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中的美国女性劳动力zt

战争期间的妇女群体从来就是一个不得不被提及的重要话题，而二战时期直到珍珠港事件爆发的前一周，美国国内仍有将近一半的女性成员没有固定工作，也就是说，她们仅仅只是一些再普通不过的家庭主妇。然而随着美国宣布加入二战，成千上万的青壮年穿上军装奔赴前线之后，大后方的很多生产任务似乎就只能交由这些妇女来完成。同时，为了填补军队中大量空缺的一些特殊职位，二战中有超过40 万名女性加入了军队，占到整个军队人数的11% 左右。当然在大后方，人们也几乎可以在各个角落看见这些为战争默默奉献的女性群体：护士、电报员、勤务员、打字员、装配工人等等。虽然她们的职业或许显得有些微不足道，但是她们对于胜利所做出的贡献是无法被抹杀的。

战争的爆发不仅让美国国内的失业率大幅下降，同时也伴随着女性用工数量的陡然攀升。在美国几个主要的工业地区，底特律的女性工人数量从1940 年的4.7 万人一下子提高到了1942年的7.5 万人；而在巴尔的摩，女性用工人数截至1942 年已达到7.9 万人，足足是1940 年的3 倍之多。仅从1942 年1 月至7 月间，各大工厂雇主所能提供的适合女性从事劳动的岗位数量从战前的29% 一下子蹿升到85%，而这些岗位最后有超过三分之二均被女性所占据；这些工种包括气割、焊接、铆接、车铣、装配、放样、质检……除去一些重体力工种之外，当时在美国国内的任何一家工厂内几乎都可以看到女工的身影。

帕斯卡古拉船厂女工的合影

很快，美国民众开始将这些劳动妇女的形象加以浓缩和塑造，并最终虚构出一个叫作“铆工露丝”（Rosie The Riveter）的女性——她勤劳能干又肯吃苦，兼具一个好工人和好母亲的所有美好品质。很多人都认为，美国人为女性塑造形象的动机多少受到了当时邻国的影响：根据女工维罗尼卡·福斯特（Veronica Foster） 的真实情况， 加拿大宣传机构曾在1941 年就以她为原型，创作出了一位“布伦枪女工罗尼”（Ronnie, The Bren Gun Girl）的宣传形象。而美国人的这位“铆工露丝”其原型虽然已无法准确考证，但比较确信的一种说法是，该形象取材自康维尔飞机公司（Convair Corporation）位于圣迭戈分厂的一位名叫罗西娜·博娜薇塔（RosinaBonavita）的铆钉女工，而“露丝”正是车间工友对这位女工的昵称。不管如何，这一形象很快就深入人心并成了当时褒扬女工的一个惯语，后来又随着雷德·埃文斯（Redd Evans）和约翰·劳埃布（John Loeb）创作的同名歌曲迅速成了美国国内的一个流行词汇。

美国媒体同时也开始加大女工的宣传力度，以至于在后来，一个类似于“铆工露丝”的新形象——“焊工温蒂”（Wendy The Welder） 也逐渐流传开来， 其原型是加州里士满自由轮船厂（Richmond Liberty Shipyards） 的一名女焊工珍妮特· 多伊尔（JanetDoyle），不过“铆工露丝”的形象显然更受美国民众的欢迎和肯定。战时广告业委员会不久后就发起了名为“战争中的女性”的宣传活动，鼓励画家多多创作女性题材的海报作品。不过，在这一批海报问世之前，美国民众就已经认识了来自肯塔基州的一位名叫罗丝·门罗（Rose Monroe）的女工，当时她在位于密歇根州的威洛鲁恩飞机制造厂（WillowRun Factory）负责B-24 轰炸机的组装工作。凭借着出色的工作成绩，罗丝很快被拍摄成了宣传电影并让当时的很多人都误认为她就是“铆工露丝”的原型。

但是， 更加完美地诠释了“ 铆工露丝” 形象的却是当时受雇于西屋电气公司的画家霍华德·米勒（Howard Miller）。根据当时公司负责宣传工作的协调委员会的要求，米勒完成了一幅为后世带来巨大影响力的海报《我们可以做到》。今天我们已经无须再为这幅海报进行更多的介绍，坚毅的神情、有力的手臂以及鲜明的口号，这所有的一切不仅让这幅海报成了战时美国女性工人的象征，更是为日后的女权运动赋予了某种精神。

