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之前， 日本人并没又全面侵略中国的能力， 即便是全面占领东北的能力都没有。 张作霖曾经对张学良讲过对付日本的办法：招集辽宁各县的警察局长开个会，动员人力，一夜之间就把南满铁路的铁轨都埋到地底下了。然后二十万东北军主动打大连的一万五千日本兵。“咱干嘛要怕小日本呢？”张老帅这样说过。这里讲述的历史是一位警察，即便一个警察， 真心抵抗也能对日本鬼子造成重大损失。 通过这个故事我们也能看到， 张学良蒋介石是怎样为了内斗政权而卖国投降。
九一八事变，东北军中人称三个省只有两个明白人，就是辽宁省长臧式毅和黄显声。九一八事变前，臧曾多次苦苦警告张学良日军即将动手，并派黄专门跑到北平去见张报告危险，张时吸毒又患伤寒，到协和医院住院，显得思维精力都不充足。回复都是要求镇定，万一打起来不抵抗，等待“九国公约”的调停等等。。。臧自知无力回 天，在九一八发生时悲愤地让东北军参谋长荣臻“赶快出去调兵遣将收复沈阳吧”，自己则以地方官守土有责留下办交涉不肯离去，后绝食未死，被日方拉入伪政府，未保晚节。
黄则另有主张，九一八事变前，八月底他已经通过当时的警务督察长熊飞弄到日军情报，知道事变即将发生（这也是黄到北平见张学良的直接原因），黄不肯坐以待毙，回沈阳后当即下令将下属58个县的警察队公安队扩充成12个总队，并发放枪支弹药。这个举动意味深长，这批枪支成了后东北各路义勇军中的主要武器来源之一。后来的东北抗日义勇军中，原东北的警察人员占了相当高的比例，而且多位著名的义勇军指挥官，比如邓铁梅，王凤阁，高玉山等都是原东北警察出身。而黄对沈阳的警察也进行了充分的部署，将2，000名警察组织起来，编成一个总队并发枪，自己从9月初即昼夜不离办公室，随时准备应变。所以九一八事变刚刚发生，他率领的警察总队（相当于武警，不包括治安警和交通警）已经离开机关，投入抗击。
后来的救国会执委朱焕阶9月19日晨曾赶到警务处打探消息，却见铁门紧闭，有几只麻雀啄食。向周围人打听，前一天夜里有人看到，黄部警察的动作极快，第一声炮弹的爆炸声刚刚响过就开始行动，离开机关，显然是早有部署。
当时沈阳主要兵力包括王以哲的第七旅，总部卫队，张学良的卫队营，讲武堂学兵和黄显声的警察部队。事变爆发的时候，王以哲和两个团长都不在部队（王第二天下午才便衣出城，在郊外与部队汇合），第七旅苦苦等待命令，最后等来的却是 -- 不许抵抗，任其占领营房缴械。该部靠下级军官自发组织才勉强突出重围，损失惨重。卫队的负责人是荣臻的儿子荣子恒，因为形势紧张，当天被派率部到野外进行为期八天的拉练，所以没有加入战斗。（谁能说王，荣不是明白人呢？还有当时因为各种事情不能到任的吉林省主席张作相，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学生们听到枪声 怎么也找不到的讲武堂负责人周濂中将，哪个，不是明白人？风雨欲来，都躲开不表态）。各部只有黄显声部和讲武堂学兵（五连连长张占元阵亡）主动进行了抵抗黄显声指挥警察在二经街一带依靠简单的街垒与日军对战多时，最终，在日军坦克的攻击面前，只有轻武器的警察伤亡太重，被迫撤离。黄在撤退时嘱咐警察和公安队官兵尽量携带武器弹药撤退，连夜经过新民向锦州集中待命。由于准备充分，沈阳警察部队撤退到锦州是动作最快，损失最小的。
当时，东北军参谋长荣臻也到锦州办公，援军也陆续到达。荣是个旧式军人，有鸦片瘾，又知道张学良信任黄显声。故此事务皆付黄显声。后国联有员来调查，与荣臻交谈时发现他未及收拾的烟具，于是对翻译说：“这样的将军怎么能抵抗日本军队呢？”又问荣九一八时为何不抵抗。荣回答没有上级命令。国联的人走后，荣臻 悔恨交加，当即砸毁烟具，向张学良发出一封急电，要求带一个旅到前线和日军拼命。12月后荣在军事指挥上逐渐发挥正常作用。
日军土肥原贤二则与汪精卫曾称为“智勇仁”的大汉奸凌印青（海城人，早期国民党人，与杨宇霆交厚）勾结，派出高级特务仓岗繁等十人到辽西和凌汇合，在盘山组建伪军“东北民众自治军”。黄显声针锋相对，他利用该伪军第一师第一旅旅长单廷秀是熊飞的学生的关系，通过单策反该军第一师师长项青山，第二师师长张海天。10月27日，两人率军起义，东北军19旅派兵参战，凌及仓岗皆被击毙。
