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公司驻亚洲员工的时差之痛

在香港工作的管理人员特拉维斯•达罗(Travis Darrow)几年前不得不在业余篮球赛的下半场退出。原因是：晚上9:30要同美国的同事召开电话会议。

在球队的其他球员欢呼胜利时，达罗却要倾听同事的发言，这些人根本没有意识到在地球的另一端是什么时间。今年35岁的达罗说，他们刚刚起来，正喝著咖啡，而我却正想享受周五晚上的个人时间。这的确令我非常痛苦。

这让他无法忍受。三个月后，达罗接到了一纸调令，回到美国工作。

跨国公司存在天生的缺陷，比如在亚洲的员工面临著24小时的工作日。在这里，以美国东海岸为中心的企业界用手机束缚著员工，带来了紧张的关系，也使员工的眼袋始终无法消去。

当美国东部迎来新的一天时，亚洲那边还是夜晚。中国智联招聘网(Zhaopin.com)的首席执行长刘浩说，我的员工会看到我在凌晨两点发给他们的电子邮件，怀疑我是不是一直在工作。

通常，他的确是这样。有很多夜晚，他都会呆在网上，或是同美国的投资者通电话，一直到凌晨三点左右。

32岁的无线内容创业者David Wong还记得要在清晨两点起床，准备接听三点的电话的情景。为了打起精神，他猛喝咖啡，在房间里跑步，并自言自语以活动声带。有的电话仅有5分钟，然后他就无法入睡了。

有时，时间错位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尤其是三个洲举行会议期间。当亚洲是晚上时，欧洲是午后，而美国则是清晨，而所有人都要保持清醒。最让国际员工头痛的无疑就是“那边是什么时间？”了。

要算出时间其实很容易。东亚的大多数地区，如中国、香港和新加坡，都正好比纽约市早12个小时。因此只需掉换一下上午和下午就可以了。如果是芝加哥，就要再加上一个小时。当美国进入夏令时后，就要增加一个小时。

可能还是有点困难。如果仍不清楚的话，就在谷歌(Google)上输入“香港时间是几点？”

但是真的搞不清楚吗？还是美国那边的同事根本不在乎其它地方是什么时间？在一家为美国零售商制造产品的香港公司中工作的伊恩•斯波汀(Ian Spaulding)说，他们不清楚，也不想解决此类事情。

他领导著位于全球各地的一组员工，并总是在夜晚同他们通话。直到最近升级前，他的公司电子邮件和共享日历系统还不能显示出他早13个小时这一事实，因此人们都同他约在凌晨三点通话，因为他给人的印象是这个时间总有空。

斯波汀说，当你位于公司总部时，其他地区的人实际上并未受到关心。他私下里很羡慕那些在美国工作的人，因为他们能够在晚上安心睡觉。

一些人不愿意以这种方式──在做其它事情时常会有业务电话打进──工作，不过又不能让电话无人接听。“静音”功能是个不错的策略，能够应付在不恰当时间打进的电话。住在北京，同阿迪达斯(Adidas)合作的基蒂•波特(Kitty Potter)说，当我的儿子做在高架椅上向口里塞食品时，我就会把电话调成静音。

但不是所有人都记得调成静音。在香港一家私人资本运营公司工作的丹尼斯•麦克(Denise Mak)在参加一次晚上11点钟举行的电话会议时就被突如其来的声音打断了。

她说，那次会议有几个级别很高的管理人员参加，我们也搞不清楚是谁在打呼噜。每人都感到很尴尬。

波特承认，有一次曾在早上就诊时接到过老板的电话。现在，由于两岁的孩子都是在正常时间睡觉，因此她和丈夫制定了就寝时间后“无电器噪音”的守则。

凯利•阿兰(Kelly Allen)则采取了更加叛逆的做法。这位位于香港的IT经理说服她的美国同事将同她的交流时间压缩到每周二晚上8:45到10点的时段内。这段时间里简直就像打仗一般紧张。

至于文章开头因为时差烦恼而离开亚洲的达罗，生活在美国并未给他带来快乐。在美国，他需要向一个位于亚洲的团队汇报工作，因此在美国也是呆到很晚都无法休息。

去年，他又回到了香港。当你因为头天工作到很晚而在今天9:30或10点才到公司时，至少这里没有人认为你是个懒鬼。

Geoffrey A. Fowl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