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王定洞烛其奸：预料文革余孽卷土重来
其实，文革余孽今日之表演，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王定（广西整党办《文革大事记》编辑组副组长）早就洞烛其奸。
王定是中共内部高干“两头真”（年轻时盲目追求真理、年老时孤注一掷捍卫真理）的典型代表，也是后文讲述的中共内部权斗“红区党”修理“白区党”的牺牲品。
图1：青年时代的王定
王定，原名廖基豪，广西全州人，（1923-2000），1948年1月参加西江游击队，次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3月调回广西，先后担任过游击大队长、参谋主任兼联队长等职。 50年代前期，他担任过副师长、县长、县委副书记。中共建政之後，王定任广西环江县县长兼县委书记。1956年“合作化 ”运动高潮中，在无力对乌托邦进行根本改变的困境下，王定制定了一个大胆修正的新政策：在某些地区实行包工、包产、包资及超产奖励的“三包到户”。由此发端，他成就了一项丰功伟绩：在中国当代史上首倡“包产到户”。从此，“包产到户”的幽灵便如影随形地困扰着共产乌托邦，成为中国农民心中的一线希望之光。
“反右”运动暴风雨般来临，“三包到户”和党代会上的建言成了罪状，加上他敌后游击队“白区党”的背景。王定被刘建勋、韦国清定为“广西的纳吉”和“环江右派集团头目”。 随后，王定的继任者环江县委书记洪华，在韦国清的亲信，柳州地委书记贺亦然的极左包办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地放“亩产十三万斤”的卫星，造成该县饿死五万多人的人间惨剧。
图2：刊登环江县放出水稻大“卫星”的《广西日报》( 来源：《观察》
文革结束，大乱初安，王定和无数广西文革的苦主一样，到北京中央信访办上访，王定为大跃进环江5万冤魂请命的状子直达高层，据说是陈云亲笔批示，王定冤案才得以平反昭雪。
1979年，王定的“右派”得到“改正”，恢复党籍和原有干部级别，（王先后当过小学教师、农校校长，统战部宗教处处长、副厅级咨询员等）但不予重用。事实证明当政者韦国清在广西的代理人的判断是相当准确的：经过了漫长的磨难，王定已看清了共产主义的残暴本质，再也不是当年那位扛枪上山打游击的青年布尔什维克。在余生中，他始终不渝地作着一件事：调查、记录共产制度之残暴，并公诸於世。除了刻骨铭心的“环江事件”，他还把极大注意力转向了广西文革史的收集保存。
1983 年中共中央改组了广西区党委，遂在全区开展了"处遗"（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工作。广西各地成立整党办公室，抽调干部着手编辑各地《文革大事记》。王定任职广西整党办《文革大事记》编辑组副组长，负责编撰审定广西文革史。在整党办的一年时间里，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工作，主持或参与完成了大量文革案件的调查、记录和文件编辑工作。
可"联指"一统天下大获全胜的结局，给广西文革"处遗"带来许多后遗症，许多案件迟迟无法结案，原因是区、市两级中"联指"背景的干部从中作梗。清算文革为遭受迫害的" 4 •22 "群众平反，无异于剥夺他们的既得利益。因此他们上窜下跳设置重重障碍，阻扰对广西文革大案、要案的调查取证。当年的凶手虎视眈眈，受害者余悸未消，搜寻屈死冤魂的工作绝非易事。
王定坚持秉笔直书，修出一部信史。当时韦国清的保守势力还在，在广西当政者乔晓光（广西区党委书记）仍是其同伙及代理人。这自然招来极大的仇恨。当压力大到某种程度时，主持者打算委曲以求全，对文革史稿进行重大删改。王定则主张寸步不让。
他睿智地摆出两条前途供主持者选择：一是屈服於压力，对史实进行大幅删改。眼下可过关，但修史工程一结束，就会有人拿着删改前的史稿来反攻倒算，请你“说清楚”。那时班子已散，资料已散失，你有口难辩，於是“造谣诬陷”的罪名难以洗清（果然，文革余孽这次拿“反共救国团”及“支左干部王生江”说事，指责《广西文革大事记》造假，以题为“《广西文革大事记》的问题必须澄清”的公开信来兴师问罪，印证了王定超前的洞若观火）。一是顶住压力，拿史实拿档案资料把干预者硬顶回去。眼下艰难一些，但无後患，还为国家民族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
就这样，王定和他的同事们终於顶住压力，保存了广西文革时期大屠杀与人吃人的悲剧史实。
