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起底“三种人”岑国荣文革劣迹—— 广西文革机密大起底系列（3）

（三）解读“文革三种人”岑国荣们

读者也许要问，为什么岑国荣们急于跳将出来为韦国清鸣冤叫屈？为什么他们很在意广西文革密档“泄密”？

投身权力绞肉机的中共官场，总是难逃“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主奴陪绑殉葬命运。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文革余孽的抓狂表现，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也，都说权力是春药。韦国清得势时，“联指”派在政坛上吃香喝辣，呼风唤雨，好不风光。“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就好像白头宫女话天宝一般“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地缅怀流水落花的时光。韦国清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文革余孽们“倾巢之下安有完卵”？自己通向权力之巅的飞黄腾达之路横生变量，功亏一篑，饮恨终身。何况广西文革密档如实记录有“联指”和中共党员令人发指的吃人暴行，韦国清的广西当局炮制诸如“反共救国团”、设局让造反派钻抢“援越物资”的圈套从而催生《七三布告》以获得镇压广西“4.22”等等见不得光的猫腻。

在大时代的洪流中，多少风流人物都已瞬间即逝。毛左想做的“文革复辟”之梦，不过是一代暴君的一个注脚而已。岑文说的这些故事有多少份量？读者和红墙中人自可判断。

岑国荣之辈现时为韦国清喊冤，扬言彻查文革密档“泄密”事件，与《红旗文稿》杂志以及社科院王伟光重提阶级斗争及人民民主专政一样，是明剃习近平眼眉。习近平在四中全会力推法治，加上严打周永康、徐才厚、薄熙来、令计划等“新四人帮”，毛左因此大玩以古讽今。这是公然和法治精神和建设法治社会目标背道而驰的。

红旗杂志在祸国殃民极左文革期间兴风作浪，造谣惑众，迫害忠良……改刊以后遭到唾弃销声匿迹，如今改头换面伪称红旗文稿，沉滓泛起，再次鼓吹阶级斗争，制造分裂。

毛泽东生前曾将政治斗争总结为两句话：“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而岑国荣之辈自然也难逃这类窠巢。

极左回潮，他们也蠢蠢欲动。岑文甫一写就，就很快上下串联奔走，搞成了423名遗老遗少文革余孽联署的阵容，大言煌煌，气势汹汹地兴师问罪。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曾几何时，岑国荣们成为文革政坛新贵吆五喝六的是何等风光，溜须拍马的挤破门槛，人人竞相攀附，但时至今日，岑的“联指”派战友们一个个身陷囹圄，枪毙的枪毙，开除出党卷铺盖走人，树倒猢狲散。“看他起高楼，看他楼塌了”，这句话用在文革余孽身上可谓恰如其分。

其实，此时作为前台傀儡马前卒跳出来的以岑国荣、邓文光为首的423名文革余孽都是中共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整党清理“文革三种人”（指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之保守派“联指”成员——文革这一群沐猴而冠的新贵们开始为他们的曾经风光、血债累累而付出牢狱之灾。他们的命运如过山车般，从云端跌入地狱，印证了“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那句江湖名言。如今岑国荣们饱尝了“秋风扫落叶”的世态炎凉，体验了“眼见他起朱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的晕眩感。

但其实，岑国荣、邓文光之辈如今遭开除党籍、身陷囹圄，也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因果报应。

在此，有必要对其在文革中的历史人肉扒皮一番。岑国荣，男，汉族，1934年11月生，广西容县人，原名岑钊华、岑超华，195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开除党籍），1950年6月参加工作，相当于初中文化。1950年6月至1953年6月为广西省容县城厢区政府通讯员。1953年6月至1957年7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四八部队一支队班长。1957年7月至1958年4月为广西容县军分区公务员。1958年4月至1962年10月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钢铁厂工人。1962年10月至1963年6月为柳州金属加工厂工人。1963年6月至1965年7月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冶金建设公司工人。1965年7月至1971年6月任柳州钢铁厂车间班长、工段长、革委会副主任。1971年6月至1973年6月任柳州钢铁厂革委会副主任、党委副书记。1973年6月至1974年1月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总工会主任。1974年1月至1975年2月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总工会主任、党组书记。1975年2月至1978年2月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常委、自治区委工交政治部主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交战线党组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总工会主任、党组书记。1978年2月至1980年12月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常委，广西壮族自治区总工会主任（主席）、党组书记。1980年12月至1982年9月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总工会主席、党组书记。1982年9月至1988年1月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总工会副处级干部。1985年5月被开除党籍。1988年1月至1995年2月为广西燃料总公司办公室办事员，资源开发部业务员。

