日军数十人后冲出北大营。
在九一八之夜的屈辱中，按捺不住的不仅仅是王铁汉团，东北军讲武堂学员一部也曾主动对日军发起攻击，己方阵亡一名连长。
在抗日战争中，王铁汉将军曾率部参加长城，淞沪，徐州，上高等会战，苦战日寇，官至第四十七军军长。抗日战争后的1948年4月，王铁汉陪同马占山等参观北大营，十分激动地说，“可惜啊，这北大营的情况！日本进攻北大营时我们兵力将近八千人，敌方不过几百人。可我们竟然要放弃！结果被他们一步步地撵，一直撵到关里啊！ ”说着说着王铁汉突然哭了起来，连说“惨不惨？惨不惨？”马占山等人也跟着失声痛哭。
日军传唱的《北大营之歌》中，有这样的句子形容此战——“倒在齐腰深的壕沟中，被子弹击毙的战友(指日军)尸体就在脚下，踏着他们继续前进，前面是敌军(指中国军队)以坚固著称的层层铁壁，苦战之惨烈如同修罗场。不断有人被敌军射出的子弹打中……”
仅仅王铁汉团最后时刻展开的战斗已经让日军感觉如同“修罗场”，假如没有那个“不抵抗”，我们可会轻易丢了北大营？虽然日本记者拍摄的照片已经经过了八十年的风雨，依然让人感到那个时代的痛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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