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罗马文明的衰亡（下）
绝对权力与绝对腐败
公元476，西罗马共和国玩完了，但罗马天主教，这个西方文明的新玩主，刚刚才玩出第一波高峰体验，操弄正未有穷期。
刚好，新统治者日耳曼人来自一些松散的蛮族部落，众部落皆好狠斗勇，嗜血杀戮，相互关系完全遵从胜者为王的丛林法则。周遭世界，在日耳曼众部落的视野中，不过是更广大的丛林范围和更令人垂涎的争掠物类。
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异族传说，能够被一小撮原本毫不相干的人操弄成一个超级大帝国的新国教， 这种能量巨勃绝对令人赞叹。这样一帮承传有道、组织得法、学识过人、能量超群的人要操弄一群松散且愚蛮的新统治者，绝对是小菜一碟，尽管任谁干啥都需要时间。
毛主席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习主席讲：打铁还需自身硬。历史证明：人类社会的各种梦想，横竖都会相通且相争的。
罗马天主教重新崛起的关键，首先得益于绝色制度，即僧侣和修女必须独身的制度。
最初，绝色出于自愿。
公元11世纪，教皇格里高利七世颁布了禁婚敕令，宣布罗马天主教神父和修女一律不得结婚，绝色的誓愿被罗马教廷宣布为最高的德行。结果，一大帮男女神棍们为罗马天主教凝聚力量和积累财富发挥了重大作用。
经过一系列长期、曲折、复杂、生动的操弄后，罗马天主教自然成功重新坐大，变得更加势力雄厚和财大气粗。结果，教会腐败通过突破绝色制度泛滥开来。
公元1020年，罗马教皇狄克八世指责一些僧侣，因为他们不是偷偷地犯罪，而是明目张胆、欲盖弥彰地为非作歹。
一个11世纪的主教写道：“如果神父偷偷地寻欢作乐，那还可以容忍，但是公开养个姘妇，还腆个肚子，带一群吵吵闹闹的孩子，那就不能不叫教会感到耻辱。”
后来，教皇”震怒“之下，向包养姘妇的僧侣们征税，为教会开辟了意外的新财源。
当有些僧侣可以大模大样地包养姘妇时，那些仍然恪守绝色誓愿的僧侣们则成了”罪人“，因为他们令各地的主教们收不到后者十分热衷的”养姘妇税“。
很快，教皇西柯斯特四世解决了尴尬局面。他简化手续，要求所有神父一律交纳”养姘妇税“，不管他们有没有姘妇。结果，此一形同鼓励的办法不仅更生财，而且没有一个道貌岸然的神父能”蒙混过关“。此后，僧侣包养姘妇的现象更普遍了。有报道说：”上一次巡视巴伐利亚时，发现姘居现象十分普遍，僧侣中未必能找到几个人没有姘妇或秘密妻子。“
12世纪初，科隆附近的一个修道院长写道：”有些神父不愿结婚，因为结婚违反教会法律；然而却不绝色，相反，他们更加下流，因为没有任何夫妇关系约束，他们更容易见异思迁。“
随后几百年的情形大致如此。
1520年问世的纽伦堡长诗《真理的胜利》中写道：”如果一个男人有一个女人还不够，那他就弄两个，三个，看他高兴。哪个不中他的意，便把她扔了再弄一个，多少都随他的便。“
西方人自己承认，当时成千上万的修道院成为”无耻和种种恶习的大本营“。罗马教廷的机要秘书布克哈特谈到罗马时说：”罗马几乎所有的修道院都成了藏垢纳污的地方。“
因为僧侣一有机会就干坏事，所以有谚语道：”得让僧侣双手捧住杯子，不然他的手会在桌子底下乱摸。“还有一个形象的说法是：”只有三个修女守身如玉：一个逃走了，另一个跳河淹死了，第三个到现在还没找到。“
鉴于诸多乱象，有人鼓励僧侣同修女共破色戒，认为这样的破戒罪孽较小，能得到较为宽大的处理。
古今中外，下行从来都是效上的产物。在权势熏天的历任罗马教皇中，荒淫异常的比比皆是，以致民众把某些罗马教皇叫做”至骚的罗马教皇“，还把许多红衣主教叫”骚狗“。
教皇裘里二世的医生写道：”真是说来难为情，他的身体没有一处不布满了可怕淫乱的迹象。“每逢星期五，他没法让人按惯例吻教皇的脚，因为他的脚患梅毒全部腐烂了。
彼特拉克在著名的《公开信》中评说：”抢劫、暴力、通奸，是淫乱教皇的家常便饭；丈夫们被流放，省得他们啰嗦；他们的妻子被强奸，一旦有了身孕便还给他们，生了孩子之后再夺过来，以满足基督在世代表的淫欲。“
罗马天主教滥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在经济上剥削社会大众，在文化上压制社会大众，在精神上愚化社会大众，最终不可避免地引发了越来越广泛的社会觉醒和越来越激烈的社会反抗。
宗教改革运动的一篇声讨罗马教廷的檄文写道：“风流所及，德国不再祈祷，丧失了信教的虔诚。淫乱，乱伦，背誓，谋杀，偷盗，抢劫，放高利贷以及其它许多罪孽便是这风气的后果。”
无须讳言，罗马教廷的体制内腐败与罗马教廷操弄权术、党同伐异的作为相比，实为小巫见大巫。
这方面的史料浩如烟海，实难一一述及，只能择要管见之。其中，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是最震撼、最具说服力、最具历史影响的事例。
在罗马教皇倡导的历次十字军东征中，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出其不意，旗开得胜，满载而归，第二、第三次劳民伤财，得不偿失，所以当英诺森三世当上教皇后谋划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西欧各地的君主不仅兴趣索然，甚或说起风凉话。
积极响应罗马教皇号召，积极准备参与东征的威尼斯共和国等相关方则早就暗中商定了中途改道攻取经济富庶、宗教包容的东罗马的宏图大计，结果如愿攻取东罗马都城康斯坦丁堡，并予以疯狂杀掠，然后将之改变为短命的拉丁帝国一部分。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不仅导致基督教两大教派的长期决裂，而且导致罗马天主教自身的分裂，以致罗马天主教一度同时有两个，甚至三个教皇同时存在，更重要的恶果是，东罗马虽然后来成功夺回康斯坦丁堡，复建东罗马共和国，但终究因为元气大伤而于公元1453年5月29日被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率领的信奉伊斯兰教的大军所破，从那时至今，康斯坦丁堡变成了伊斯坦布尔，索菲亚大教堂被改为清真寺。
这标志着希腊—罗马文明的终结。
顺带提及的是，近来的几任罗马教皇曾经不止一次在不同场合对罗马天主教当年对东罗马希腊正教势力所造成的巨大伤害表达忏悔和和解之意。
经由西方千年黑暗中世纪罗马天主教绝对权力促成绝对腐败引发的所谓的“文艺复兴”，已经不能让历史车轮倒转，其形式上倡导希腊—罗马文明的“再生”或“重生”，实际上推动的是一个在欧洲“去罗马天主教”的历史进程。
也正是在欧洲和后来的美洲面临越来越紧迫的过街老鼠情状，罗马天主教再一次放眼世界，眼光瞄向了比中东和东罗马更幅员广大、更经济富庶的中央之国，并开始了多方具体操弄，进而极大地影响了中华文明的历史发展进程。
这是下一组文章的基本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