柳钢工人岑国荣与蒙志恒、刘目忠是武斗同一战壕的战友，由于都是凶神恶煞的柳州“联指”头头，人称“柳钢三煞”。他们在武斗中的“事迹”由柳江“二.一四”事件可见一斑。

柳江“二.一四”事件

1968年2月11日下午5时左右，柳江造反大军在县文化宫正在开饭，炊事员韦柳生在地坪上，被联指从税务局方向打来的子弹打中死亡。 2月13日，柳江“造反大军”开常委会，罗乐民、韦云哉、潘国臣、覃永谋、黄建贵和柳州造反大军的董风英等决定，分三路攻打联指据点。 十四日凌晨四点，柳江“造反大军”韦云哉指挥第二路先攻打县交通大楼，炸死联指杨秀禄一人。第三路攻打新华书店炸死联指赵文全一人。接着两派到县武装部抢枪。混乱中人武部科长莫英被炸死。

“柳州联指常委”决定：由“工交兵团”和“财贸兵团”等武斗人员出击。

2月16日融安铜古桥武斗一结束，蒙志恒、刘目忠、张麦生等人即带领“工交兵团”出击柳江拉堡。“柳州联指常委”张林、书正钧、“柳州联指工交兵团二分团”头头金成贵、“地专联司”的吴禧义与沈善泽也带队前往，共500多人，一个机枪连，两门三七战防炮。当晚在柳江县工会召开“联指”第一次军事会议。

2月17日凌晨刘尚扬炮楼首先被“联指”炸塌，中午“联指”分三路向“造反大军”驻地发起攻击，整个战斗在和睦村、拉堡中学、小学一带激烈进行。“造反大军”韦云哉带领小分队四处出击。一直打到下午4时，“柳州联指工交兵团二分团”头头金成贵等6人被打死，3人被打伤。

2月19日，“柳州联指”又增派柳钢、柳州财贸、西峨、柳城等“联指”武装近千人支援柳江。

2月20日，蒙志恒等在柳江县工会召开“联指”第二次军事会议。会议决定成立攻打文化宫前线指挥部，蒙志恒担任总指挥，分四路进攻据点柳江县文化宫。这场武斗直打到2月23日凌晨2时“造反大军”撤出文化宫，23日天亮“联指”占领文化宫，武斗才结束。十天的武斗，双方投入二千多人，生活开支近十万元，金成贵、黄丽、晏进华、刘若章、郑国忠、凌广支、方荣芬、黄保升、许明汉、李巫溪等23人被打死，6人重伤，柳江县人武部被炸死1人。炸毁公私房屋7间，损失国家物资约20万元。

抱上韦国清的粗腿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岑、蒙、刘三人都是工人大老粗，适逢连农民（山西昔阳大寨陈永贵）和纺织女工（陕西咸阳西北国棉一厂吴桂贤）都能官拜国务院副总理的文革乱世，“有枪就是草头王”。三人风云际会都当上柳钢、柳州“联指”头头，得以抱上韦国清的粗腿，成为韦国清“以人划线”（凡是支持韦国清都被封为“革命派”；凡是反对韦国清的全被打成“反动派”）的红人，是柳州“联指”武斗干将，围剿造反派的急先锋，臭名昭著，都是沐猴而冠的文革新贵既得利益者。当年岑国荣以一个工人大老粗炼钢车间炉前工官拜中共中央第9、10、11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自治区工交政治部主任、党组书记，广西总工会主席、党组书记，实实在在地演绎了一个官场上屌丝逆袭的传奇。蒙志恒任柳钢革委会副主任。刘目忠任柳钢革委会副主任、柳州市革委会任常委、自治区总工会副主席。