区济文领导区党委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主编了由自治区及各地、市、县整党办编写、各级党委审定的《广西“文革”档案资料》。该书有18分册共704万字，于1988年3月付印。自治区还编有《广西文革大事记》（机密版）之一、二、三、四。以及盖上“机密”的印戳，内部印发，编号登记的广西各地的《文革大事记》和在此基础上删简而成书，1990年7月由广西出版社一度公开出版发行的《广西文革大事年表》（该书因存在“重大政治问题”刚发行不久即被乔晓光下令收回销毁故存世很少）。《广西“文革”图片档案资料》（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编写委员会。南宁，1990年）。还主编了《广西“文革”文件汇编》(5集）、《1984年整党文件汇编》以及有关广西“文革”的纪录片（录像带）、照片集。这些著述，从多角度、全方位翔实记录了广西“文革”的全过程，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文革”史料。
《广西“文革”档案资料》及《广西文革大事记》树立了一个标杆，就是不“屈服压力”，不“乡愿偏袒”。乡愿，就是“昧于是非、讨好他人、没有立场”，《论语》说，“乡愿，德之贼也”——乡愿是窃取德性之贼! 这既是共产暴政之罪证，也是民族忏悔自新之起点。为文革史料的保存、流布，王定功莫大焉！
德不孤，必有邻！历史将铭记广西各地《文革大事记》的编辑者们，是他们当时顶着沉重的压力甚至威胁，如实记录广西文革中当权者韦国清及“联指”令人发指的罪行，惨绝人寰的灾难，这一批官方文件成为广西大屠杀及人吃人惨剧的铁证。在全国严密封锁文革讯息有如严丝合缝的铁桶阵之下，而王定为撕开广西大屠杀黑幕的裂缝，为后来者批量曝光文革密档创造条件（后文详述）。
王定对历史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中国第一个提出“包产到户”的人；主持编撰审定修出一部广西文革信史；给郑义提供帮助促成《红色纪念碑》成书；人性战胜党性在《南方周末》发表为环江5万冤魂请命的纪实长文：《狂热及其灾难》。
人性终于战胜了党性
与此同时，经王定和其他许多人努力促成的有关环江事件的官方调查结果，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1988年环江事件30周年之际，王定又再次上呈《申诉意见书》，坦陈心迹：“大惨案30周年了，使我这个曾经任过环江县委书记的党员干部，感到揪心地痛楚，明确提出三点要求：一、从速安置受冤和被株连清洗回乡的干部；二、追查主要负责成员的罪责；三、请饬《广西日报》对当年假报道速作公开检讨。
三项诉求概括起来是六个字：真相、问责、检讨。 但还是没有人理睬他。事件的主要责任者没有受到任何惩罚，依然坐在“自治区领导”的高位上。如当年广西环江县水稻“亩产十三万斤”的卫星，是柳州地委第一书记贺亦然一手导演炮制的。贺虽丢了地委第一书记的职，却升官当上了广西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贺在文革中被打倒，但文革后说是受“四人帮”迫害，平反升官，当上了广西自治区区委书记。）所有这一切，与王定他们最初的期望截然相反。他感到深深的失望，陷入了痛苦的思考。
在蒙难的二十多年里，他也曾无数次作过类似的思考，但没有一次象现在这样触动他的心灵深处。
和许多中共高级官员一样，青年王定是在“争自由，争民主”口号的感召下投身共产党革命的。他的第一个妻子在武装暴动中牺牲了，当时他们刚刚结婚不久；战友在他身旁倒下了，鲜血飞溅到他身上。是理想支撑着他，支撑着许多有着相同经历的的人。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建立一个公正、公平的社会，这就是他们一代人的理想。为了这个理想，即使是在最艰难的岁月里，他对共产党的信念也从没动摇过。
当官要为民作主，这里的“作主”就是维护人民的利益。 可是，这个自己曾为之出生入死的党，这个把“为人民服务”标榜为最高宗旨的党，在“解放”以後，在建立“人民政府”之後，竟以人民的名义、以党的名义、以党的领袖的名义夺去几千万人民的生命，事後还极力封锁视听，对人民掩盖真相。这个党曾经对人民犯罪，现在依然在对人民犯罪! 如果坐视罪证潜藏、罪犯逍遥，与同犯何异?
为什么善良人越来越少？因为"公仆"敌视打压真正的“为人民服务”的公民！王定终于看清这个专制政权就是一个逆淘汰的绞肉机。
思考是痛及心腑的，因为它涉及自己在青年时就作出的一项人生选择。在他的内心，他曾无数次地自问∶当党的利益违背了人民的利益时，你怎么办?
