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虎”谶言：从蒋经国到习近平
颜昌海
在人们行将对中国大陆的政改、反腐等感到绝望之时，习近平总书记
1月22日的一番讲话又激活了无数人的希望。这番讲话的要点是：“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反腐败“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先说这“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典故。从几年前开始，网上就流传一段美国小布什总统的演讲，其中最有名的一句就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在网上查不到相应的英文，也找不到出处，算是大陆人将“托古改制”的传统发展为“托洋改制”，希望借美国总统布什之口表达人们对限制权力的民主政治之向往。
由于共产主义文化对领袖有一个不近人情的要求，即领袖必须同时具有政治家、理论家、思想家三种功能，因此每届新领导人上任后，必须发明点什么“理论”，至少得提出一些说法，不如此，领袖似乎就有缺陷、不够完美。因此，习近平上任之后，成体系的“理论”虽然还未出台，但各种说法已有不少。这次将网上流传的“小布什语录”增加了三字，变成“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一语甫出，海内外群情激荡。
但“笼子”之说也让人产生疑问：难道此前大陆官方治国毫无章法，不设置任何制度？这肯定不对。纪委、监察部、检察院、反贪局、预防腐败局这类机构可谓叠床架屋，一直处于扩张状态；军队、公安还各有内部系统，比全世界哪个国家都多。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0年12月发表的《中国大陆的反腐败与廉政建设》，中国大陆的反腐败可谓万事俱备，从领导层的决心到法律法规制度体系；从权力制约与监督体系，到制度创新防治腐败，要啥有啥，堪称世界最完备的。仅举一例，改革30余年以来，仅有关禁止领导人配偶及家属经商、以权谋私的专门规章，中纪委至少下发过20来个文件。不仅如此，中国大陆还于2006年发起成立“国际反贪局联合会”，经常出席国际反贪会议，向与会各国介绍中国大陆“成功的反腐经验”。那为什么中国大陆的贪污腐败越来越严重，在世界腐败排行榜中的地位却越来越靠前？例如在国际透明组织发表的《2012年清廉印象指数》报告中，共有176个被评比的国家和地区，中国大陆大陆得39分，排在第80位，比2011年的第75位有所下滑。
说白了，原因很清楚，中国大陆那“制度笼子”的编织材料是纸绳，笼子的钥匙在官方自个儿手中。那笼子的栅栏随时可以弯曲得更开阔，让所有腐败行为能够通过栅栏肆行无阻；有时不让其变成坦途，让官员及其家属自由通向全世界所有的国家，成就了中国大陆几百万裸官。所以，如果还是同体监督，即自己监督自己，那就是沿袭旧制，往纸笼子上再加上几道纸绳，让它看起来密实一点儿。这“笼子”不要说关“老虎”，就算是狐狸、黄鼠狼之类也关不住，道理显而易见：“再锋利的刀也砍不到刀背上，再高明的外科大夫也不能给自己动手术”。
一向用心揣摩高层意图的《环球时报》，立即于次日凌晨在官方网站上发表社评——《编织紧扣中国大陆实际的“制度笼子”》，一方面盛赞“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显示了中国大陆社会对于限制权力有着高度的共识；另一方面又声称，“中国不可能编出一个同西方一模一样的‘制度笼子’，如果这样编，中国就会变成南亚或东南亚那些国家的翻版，既未必能治住腐败，还会把国家推向巨大的不确定性中”。
编笼子是个大工程，如果在现有制度下编笼子，实际上就只能采取“治乱邦用重典”这类方法，惩治一批贪官。这次习近平亲至中纪委，所有现任常委全部出席，在讲话中表示“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反腐，等于否定了“润物无声”那种春风化雨的反腐。大陆官方在香港的喉舌《文汇报》还托专家之口表明“中央将打两大老虎：金融腐败和省部级贪官”，果如是，原来在国务院主抓金融工作的王歧山应该轻车熟路，抓出几只“大老虎”来。
在世界很多国家，权力已经生活在笼里很久，是服务民众的工具。习近平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其反响程度远远超过习在讲话中曾经引用过的毛泽东诗词。热议的原因是所有国人都会憧憬中国大陆有一个“权力在笼子里”的未来，因为国人们已经被肆虐的权力伤害得太久太久。但遗憾的是，当今中国大陆的权力，恰恰是无法在笼里生存的权力。这个权力是诞生于一个空想预言上，为了达成一个德国人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空想，党员们用到了想得到的所有暴力招数，不择手段，不遗余力。任何人性、人命，任何常识、伦理在实现共产主义的道路上，都是微不足道。这个权力生于谎言，存于谎言，生于暴力，存于暴力，若笼子里没有谎言，笼子里无法施展暴力，这个权力就会水土不服，就会失去了它所需要的氧气，它就一天也活不下去。