《柳钢志》有详细记载。

1968年4月后柳州联指武装民兵前线指挥部第二营主要成员名单： 营长刘目忠，原柳钢炼钢车间工人，武斗后任柳州钢铁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柳州钢铁厂党委副书记，广西区总工会副主任，柳州市革委会常委。在广西文革处遗中，1983年10月被捕，（1983年10月13日《柳州日报》报道）1984年11月被判刑十年。（《柳钢志》）

副营长岑国荣，原柳钢炼钢车间炉前工，武斗后任柳钢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柳钢党委副书记，中共中央第9、10、11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自治区工交政治部主任、党组书记，广西总工会主席、党组书记。在广西文革处遗中,“1985年5月16日，根据其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经区党委研究决定给予其开除党籍，降一级工资的处分。”（《柳钢志》第843页）

1968年4月后，柳钢联指武装自制了土炮与手榴弹等武器，还到柳州市及柳城、屯秋等解放军驻地抢枪，参与武斗，在武斗中，柳州联指常委、柳钢革委会副主任蒙志恒被打死，柳钢死6人，伤多人。武斗平息后，柳钢刮政治台风，马培尧、高美玲等59人被抓、被关、被斗，马培尧多次被打成重伤，1968年8月14日因伤势过重而死亡，其妻高美玲也被迫害致死。1968年8月8日，柳钢联指一些人将曾宪荣抓来给蒙志恒跪灵，当场打死。1968年8月10日，柳钢革委会召开蒙志恒追悼大会，一伙人将炼钢车间干部黄鸣皋抓来给蒙志恒祭灵，把炸药绑在黄身上把黄炸死，然后剖腹挖肝伴酒吃。（《柳钢志》第689页）

邓文光与南宁“火种”惨案 

比如与岑国荣领头联署公开信的南宁“联指”头头邓文光，当年伙同广西“联指”常委颜景堂、廖炜雄、潘玉臣、李家海、刘国华、覃树林、何唯钦、任树人等制造南宁“火种”惨案中，就屠杀62名“4.22”的俘虏，并灭尸于邕江。“火种”兵团是广西“四.二二”在广西水电厅设计院的一个群众组织、在南宁文革武斗其间，该组织六十多人占据设计院大楼，也称“火种”据点大楼。由于该楼居高临下，对广西“联指”威胁颇大，因此，“联指”视其为眼中钉、肉中刺，急欲拔除而后快。大造舆论，通过“联指”的喉舌——《广西联指报》、广播站和大字报，诬蔑“火种”是“反共救国团”盘踞之地，是“国民党残渣余孽”、“叛徒”、“特务”、“走资派”、地富反坏右的黑窝。1968年6月19日至20日，广西“联指武装包围水电厅设计院“火种”据点大楼，屠杀已投降的俘虏62条人命，并灭尸于邕江河里，酿成“火种”惨案。

“火种”惨案发生后，广西革筹、广西军区既不及时向中央报告，也不定性处理。对策划、组织和指挥攻打“火种”大楼，残酷屠杀俘虏的人，视为“掌上明珠”、“文革功臣”，提拔重用，升官进爵。例如参加广西革委会的联指代表，多是些策划、指挥、参加武斗的，后来策划、指挥“抢”解放军的枪杀人的“正确路线”的“精英”。屠杀有功的广西“联指”头头廖炜雄，当上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区党委常委、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宣传部长等要职，还荣获中共“九大”代表；颜景堂当上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区党委常委、团区委书记、柳州工程机械厂党委书记等职；潘玉臣当上区公安厅副厅长；邓文光任广西总工会副主席……

在一九八三年四月开始的广西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及其后进行的整党中，对于攻打“火种”大楼事件造成惨重处果的决策者、指挥者都作了严肃的处理。其中时任柳州工程机械厂党委书记颜景堂追究罚事责任，依法判刑，廖炜雄1983年处遗时仅被革除职务，清除出党。何唯钦属犯打砸抢错误，绐予开除党籍和行政上开除留用察看处分，李家海已病赦，不再追究其责任。其他主要责任者也分别受到党纪、致纪处分。邓文光，原广西区建一公司工人，南宁联指头头，武斗后任广西总工会副主席、广西第一建筑公司副经理，在广西文革处遗中,“因故意杀人，一九八四年六月十四日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第209页）