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追求真相之路走到尽头，势将迫使王定放弃对中共的政治幻想。
王定作出了抉择。 把历史真相告诉人民 于是有了前述的协助郑义的文革调查的义举。接着，他开始着手揭环江大灾难黑幕了。
南宁的冬天有时气温也很低，尤其是刮起西北风的时候。碰上这样的天气，王定就感觉颈和肩的骨头隐隐作痛。多年的胃病又犯了，吃药也不大顶事。劳改的苦难岁月摧毁了他的健康，留下许多无法治愈的疾病。老人坐在桌前，穿着厚厚的棉衣还是冷得厉害。他在膝上搁着一只小火笼，以抵御刺骨的寒冷。一部分完成的稿子放在桌上，手边还有更多需要核对的资料。 王定在继续着他在三十年前开始的事业。
冬去春来，日月流转。王定把有关环江事件的材料写了一稿又一稿。本着“史贵存真”的原则，他反复核实有关情况。官方调查结果有缺漏的地方，他通过对知情者的询问不断加以补充。王定和他所做的事渐渐传扬开去，他获得了越来越多人的敬重。不少人还主动地向他提供情况。这期间，一份又一份纪实材料被寄往各大新闻出版机构。
1993年，作家郑义因八九民运遭追捕而逃亡海外，同年，记录广西文革灾难史的著作《红色纪念碑》在海外出版。该书在对中共的一系列罪行进行追根溯源时，也描述了1959年发生在环江的大灾难。由此也撕开广西文革及环江大灾难黑幕的第一道裂缝。
这一消息让王定感到鼓舞，同时他也意识到，只有在国内有影响的刊物上进行披露，才能使更多的中国人看到那段历史的真相。 就在王定继续为数万农民的冤魂呼唤公理时，民众争取言论自由和知情权的声势日益高涨，许多历史遗案的实情陆续被曝光。目睹新闻舆论界历年来发生的变化，王定坚信，当局用来遮盖罪恶的黑幕终将被彻底掀开。
1997年秋末，他终于冲破重重樊篱，毅然投书媒体。
1998年10月9日，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的周末实验特刊《南方周末》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王定为环江5万冤魂请命的纪实长文：《狂热及其灾难》》（已被压缩，王定的原稿共三万字）。从而向国人揭开了四十年前环江惨剧的真相。这篇解密文章发表后，相当于一次地震，环江有人马上将文章复印了100多份，广为传播散发。环江县的干部和老百姓写信给王定，向他倾诉多年来埋藏在内心深处的心声！——是的，王定是当之无愧的环江人民的真正公仆。反右派——大跃进——饿死人：环江就是这“多米诺效应”最残酷的典型。本来完全是人为造成并且完全可以避免的事情，竟然成了不可避免的历史的必然。这教训，实在太惨痛了！而这一切，全都是祸国殃民的毛泽东空想狂热“乌托邦”瞎搞胡搞所造成。
几乎与此同时，北京的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发行了《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一书，其中也收录了王定的这篇长文。王定在文中以确凿的证据，详细讲述了四十年前环江大灾难的前後经过。中共当权者令人发指的罪行，环江农民惨绝人寰的灾难，深深地震撼着全中国无数读者的心。
那一天，王定拿着报纸走进卧室兼书房，关上门，独自在里面待了很久。
“我说出来了，我拯救了自己的灵魂。”（卡尔·马克思）遵循马克思的教导，王定说出来了，他拯救了他的灵魂。
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人性终于战胜了党性！他于生前完成了他的人生救赎，挣脱了专制信仰的桎梏，获得了心灵的解放！
与王定成了忘年交
余下两年的那些日子，王定是带着一种极其宽慰的心情度过的。
他比以往花更多的时间，与两个年幼的孙儿、孙女共享天伦之乐。他是一个非常爱家庭的人。在那些艰难的年月里，他的家人和他一起吃尽了苦。他被劳改後，妻子和五个孩子成了右派分子家属，被赶出家门，长时间栖身於县城街上四面透风的墟亭下。七岁的大儿子得了疟疾，因没有得到及时诊治而险些丧命。最小的儿子生下来後患了小儿麻痹症，落下了残疾。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一家人先後被流徙各地，处处遭受歧视，常常被人欺侮。他为自己连累了家人感到内疚，越是到了晚年，越是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光。
