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美国知名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所长波森 (Adam S. Posen) 曾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中国经济奇迹的终结》，指习近平本人的政治转向和失败的清零政策，导致了中国经济长期低增长甚至衰退。
对此，波森认为这对美国是一个机遇，美国应该重新回到门户开放的政策上来，对中国的人才和资本张开双臂。
然而，一些学者对他的观点存在不同的看法。《外交事务》杂志刊载了两篇反驳波森的文章以及波森本人的回复。
两篇文章分别来自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员刘宗元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迈克尔·佩蒂斯 (Michael Pettis)。
他们一致认为，波森确实指出了中国经济现在存在的问题，但是没有找对问题的根源，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问题不在于习近平本人而在于长期以来的结构性问题。
刘宗元在批评文章“替罪羔羊”(Fall Guy) 一文中，认为习近平只是没有处理好中国经济问题，但是根本困境在于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这种结构性的问题在于长期投资高于消费，扭曲了经济。
恰恰相反，习近平上任后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但是由于清零政策、政治倒退和“战狼外交”，最终导致了不仅没有拆除“中国经济的定时炸弹，还大大缩短了它的导火索”。
此外，刘宗元还认为中国经济衰退不是机遇而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他认为中国经济衰退可能拖累全球经济成长，并且有可能引发“战争”，因此西方不应该采取波森所说的“开放门户”政策，而是应该继续遏制中国。
终结中国经济奇迹，习近平到底做了什么？
波森文章截图（编者按：该研究所无政党倾向，但是长期支持新古典主义经济政策，坚持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政策，反对孤立主义和贸易壁垒。）
和刘宗元一样，佩蒂斯认为中国经济失衡，长期以来投资占比过高。更进一步，他认为中国经济的崛起在于政府投资，但是为了维持高经济增长，这些投资越来越没用，最终导致了房地产泡沫和债务陷阱。他还补充道，“尽管政府的干预增加了企业的成本，但它并不是中国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在于高投资的模式无法持续。然而，由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没有办法自我纠错，并且经济的成功还会强化这一模式。“成功的增长模式会发展出自己的一套制度，以及该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会形成强大的支持者群体，这使得该模式在政治上难以转变。”
波森回复了两位作者的批评。他认为两人提到的问题是共同发生的，中国经济确实存在结构性问题，但是习近平的政策转向同样重要。作为支持减少政府干预的新古典主义者，波森不同意两人的“结构主义”分析方法，认为这“歪曲了该国过去惊人增长的根源，也未能解释今天正在发生的变化。”（编者按：结构主义分析方法即按照投资、消费和出口等结构性方法分析经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认为长期的经济增长来自科学技术等有形的技术进步和法制、社会制度等无形的技术进步，也有教科书表述为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
他认为两个人的“结构主义”逻辑是，投资带动中国经济增长但是导致了消费过低，由于中国的“独裁体制”使得这一模式无法改变，最终导致了今天中国经济的问题。然而，波森将中国经济奇迹的根源归结于市场经济，而不是政府做了什么，相反恰恰是因为中国政府对经济的不干预导致了中国经济的崛起。
他表示，中国的国有资本投资在2012年已经下降到了33%，虽然在习近平上台后努力扭转这一趋势，但是在2015年以后占比又开始持续下降。并且，从就业上看，“1980年至2012年间，私营企业贡献了中国城镇就业增长的95%”。他认为习近平上台后政府的干预导致了企业缺乏活力和创新，并且投资意愿下降。不仅如此，政治倒退以及“数字极权”导致公民社会被打压，使得民众缺乏安全感，因此人们会努力把资产转移到国外或者储蓄而不是消费。他将中国的投资和消费下降，主要都归结于政府干预，而大规模的政府干预正是从习近平上台后开始的。
最后，波森总结道，“由于习近平在管理经济方面转向更加专制，中国经济得了长新冠的病。这种综合症并非不可避免，也并不是不能预测，但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专制者却也很难治愈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