日军继而鼓动张学良堂弟张学成于10月29日接手“东北民众自治军”残部，发给奉天兵工厂武器，试图作为日军前驱进占锦州。张学成一贯认为自己怀才不遇，与堂兄应该分庭抗礼，1931年初曾参加石友三的叛乱。这一次则欣然接受日军指挥，携四名日本顾问上任，号称有18个旅。黄显声请示张学良后，派公安骑兵第二总队进攻张学成部。由于东北地区当时抗日情绪强烈，张学成部也兵无战心，交火后不久即溃散，四名日本顾问和张学成都被乱枪打死，伪旅长荣庭被俘。
在锦州期间，黄励精图治，大力组织和扩充地方武装。而张学良由于年轻和患病，此时处于刘伯承所说“五行不定”的状态。他一面调动了一部分部队到锦州前线， 似有抵抗之意，另一方面支持将锦州一带设为隔离区的方案，随时准备撤离。在军事上，张显得十分消极。黄显声有一次建议既然锦州前线工事构筑不易，不如以攻为守，张当即拒绝。在日军进攻马占山的时候，张坐拥重兵，毫无策应（反而是日军进攻锦州时，极端困难的马占山反攻齐市，试图调动日军北上）。对于黄显声招募的部队和反正伪军，张学良也拒绝给与正规番号，他一方面希望借助这些部队抵抗日军，一方面怕因此形成中国正规军与日军交战的口实。
在这种掩耳盗铃的思维支配下，张学良甚至下令给马占山和丁超等吉黑将领，下令他们部下原来东北军的正规部队一律不得使用正规军番号，只能自称“自卫军”，“救国军”等名义。事实证明，这种做法不但不能减少日军对中国军队的进攻，相反使其进攻更加理直气壮 – 既然对手不是正规军，就只能是“土匪”，“马胡子”了。堂堂正规军一夜之间竟然连自己的番号都不能使用，各路抗战部队也因此而气馁。在这种情况下，黄显声急中生智，将新编部队改称为“辽宁抗日义勇军”，委任项青山为第一路司令，委任张海天（老北风）为第二路司令，委任盖中华为第三路司令。陆续委任达二十余路，自己担任总司令。这就是“抗日义勇军”的最初来历。为扩大抗日武装，黄显声以省警务处名义特别制订了编委方案，规定：凡举义抗日率武装百人者授上尉衔，领来骑兵250人或步兵500人者当任少校营长，领来500骑兵或步兵1000人以上者当任上校团长等等。此讯一传出来，各地爱国志士纷纷来奔锦州，请缨抗战。黄显声授意邓铁梅等人，在辽东等地创建义勇军，并给予经费资助。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阻击日军，给日军第四混成旅很大打击，不得不退出辽西。在打击日军时，黄显声还根据敌情下令破坏桥梁和路段，阻挡进犯日军。
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下野后张学良下令东北军主力于1931年最后一天撤离锦州。在回复记者的访谈时，东北军方面表示在锦州周围与日军进行了激烈的攻防战斗，最后不支撤退，损失五千余人。然而，在当地的外国人和民间团体回忆，东北军的各部，除步兵19旅，骑兵20旅的部分部队，装甲列车队以外，基本与日军未有接触即撤离，撤离时日军还在锦州的百里之外。真正在锦州外围和日军展开了血战的，是黄显声部下的义勇军和公安队。他们与日军在白旗堡，田庄台，盘山，打虎山各地辗转血战，还曾经反攻过营口，给日军造成相当重大的打击。
东北军撤退时，黄显声帅三个骑兵公安总队断后掩护。黄以第一，第二总队掩护机关人员撤退，亲自带第三总队到大凌河畔杨官屯拒敌。1月2日，第8师团西义一部在锦州展开三面围攻之势，黄部与日军渡大凌河部队展开激战，战斗到夜间两点三十分，黄下令炸毁女儿河铁桥阻挡日军追击，部队撤向关内。1月3日，日军占领锦州。义勇军部队，一部随黄显声入关，一部留在当地继续和日军作战。
由于“义勇军”这个名字响亮而且贴切，逐渐成为东北各地抗日军民最为常用的叫法。1935年，田汉，聂耳合作为电影《风云儿女》谱写了主题曲 -- 《义勇军进行曲》。这首脍炙人口的战歌，后来成为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然而，很少有人去细究这里所说的“义勇军”，最初指的是哪一支部队了，它代表的，是白山黑水的关东人，也是全体中国人不屈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