王定晚年至少有两件值得欣慰的事：一是在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南方周末》上发表了为环江5万冤魂请命的长篇文章，一了半生心愿。临终前还做一件大好事，留下一笔宝贵精神遗产，丹心可见；一是到丹麦大儿子家小住了一段时间，亲眼看到了北欧社会民主主义制度下人民安居乐业的和谐社会。他青年时代曾为之不惜抛头洒血的人道理想，已经在大多数国度实现。当然不是靠杀戮、专政与奴役，而走的是另一条路：民主、法治与自由。
因为王定与父辈世交的关系，笔者与王定小儿子廖七（铭宜）是情同手足同龄兄弟的缘故，整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我出国前，得以近距离观察这位勇敢坚强的慈祥长者的生活点滴。
王定是个不苟言笑的人，瘦弱的身形，仿佛是被强大的专政机器榨乾了的人乾。但全广西的干部，都知道王定是一个压不弯，折不断的硬骨头。
王伯宽厚待人，尤喜与年轻人交流，是一个朴实无华的老人，但他身上却处处闪现人性、人格的光芒。
那时我已在民间收集文革广西造反民众的资料，八十年代中后期在广西，我实地走访了当年发生大屠杀的城市、地区和县份：南宁、柳州、桂林、梧州、北海、宾阳、武宣、柳江、融安、武鸣、凤山、钦州、玉林、百色…… 在他家有过多次关于广西文革及环江惨剧真相的长谈，与王伯成了坦露心迹的忘年交。
记得第一次从王伯处获知环江大饥荒惨剧真相给我的震撼是无法形容的。那天，王定把我拉进他的书房，给我一份铅印材料看。这是一个关於“环江事件”的翔实的调查报告。是几位搞石山地区农业生产调查的地质研究人员“管闲事”的产物。在搞研究课题时，他们接触到有关“环江事件”的大量资料，出於惊骇与义愤，他们写出了这份材料翔实的调查报告。在这份血泪斑斑的“起诉书”结尾处，他们将全部的悲愤与希望压缩成短短的一句话∶“祝环江人民永远幸福！”
薪火传承，王伯把揭示真相的重任，更多寄托在年轻一代身上。
王伯说话带有浓重的桂北乡音，声音细弱低沉，语速平缓。但是一谈到广西人民在中共历次运动中蒙受的深重灾难，谈到真相被掩盖、正义未伸张时，他的声调渐趋激越，愤愤不平几至难以自持。
这个当年反右被刘建勋（区党委委书记）和韦国清（省长、副书记，1958年升区党委委书记）扣上“广西纳吉”帽子的老人，痛定思痛，其悲惨人生经历提炼出的反思文革的思考结论追根溯源、一针见血： “大跃进”与文革是一脉相承的。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曾用八个字描述那场大饥荒：“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刘对毛说，“人相食是要上书的”。并提出是“人祸”就该好好反思。由於大饥荒是毛泽东的“大跃进”政策造成，由此导致老毛对刘的嫉恨，文革中，刘遭毛整肃，最後迫害致死；“人祸说”是祸根之一。同样的，韦国清的“反瞒产”造成广西死那么多人（韦国清自己承认的数字是三十多万，但广西公安厅厅长钟枫揭发，起码有五十万），文革之初广西造反派揪斗他，后来遭到韦国清把造反派当成“反革命”“右派翻天”进行镇压，就不奇怪了……为什么老毛一直保韦国清？因为他们都是那场“人祸”的罪人！……大饥荒环江县也发生人相食的悲剧，但与文革武宣大规模吃人性质不同。“大跃进”的罪恶没被清算，才导致文革的罪恶登峰造极。
广西文革研究，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知道越多触目惊心的真相，我再也无法浑浑噩噩地佯作不知地保持沉默。
正是王定那一辈在共产暴政下的悲惨经历，以及他的崇高人格的引领，使我日后踏上民主运动的不归路。
图3：中共特务李震和其姘头陈焰在“5.19 ”柏林“特务门”事件现场。其身后“抢逼围盯人防守”两眼放光者即王定大儿子廖新军。
2006年五月份民运柏林大会暨文革四十周年研讨会，我和其长子廖新军共同赴会。因我带去的手稿《广西" 反共救国团" 冤案始末—— 文革密档揭密》被酒店同住一屋的中共特务李震偷去（其掩护身份是：匈牙利《欧洲中华时报》总编、全球华人作家协会理事、匈牙利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这是一份根据中共内部机密文件《广西文革大事记》整理而成，揭露韦国清为首的广西当局，屠杀十多万之众“四.二二”造反派真相的文稿。在5月19日召开的文革四十周年研讨会上，被我和几个老民运组成的“业余反特小组”一番短兵相接、斗智斗勇地与国安“共特”过招，使其当众曝光，落荒而逃。酿成轰动一时的“5.19 ”柏林“特务门”事件。此是后话，按下不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