再如岑国荣，原柳州钢铁厂工人，“文革”中先后担任区总工会主席，区党委常委等职务，一九八O年十二月免去其区党委常委职务，一九八二年九月免去其区总工会主席、党组书记职务，一九八五年五月区党委下文定其为造反起家、干了坏事，情节严重，决定开除其党籍，按一般干部分配工作（没投入监狱，算是当局法外开恩啦）。

英山监狱：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客”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风水轮流转，造反派头头们刚刚获平反离开英山监狱，换成保守派“联指头头手拉手，英山监狱排队走”之景象,轮到如颜景堂、邓文光、刘目忠等罪大恶极的大小头头进监。

韦国清当道的文革期间，一众造反派头头都没好果子吃。柳州造反大军文攻武卫总指挥廖伟然被判二十年徒刑；柳州造反大军头头白鉴平被柳州市法院判处无期徒刑；柳铁“工机联”头头之一的李振岭被判15年；南宁“工总”头头熊一军被判死缓；梧州造反大军头头王东明被判无期徒刑等等，都送广西英山监狱服刑。

英山监狱，对外称英山柴油机厂，是广西头号重刑犯监狱，因利用犯人生产柴油机等奴工产品出口创汇而在国际上臭名昭彰。它坐落在鹿寨县的四十八弄里。民国时期，那里是土匪出没之地，后来又是国民党训练特工人员的场所。四周是山，没一点生气，实是一块不毛之地。别说人从那里走出去，就连鸟也难以飞出去。白、廖与广西“4.22”众多头头如南宁工总熊一军、梁柏松；桂林“老多”张雄飞、许瑞林；柳铁“工机联”的李振岭，柳州“红总”明在胜，大军二军的陈德昭，容县的冯振群等等大小头头，均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羁押广西鹿寨英山监狱。

1983年“处遗”(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广西高院宣布对白、廖等大小头头免于刑事处分，释放出狱，此是后话。

八十年代整党岑国荣之辈就没消停过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整党清理“文革三种人”时，这帮人就没消停过。 尽管“处遗”纠错的案件一个接一个，这是另一个角度的依法治国的落实。迟到的正义也是必须到达的正义。但是另一方面，当初因何犯错，责任人该被怎样认真地追究，留下的教训是什么，也不能在纠错之后被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否则就会是另一个新的错误，留下层出不穷的隐患。

1983年广西“处理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时，在中共“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的总方针下，成了走过场的运动，比如全自治区被杀害的人（武斗战场上被打死的“4.22”及无名死者、抛尸江河失踪者不计在内），哪止八万九千多？但是“处遗”时，全广西只判处了“联指”杀人凶手们10人的死刑。这样，当时很多有血债的“三种人”，都在韦国清的亲信乔晓光（广西区党委书记）的巧妙掩护下，滑过去了！包括象岑国荣等“文革三种人”仅是开除党籍，免除原来的职务而已。

比如，时任柳州公安局北站派出所指导员的许家威（联指“红柳高”头头）文革有血债，属于“文革三种人”，遭开除党籍，免除原来的职务，清除出公安队伍。许于是下海，挂靠龙城中学，开办龙城化工厂，创办银荔集团，摇身一变为“民营企业家”，许多昔日“红柳高”的同袍纷纷投靠其麾下，每年大年初一的新年训话成了许董事长雷打不动的“家规”，许家威俨然以“红柳高”家长帮主自居，在政经两界混得风生水起。

对“处遗”，两派都不满意。“4•22”认为煮了夹生饭，杀人的罪魁祸首，消遥法外，包括穷凶极恶双手沾满广西人民鲜血的韦国清，撤职而已。“支左干部” 军方杀人元凶逍遥法外。“联指”中则有人认为处遗扩大化，闹事挑头者就是刚被从广西总工会主席、党组书记一撸到底岑国荣。他们对“处遗”恨之入骨，人家一贯以正确路线自居，否定它怎么得了？因此，被处了一下的人，到区党委门口静坐；围攻负责“处遗”者，如区党委组织部长、大事记主编区济文住江滨医院也被围攻，硬要他平反。