那么中国大陆就没有实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那一天吗？一定会有，但彼时的权力将绝不会是此时的权力。此时的权力当然也明白这个道理，就象是想延续自己生命的活的生物，它知道自己过不了笼子里的生活，所以它会使用一切手段去反扑，去自救。
当权力缺乏制约而面临制度性的腐败时，个人的雄心壮志无法力挽狂澜。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出的“老虎苍蝇一起打”，对于熟悉中国大陆近现代历史的人来说，“打老虎”的比喻并不陌生。许多媒体也敏感地回想起，上一次著名的“打老虎”运动恰恰是大陆官方的手下败将国民党发动的。更确切地说，是“太子”蒋经国在上海发动的轰轰烈烈、却中途夭折的70天反贪腐运动。
内战进入第三年后，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已经明显出现颓势，在后方，官僚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仍然沉疴难治。战争导致巨额赤字、物价飞涨，投机商趁机牟利推波助澜。为抑制通货膨胀，1948年8月，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实行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可以说在经济战线上，党国存亡在此一举。而在上海、广州和天津三大管制区中，作为江浙财阀的大本营，上海可谓是这场改革的重中之重。因此蒋介石特意向蒋经国委以重任，以副督导员之职，行使实际主导权力。在日记中，蒋介石承认，虽然有遭人忌恨甚至断送前程的风险，但作为根正苗红的“太子”，蒋经国是“可以承担此一任务的唯一人选”。
蒋经国到达上海后，就以雷厉风行的作风开始推行改革。为了安抚人心，争取中小企业主和广大群众的支持，他提出“只打老虎、不拍苍蝇”。他没有食言，的确以铁腕打掉了几只“老虎”，从今天的标准来衡量，级别也不可谓不高：财政部机要秘书陶启明借内幕消息，提前抛售股票牟利，被蒋经国处决；上海滩青帮大亨杜月笙之子杜维屏“囤货炒股”，被蒋经国判处六个月徒刑。此外更有大批上海商界、军警人士，甚至中央政府高官被他抓进牢房。
然而，在“扬子公司”一案上，蒋经国遭遇了滑铁卢。扬子公司的老板，正是孔祥熙的长子、“第一夫人”宋美龄的外甥孔令侃。当孔令侃以鱼死网破的姿态向宋美龄求援后，蒋经国的铁腕政策遇到了真正的阻力。最终在蒋介石介入后，扬子公司案不了了之，这让上海商界及民众看到，以“太子”一己之力，也无法撼动真正的“大老虎”。10月，蒋经国的办公室发表声明，向上海市民道歉，承认这场70多天的“打虎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
后人往往怀疑蒋氏父子的反贪诚意，但从蒋经国的日记中看，他的确是抱着一颗事业心投入这场改革的，他曾表白自己“一无所求，亦一无所有。所谓一无所求，就是既不想升官，又不想发财。同时在我的内心中，确确实实除了想为国家做一点事情以外，绝对没有任何私欲。”学者曹聚仁观察蒋经国打虎失败后，“几乎天天喝酒，喝得大醉，以至于狂哭狂笑”，也不像作伪。而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蒋经国在执政后期开放党禁报禁，这更清楚地体现出，他的确是有历史担当的政治人物。
然而，这种悲剧性的个人品行，反而更显出整个局面的无奈。当权力缺乏制约而面临制度性的腐败时，个人的雄心壮志无法力挽狂澜。当年国共内战的胜利者，今天重提“打虎”，不无讽刺意味。但无论如何，这场六十五年前的“打虎”运动至少可以为今天提供一些借鉴。
首先，今天的观察者往往倾向于认为，中共党内纪检权力掌握在“太子党”手中，反腐的阻力相应要小，开刀的时候，不必担心“篡权夺天下”的谤议。然而蒋经国“打虎”的失败经验表明，他不仅是“太子党”，他甚至就是“太子”本人。但即便以这种身份，面对整个党机器，他也无力回天。官僚阶层普遍腐败溃散的局面，不是靠卡里斯玛领袖能够挽回的。
其次，蒋经国志向高远，他痛斥富人的财富和洋房“建立在人民的骨骸上”，其所念兹在兹的，不仅仅是打几只老虎交差，而是要以此为契机来救党，逆转贫富分化趋势，重构经济、社会和政治基础。甚至可以说，和大多数国民党员相比，蒋经国更像是一个共产党员。然而在沉疴遍地的局面中，他的重手猛药一旦遭遇抵抗，反而更快导致整个肌体一命呜呼。
