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的真相: 为除掉项英，谁导演了“皖南事变”
在毛泽东的党史中，1940年10月发生的“皖南事变”被描绘成是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的一起反共阴谋事件。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的“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更是广为人知。
然而，随着史学家的深入研究，发现真相并非如此。
当时，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强令黄河以南的新四军、八路军在一个月内全部撤到江北，毛泽东在拖延了不少时日后，于1941年1月4日下令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的支队9千多人由云岭出发北移。在行至皖南泾县茂林时，遭到国民党军8万多人的伏击，新四军除2千人突围外大部份被俘或阵亡。军长叶挺与国民党军队谈判时被扣押，项英、周子昆被毛泽东内部叛徒杀害。显而易见，不争的事实是：国民党军队的确伏击了新四军，导致其遭受重创。
但是，原因何在？！
众所周知，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军事政变后，蒋介石被迫与近于被消灭的毛泽东武装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根据国共达成的协定，红军在南方的游击队开始接受国民政府改编而集结成为新四军，并接受最高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换言之，新四军在编制上属于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领导。
可是，拿着国民党军饷的新四军却听命于延安的毛泽东。据历史学者辛灏年的研究，当时毛泽东拟定了与“国民党顽固派”作坚决斗争的三个手段，即要在各方面对正在领导抗日的国民党“顽固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要以军事进攻及军事发展来压迫和打击正在领导抗日的国民党“顽固派”、要以阴阳两谋对外“高喊团结抗战”以欺骗舆论。总之要保证毛泽东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新四军只需图扩张和发展，只准相机袭击伪军和只在需要时才允许迎击小股日军。秉承着这样的命令，新四军自成立以来，就从来只图发展和扩张，甚至拒绝听从国民政府的命令。后来大了宣传的所谓著名的韦岗战役、黄桥战役等所谓七战七捷，以及西路战役等，便全部打的是内战，全部打的是国民党正在抗日的“顽固派”，特别是曾血战台儿庄的韩德勤等部。
皖南事变后，蒋介石发表讲话，明确指出，此次不过是“整饬军纪的问题”，“凡违令乱纪的军人，在所必惩，至于称兵作叛，袭击友军，侵占防地，妨害抗战的军队，更必然的须解散。这是抗战治军的天经地义……”。
但周恩来1941年1月 17日晚写的“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次日在重庆《新华日报》三版开“天窗”处见报时，曾经引起轰动。不明真相的读者误以蒋为祸首，毛泽东更大力推波助澜，将事件渲染成蒋准备投降日寇的重大步骤。
1941年1月29日，当时亲共的并有相当影响的民营报纸《大公报》，曾对皖南事变的真相及其来龙去脉、经过与结果，有过较为公正、平实的报道：“据据第三战区长官顾祝同电称，‘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违抗命令，不遵调遣，自上月以来，在江南地区，集中全军，蓄意扰乱战局，破坏抗日阵线，复于本月4日袭击第40师，乃为紧急处置，将该军解散编遣，军长叶挺就擒，交军法审判，副军长项英在逃，通令严缉’云云。这一件事，甚使国人震惊，而尤恐牵动抗日大局。就我们所知，这一不幸事件的发生，并非突然而来。据何参谋总长白副总参谋长致朱彭叶项的皓电谓：‘苏北方面，新四军陈毅管文蔚等部，于7月擅自由江南防区渡过江北，袭击韩主席（德勤）所属陈秦运部，攻陷如皋之古溪蒋霸等地后，又陷秦于黄桥及泰县之蒋堰曲塘，到处设卡收税，收缴民枪，继更成立行政委员会，破坏行政系统，并截断江南江北补给线。
统帅部虽严令制止，仍悍不遵命，复于10月4日向苏北韩主席部猛攻，韩部独6旅16团韩团长遇害；5日又攻击89军，计划去该军33师师长孙启人，旅长苗端体以下官佐士兵数千人，5日晚又继续袭击，致李军长守维翁旅长秦团长等被冲落水，生死不明，其他官佐士兵遇害者不计其数。现韩主席部已继续撤至东台附近，而该军尚进攻不已’云云。这种自乱阵线、袭攻友阵的行动，依军纪，本应予以制裁，而统帅部初未采取断然处置，在主要可谓已极宽大忍恕，若在一般军队必不能邀此宽典。统帅部之所以如此，据我们揣想，当然是为了顾念团结之局，不愿以小不忍而乱大谋。新四军北移之命，曾经延展一个月，迄最近展延之期亦已逾过，在中央规定的路线上曾有该部的辎重及政治工作人员渡江北移，而该部大队则不北而南，更于途中袭击四十师，因此乃有解散编遣的紧急处置。以上所述，是此次新四军事件的综合经过。这事实，至为不幸，而就军纪军令以言，统帅部的处置是无可置议的。”