区济文，原是广西地下党干部，五十年代支援工业时从广西调鞍钢工作。由于区济文是由辽宁鞍钢调回广西的干部，1982年从柳州市长任上升任区党委组织部长，负责“处遗”工作，没亲历广西文革，哪见过“联指”这等泼皮滚刀肉“一哭二闹三上吊”的阵势！？搞得区济文狼狈不堪，不胜其烦，有点招架不住欲妥协的地步。

关键时刻，王定方显英雄本色！

（未完待续）

本文节选于小平头长篇文革密档揭秘《破解文革柳州惊天大案谜局――“七.三”布告出笼的台前幕后》

（联络本文作者请发邮件到：[e-mail]）

附件： 小平头柳州文革长篇纪实目录及前言

文革机密大起底
破解文革柳州惊天大案谜局――《“七.三”布告》出笼的台前幕后

小平头（丹麦）

目錄

上篇：请君入瓮 “5.21”、“5.25”连环计韦国清柳州设局

一、军头设局 柳州惊天劫军列抢枪大案；
       高层暗战 造反派成毛林周博弈棋子。

二、军人集团连环计大起底；
      现代翻版之“智取生辰纲”。

三、军方施压 毛泽东依靠军队牺牲造反派；
       神圣卑鄙 周恩来执刀充当朝廷大祭司。

四、始作俑者 毛林周合谋屠杀“4.22”；
       里高模式 开启军方柳州设局彩排。

五、苏联插足 一九六八中越交恶援越计划停摆；
       军方力挺 韦国清借“抗美援越”计诱造反派。

六、民间记忆挑战官方文革密档；
       亲历者还原柳州大事件真相。

七、欧致富操纵部队“拱手送枪”仕途青云直上；
      孙凤章支持造反派恢复铁路交通身陷囹圄。

下篇：天雷地火 掌握“两杆子”的柳州造反派武装抗暴

八、中共建政 民国模范省沦为贫穷自治区；
       借旨造反 京西宾馆造反派痛殴韦国清.

九、文攻辩论 大军人才济济独领风骚；
       武斗动粗 联指财大气粗人多势众。

十、石破天惊 肖普云辣手著文章荣列全国“五大大毒草”；
       离经叛道 钱文俊铁肩担道义引领广西异端新思潮。

十一、水厂保卫战 “钢青近”一战成名震龙城；
          天雷霹雳火 “联指”兴兵五路攻占河北。

十二、大老潘拒炸覃连芳大楼；
          刘贵宝亲历河北保卫战。

十三、兔子与猎狗死磕 广西民风强梁尚武剽悍；
          天雷跟地火碰撞 大军绝地反击惊天逆袭。

十四、廖胡子巧布阵 计诱张春峰、蒙志恒；
          联指恼羞成怒 拿“黑五类”开刀泄愤。

十五、“主战派”激进搅局 “打过河北”胎死腹中；
          “主和派”保守谨慎  阴差阳错躲过一劫。

十六、屠戮造反派 融安大屠杀野蛮骇人听闻；
          秋后算总账 大军大小头头集训队炼狱。

十七、残杀“黑五类” 地委书记揭露吃人内幕；
          “支左好干部” 军方杀人元凶逍遥法外。

写在前面：

（1）关于文革，官方舆论尽是渲染造反派迫害老干部（走资派）的宣传，鲜有当权派屠杀造反派的记录，更遑论造反派抗旨造反逆天所为，当局对造反派武装抗暴的史实忌讳莫深，严密封锁这方面的讯息。到目前为止，《七.三布告》出笼的前因后果、台前幕后还没有人给出系统、合理的诠释，一般大众会迷失在官方那一堆官话套话里，而明眼人虽从蛛丝马迹的细节里，看清端倪，但却受中共对文革档案资料的垄断及严防死守等客观条件的限制而“管中窥豹，难见全貌”。所以，平头有必要揭开这个盖子，而揭示《七.三布告》出笼的台前幕后，只有从柳州（包括柳州市、柳州地区、柳州铁路局）文革的宏观叙述，给合当时的国内、国际政治形势，以及地方军头设局，高层政治暗战等错综复杂的派系纠葛，以及官方的相关文革密档的披露，才能厘清这段左右文革造反派命运走向的历史。