我们可以做到！（霍华德·米勒，1943）

不过在这里我们倒是可以介绍一下米勒创作海报中的这位女性形象的原型——杰拉丹·多伊尔（Geraldine Doyle）。这位外表秀美的安纳堡姑娘在高中毕业后就进入了当地“美国铰钻设备公司”（American Broach & Machine Co.） 属下的一家工厂，成了金属冲压工。在一位美联社国际部记者（姓名已无法考证）的车间拍摄工作中，他无意中抓拍下一张杰拉丹踮着脚尖查看设备运转情况的照片。这张照片后来引起了米勒的注意，通过另外几张杰拉丹的照片，米勒决定以她为与原型，塑造一个积极工作的女性形象，以此来鼓励西屋公司内部的女性员工。不过直到1982 年被重新翻找出来之前，这幅海报的影响力都十分有限，由于属于公司内部作品，这幅海报的印量在当时不足1800 张。

杰拉丹·多伊尔

倒是另外一幅出自洛克维尔的海报作品成了二战期间刻画“铆工露丝”的绝佳代表。在1943杰拉丹·多伊尔 年阵亡将士纪念日的前一天，洛克维尔通过《星期六晚邮报》刊登了一幅反映女工形象的海报，主题是一名正在享用简单工作午餐的女性铆工。从海报中女工神情轻松的面容中，我们似乎重新看到了洛克维尔战前海报作品中那种幽默轻松的主题表现元素，只是没有人会将这位女工的表情误解为她对工作的马虎敷衍，相反却认为是女工对于踩在脚下的那本《我的奋斗》的一种蔑视。当然，洛克维尔的这幅海报仍然经过了精巧的加工，尽管画家的原型模特是他位于阿灵顿小镇上的一位名叫玛丽·多伊尔（Mary Doyle）的19 岁电话接线员，但洛克维尔显然“过分”塑造了这位娇小女性的身材，两只粗壮结实的手臂也无不暗示着战时女性的力量和态度。这一形象一经杂志发售就很快变得家喻户晓起来，财政部也二度采纳洛克维尔的作品并将其作为债券宣传海报进行了重印。有趣的是，当玛丽看到自己成为这幅知名海报中的主角时竟无丝毫愉悦之色，为此洛克维尔还对这位姑娘进行一番道歉，并解释缘何将其刻画得如此“丑陋”。

洛克维尔笔下的“铆工露丝”形象

但是海报中的轻松表情实际上并不能代表女工们的真实想法，因为现实世界的种种问题让这群最美丽的人常常蹙眉紧皱，更别提绽放她们的笑容了。相比工资，兼顾家庭和工作所带来的双重压力却是这些女性最为头痛的事。很多妇女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往往选择加夜班以完成工厂的任务。多里斯·维瑟福（Doris Weatherford）在他的《二战与美国妇女》一书中就用阿尔玛这样一位普通女工作为例子向我们道出了她们的艰辛：

“晚班之后，阿尔玛必须急匆匆地赶回家将她的孩子送到学校，简单地吃些早餐后她就开始整理家务；在孩子回家吃午饭之前，她最多只能小憩一个半小时。然后就是和上午如出一辙的模式：送走孩子，休息至下午三点。孩子回家后，她必须马上起来打扫卫生，清洗衣物并开始准备晚饭。等到一家人晚餐用罢，阿尔玛还得整理厨房。片刻的休息以后，她又要面对慢慢长夜开始夜班……如此周而复始。”

至1943年底，美国国内有三分之一的女工已育有子女。尽管麦克努特针对这一现象极力呼吁“如果女工们觉得没有时间来照看孩子，那么我们应该制定一个相应的对策”。

当然，美国女性绝对有资格谈论自己为二战胜利所做出的贡献。当年在参观了道格拉斯飞机公司设在长滩的飞机机鼻装配厂之后，战时新闻处的著名摄影师阿尔弗雷德·帕尔默（Alfred Palmer）曾不无调侃地说：“柏林和东京上空的繁星或许很快就会被机鼻上映照出的灯光所取代，因为妇女们日夜都在为这些A-20 进行装配。”

位于长滩的道格拉斯飞机公司机鼻装配分厂内一景

帕尔默看到的景象无非是大背景下的一个缩影，要知道仅在1944 年，年龄在20 至34 岁之间的未婚男性工人约有170 万人，而女性工人却多达410万人。到了1945 年6 月，美国工厂内共有2000多万名女性工人，这一数字是战前女工人数的一倍还多。战争结束之后，很多男性从前线返回，回到工厂车间继续工作；至此，妇女们终于可以放下了手中的工作，回到家中照看孩子、打理家务。经历这场战争以后，美国国内对于妇女的态度逐渐发生了改变：相比战前受到的歧视与奚落，由于战时经济的恒定发展，美国女性获得了比之前更多的自由与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