《大公报》的这篇报道，道出了事变真相，也道出了事变的前因后果，即因为新四军不仅不听从调遣，反而袭击国民党抗日部队，终于导致国军痛击。
但悲剧仍然在于，当总参谋部向延安反映新四军情况时，他们并不知道，新四军执行的正是延安的命令，毛泽东藉口抗日以扩张，藉口抗日以反蒋。
皖南事变祸根在毛泽东。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长的王明在延安写了首《悼皖南事变牺牲的项英同志》的律诗，前四句为：“毛泽东家诡计蒋家兵，主要目标杀项英。举国劳工哭柱石，全民抗战损干城。”很明显，诗中意指皖南事变项英被杀，乃毛泽东借刀杀人的诡计造成的。对此毛泽东御用学者认为“是王明的偏见臆断”。
但这不是空穴来风。项英是湖北武昌人，1913年进布厂当工人，1920年起从事工人运动。1922年4月加入中共，曾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是中共三届至六届中委，六届中央常委，并在共产国际六大上当选为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斯大林特别器重这位工人出身的领袖，单独接见，勉励有加之余，亲赠钢笔、手枪，手枪柄上刻着俄文：项英同志存念-约•维•斯大林-1928年6月23日-莫斯科。
项回国后一度是毛泽东的上级，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支持王明、博古。红军主力北上后，项留下坚持了3年游击战争。至抗战爆发后，1937年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将南方8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任命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由于叶挺于广州起义后脱离毛泽东，故新四军实际由项英掌权。
如上所述，毛项早有过节，对项受斯大林青睐，毛泽东不无嫉妒。1937年11月毛泽东六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正式独揽大权，但项英不买他的帐，在新四军发展方向上与毛泽东针锋相对：毛泽东主向北，向敌后发展；项主向南，向国统区发展。这就埋下了皖南事变的伏线。毛泽东项斗争第一回合是1940年1月 19日中共中央指示：新四军第4、5两支队归中原局刘少奇指挥，项英所部削减了三分之二。第二回合是同年5月5日，毛泽东瞒着项英，命令八路军黄克诚等部队“配合新四军各部在一年之内，在扬子江以北的华中地区，建立统一的根据地”，“整个行动归刘少奇指挥”。项英获悉后怨愤难平，当即3次上书中央，请求公开撤职。
承前所述，1937年8月1日，即芦沟桥事变后不久，毛泽东就发出了“关于对南方各游击区的指示”，该指示曾明确指出，“红军游击队在保存和改编革命武装以及保证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下，可以与当地国民党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以取得合法地位”。
毛泽东南方各地残余武装和零散武装人员，正是在毛泽东这一指示下，开始接受国民政府改编而集结成为新四军，并“接受最高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但由于毛泽东在它8.1指示和其它指示中，曾一再地和明确地指示，要保证毛泽东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一再地和明确地指示，新四军只需图扩张和发展；一再地和明确地指示，如有人妨碍和阻止新四军的发展与扩张，能坚决消灭者则坚决地消灭之；一再地和明确地指示，新四军只准相机袭击伪军和只在需要时才允许迎击小股日军。由是，新四军自成立以后就只图发展和扩张，只打友军和不打敌军。所谓著名的战役全部打的是内战，即全部打的是国民党正在抗日的“顽固派”，特别是曾血战台儿庄的韩德勤等部。打赢了，便是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的胜利；打输了，便是国民党“顽固派”打击了“抗日”的新四军。连嗣后大陆的编剧、导演和演员们所编纂演的新四军英雄业绩，诸如名噪一时的“东进序曲”等，都歌颂的是新四军打内战，而没有什么抗日的影子。