“为尊者讳，为贤者讳”是中国人的传统，这个传统对中国古今史学也影响深远，所谓“春秋笔法”就是由此而来。何谓尊者、贤者？当下当权者、帝王将相、权威、名人、大师、圣人、神人。何为讳？就是他们的功劳政绩可以“伟、光、正”到传奇的地步，而他们的缺点、过失，甚至是坏事则丝毫不能提、不能讲、不能碰，否则就犯了大忌，被群起而攻之。在平头看来，这终究不是实事求是对待历史的正确态度。

平头不才，本文谨秉承“史家贵独断”箴言，百无禁忌，用文革密档与民间当事人的回忆对比穿插，通过文革机密揭秘，民间证词还原，试就《“七.三”布告》的来龙去脉作一抽丝剥茧地梳理，以献疑于方家。

透过厚厚迷雾还原历史真相。历史犹如一幅长长的画卷，当它离我们越来越远时，我们越能看清它的全貌。今天，回过头来再看当年对全国造反派命运影响深远的《“七.三”布告》出笼的台前幕后，随着笔者对官方文革密档的筛选和亲历者当事人的采访调查排列出其中的脉络，它的真相逐渐被披露，它的原貌已基本被还原，它不仅仅是一大骗局，还是一个大阴谋。通过上述排列组合，抽丝剥茧，可以看出一条清晰脉络，发现所有线索的矛头都指向军人集团及韦国清，找到可供破案的“人骨拼图”，基本拼凑还原出军人官僚集团伙同军头韦国清逼毛中央合谋屠杀广西造反派的尸检报告！还原历史的精彩，这些故事又能钩沉出很多柳州造反派著名的人物。于历史，既可以提问宏大叙事，又可追索细枝末节。展现柳州造反大军与韦国清的广西当局天雷地火、斗勇斗智的画面。

从历史上玩政治权术的水平来看，造反派觉醒者毕竟是极少数，大都是看不透毛泽东牺牲造反派阴谋的，而领袖往往能把造反民众玩弄于股掌之间。广西造反派的武装抗暴最终虽被韦国清残酷镇压，但造反民众在血与火中已获得的历史启悟与真知不应埋没，尤以柳州造反派“反迫害、反屠杀、求生存”拼死抗争的"柳州经验"值得大书一笔，不以成败论英雄才是历史学家的眼光。

（2）巴尔扎克在《幻灭》一文中有教诲：“历史有两部：一部是官方的，骗人的历史，做教科书用的，给王太子念的；另一部是秘密的历史，可以看出国家大事的真正原因，是一部可耻的历史。”平头以为，对文革的研究假如纯就事实重构来说，必然需要尽可能多的官方文件密档，而口述史和个人回忆都难免带有主观和记忆不准确的缺陷。然而，就从底层视角了解文革的意义和诸多面向，而非仅仅核对和考证具体史实而言，则个人回忆是弥足珍贵的材料。尤其是一些小人物或中层人物的回忆，如柳州、柳铁造反派的钱文军、王反修、杨建平、刘贵宝、韦文德等亲历者的回忆，以及柳州造反大军一众常委及骨干撰写结集成书《难忘的岁月——广西柳州文革纪实》。这些个人回忆文章有独特的经历，有分析，有反思，有脱离官方话语的独立思考，更有经历了人生起伏迭宕，百转千回以后的精神沉淀和情感累积，对后世了解文革来说，其价值是不可估量的。文革研究必将越来越采用以底层和边缘的视角来观照的路径，而不仅仅限于上层权力斗争，意识形态和政策运作。