再次，蒋经国的“新政”不乏魄力，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让人联想起薄熙来在重庆的手段。他曾经在上海体育场演讲，呼喊口号“打倒奸商、投机客”、“搞革命”、“扫除腐败势力”。他雷厉风行地杀、关、管一批贪官，不惜以运动手法超越法定程序。英文《华北日报》曾注意到，当时几周的经历，“让老百姓觉得现况有了更张，产生相当大的希望。”这次蒋氏“唱红打黑”，比今天还要光明正大得多，却同样昙花一现。大的希望化作更大的失望。
1948年的国民党，正在人心的临界点上，打虎失败，连回光返照的机会都没有了；今天的执政者，恐怕也同样面临类似局面，虽然当局者迷，激进者认为临界点早就过了，稳健者认为国事还大有可为，无论如何，这次打虎和当年打虎一样，都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一旦“人心散了”，必然将导致“队伍不好带了”。
今天的习近平打虎，无论从个人魄力还是权威资源来看类似于蒋经国，更何况“老虎苍蝇一起打”的蓝图比蒋当年更加雄心勃勃。然而，在习近平发表“制度笼子论”后，日本《朝日新闻》官方微博曾发布一张手写汉字图片——“左青笼”；这个意味深长的谜面，被网友点破谜底为“右（又）白唬”。因之，这一波新的“习氏打虎”是否会被65年前的谶言言中，需要时间观察，但官方权威流失、信心匮乏的现状，已无疑让人不容乐观。
网传小布什在他的一次演讲中不仅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他还在演讲中大声将自己的总结奉献给世界：“这个笼子四周插着五根栅栏，那就是选票，言论自由、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和三权分立。”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美国人的观念里，政府是一个十分危险的怪物，因为他太过强大，以至于强大到民众难于驾驭。它掌控着至高无上的国家机器，它可以轻而易举的动用军队、法庭、警察等等暴力机关，来消除不利于国家利益的事和人。一旦哪个小人物触犯了政府认定的国家利益，他便要遭到灭顶之灾的危险，因为小人物是绝对的弱势群体，他根本就不是和整个强大国家机器对抗的手。所以，除了把权利拥有者关进笼子里外，至今为止，人类还没有想出别的办法来约束他们。如果把统治者比作狮子，那么被统治者就只是各顾各的绵羊，所以随时会成为狮虎的牺牲品。
一个文明国家，其发达昌盛与否，表面上取决于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取决于对权力者的驯化。无数实践证明：人民若想幸福，最重要的就是驯服统治者，把他们关进笼子里。1799年有两个人死了。一个是中国大陆的乾隆皇帝，一个是美国的华盛顿。这两个人在历史上都挺有名气。美国华盛顿，通过立宪制和代议制，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化，把权力关进笼子，从而成为了世界伟人。中国大陆的乾隆皇帝花费60年，在中国大陆实行了保甲制，禁止百姓自由迁移，将民众关进了笼子里。而在近代中国大陆，并非没有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先例。香港人靠法制和媒体监督政府，而台湾人则是把公权力管住了，让公务员变成了服务员，人民成了大爷，让公权力成了孙子。所以台湾的龙应台说：不要去盼什么英明之主，而要去争一个可将权力关进笼子的制度。不要跪什么青天官员，而要去争一个可监督问责官员的制度。不要歌颂什么伟大领袖，而要去争一个可选举弹劾权者的制度。不要说什么拥护感谢，而要去争一个可言论迁徙自由的制度。不要等什么英雄勇士，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推墙的力量！
把权力关进笼子里需要几步？①把笼子门打开。②把权力放进去。③把笼子门关上。但权力会乖乖进去吗？当权力拥有者意识到他不会永远拥有权力，自己及家人也随时会被强权伤害时，他就会正在笼子门口犹豫！
现在，“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看来逐渐已被官方广为接受。问题的关键，在于同体监督还是异体监督。同体监督，即自己监督自己，那就是沿袭旧制，往纸笼子上再加上几道纸绳，让它看起来密实一点儿。这“笼子”不要说关“老虎”，就算是狐狸、黄鼠狼之类也关不住。
如果是异体监督，那就得将笼子的钥匙交出来，即：将选举权、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结社集会自由等各项政治权利还给人民，执政权必须通过民选由本国纳税人授予，再通过民选产生的监督机构（如议会）来监督权力的行使。
总之，不解决涉及公民权利及政治制度的根本问题，理论说得再多也没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