近年来，解放军的一些军史专家们，在他们对新四军军史的深入研究中感到了深深的痛苦。因为他们发现，如果说八路军还勉强配合国民党军队打了一场平型关战斗的话，还在彭德怀的指挥下勉强打过一场所谓的百团大战的话，那末新四军非但没有与日本侵略者打过一仗，而且纯粹是打内战的先锋、主力。不了解这个症结，就不能了解皖南事变发生的历史背景，就不能了解皖南事变何以竟会发生的政治根由。
在了解了皖南事变之所以发生的历史背景和政治背景是新四军一贯地不抗日和打内战之后，人们就可以对诱发皖南事变的直接政治动因厘述清楚了。首先，皖南事变，发生在毛泽东的“反对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高潮”之中，发生在毛泽东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理论、策略和阴谋之后；皖南事变是毛泽东一系列“反顽”指示和决策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其次，皖南事变之所以发生，还因为毛泽东曾于1940年5月4日代表中央给东南局写了一封指示信，这封指示信具体指示新四军应如何“打顽”。显然，毛泽东的这些指示，不仅要属于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领导的新四军，绝对地不听从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而且还要坚决地反对这一领导，直至造成皖南事变的发生。由于毛泽东已经明确地向新四军下达了绝对不许服从最高统帅部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命令的命令，所以新四军才会绝对不服从最高军事委员会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关于新四军调动的命令。岂但不服从，甚至还借调动擅自改变行军路线，屡屡大规模袭击国民党抗日军队，招致了它自己的杀身之祸——也就是说，国民党的抗日军队终于反击了他们。
现在党史研究家们已经承认了新四军绝对不服从最高统帅部命令的事实。“在1940年12月3日和1941年1月3日，蒋介石曾两次致电叶挺，提出：‘新四军应在繁昌、铜陵渡江，在无为附近集中，然后按规定路线北上。’”然而，“皖南新四军最后选定的行军路线并没有得到国民党的同意”，因为“1940年12月23日中央军委命令皖南部队全部以战备姿态绕道茂林、三溪、宁国、朗溪到溧阳，然后待机北渡。12月26日中央又电项英，对他们一再拖延、迟迟不愿北移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项英在收到批评后，于12月28日召开了会议，决定北移路线为：向南绕道茂林、三溪、旌德、宁国，迂回天目山到溧阳。
显然，这是按照中央的命令提出的”。这显然是对最高军事委员会命令的彻底违背。
所以，当时了解真相的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长的王明，在延安写下“毛泽东家诡计蒋家兵，主要目标杀项英”的诗句。
当时，了解真相的《大公报》记者曾感慨地写道：到民国25年（1936年）冬西安事变以后，共产党取消了建制，共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军令统一了，最高统帅权确立了，国家的统一规模才算告成。我们必须切记，国家这点统一规模，是经过28年的内战，流了无量的血，付了无数的牺牲，才产生出来的。我们更须切记，假使我们国家没有这点统一的规模，我们根本就没有发动这次民族自卫战争的资格。这样艰难得来的国家统帅权，我们全体国民必然要坚持拥护，业已统一了的国家，我们全体国民必不让它分裂！
《大公报》记者亦曾更加悲哀地评论：八路军和新四军成为华北、华中两支独立的军队，配著他们的边区政府、抗币、共产党旗、国际歌……成为一个独立的体系。若干友邦人士从重庆飞向延安，乃有“一个中国还是两个中国”之感。
然而，善良的《大公报》记者并不知道，从毛泽东向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提出“四项保证”的第一天起，毛泽东就开始借口抗日以扩张了，就开始利用抗日以再一次制造两个中国了。谁要是妨碍了它的扩张和分裂行为，谁就成了它的死敌，谁就要被毛泽东“坚决、彻底、乾净、全部地消灭之”。皖南事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逼出的一场军事和政治事变。
据历史学者辛灏年介绍，1968年冬他的一批中学同窗被毛泽东下放到皖南新四军军部所在地泾县茂林地区“接受再教育”时，他们所听到的话无疑曾叫他们、也叫辛灏年大吃一惊。当地的老辈们在谈到当年的皖南事变时，竟在私下里对他们说：“哪里是国民党打共产党，是共产党把国民党打火了，才挨的打。”
历史的真相是隐瞒不住的。
(穆岸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