随着互联网和自媒体的兴盛和出版技术的更新，随着国人经济上的改善，思想交流、出版方式有了划时代的革命，具体到历史记录和研究的领域，就是打破了史学专家和平民百姓的界限，贩夫走卒也可以讲述和书写自己的经历见闻。而他们的故事，虽然有的极为生动丰富，但在过去都很难有面世的机会：或则触犯政治禁忌，或则受到市场制约，这些障碍现在都一一打破。这一现象，被一些人称誉为“全民写史”——毕竟突破了“历史是胜利者写的”，而“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斯大林）的官方垄断，也突破了学者专家拥有话语权的藩篱。

官方历史和个人记忆有着很大的不同，远没有亲历者的记述鲜活。私人回忆文章里有很多穿越遮蔽的意义。真相的遮蔽与还原，还原真相是走向正义的第一步。比较不同人物的证词，往往可以从同一事件不同的角度琢磨出许多真实的信息来，就看你的目光会不会或肯不肯在横向或纵向的历史坐标上反复扫描。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平头走访了广西文革大屠杀所发生的市、县、地区，接触并采访了许多文革大事件的亲历者，以及广西整党办《广西文革大事记》编辑小组的一些老干部。他们的陈述，弥补了官方密档无法企及的细节真实。因此，笔者用官方的文革密档与民间当事人的回忆对比穿插，通过文革机密揭秘，民间证词还原，分别以上篇：请君入瓮 “5.21”、“5.25”连环计韦国清柳州设局 等七章， 下篇：天雷地火 掌握“两杆子”的柳州造反派武装抗暴 等十篇共十七章节，来比较还原一个真实的柳州造反派“抢劫援越物资”的文革大事件。平头所为，就是要洗尽铅华，还原历史，留存真相，主持正义。让我们跟随亲历者走进历史的迷雾，一点点地还原柳州文革惊天劫军列抢枪大案的真实面目，抽丝剥茧地梳理《“七.三”布告》这段对文革造反运动的命运走向影响深远的历史,从而揭示军人集团以黄永胜、韦国清等军头设局栽赃广西“4·22”，倒逼毛泽东依靠军队牺牲造反派的前因后果、台前幕后。

长期翻阅中共文革密档广西各地《文革大事记》，发现国家历史与个人记忆不是一回事，有很大区别。国家记忆是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一句名言，“谁掌握了历史，谁就拥有现在”。同理，只要篡改历史，谁控制现在，谁就控制了历史。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懂得这个道理。现在主流媒体宣传讲到文革的历史，或文过饰非，避重就轻；或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或“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但历史不完全是国家的历史，同时也是民间的历史、个人的历史。现在的历史话语，实际上是官方历史和民间历史并存，都在叙述。历史的传承，历来有两种管道：官方的和民间的。只要民间的香火不断，被官方蓄意封杀的历史，总有一天，会登堂入室，进入正史的殿堂。相反，被官方强行钦定的历史，总有一天，会遭人唾弃，而被从正史的殿堂中驱逐出去；

（3）看文革历史，不能迷信官方的所谓机密文件，对于官方文革密档，我们一方面要肯定其价值，另一方面也必须要指出其偏额。否则，我们的思维就会被官方以来占统治地位的一家之言习惯性地误导到被扭曲的历时图像中去。比如官方的文革密档对1968年“5.21”柳州造反派抢“援越物资”惜墨如金且语焉不详，给我们展示的历史图景不是全面的图景，很多方面是被刻意遮蔽的。里面记载的柳州造反派（含柳州造反大军、柳州地区造反大军、柳铁“机关总部”、“工人总部”、“红卫兵革命造反总部”联合组织合成柳铁“工、机、联”。下同）“抢援越军列”事件与当事人的亲历见证大相径庭。明明只是柳铁造反派三个人所为的偶发事件，且柳州造反派几个头头都没参与。

为了消灭广西“4.22”， 韦国清绞尽脑汁，运用诸多计谋，如“瞒天过海”、“打草惊蛇”、“引蛇出洞”、“欲擒故纵”、“借刀杀人”等等连环计，最后，请君入瓮――实际情形是当时柳州造反派濒临弹尽粮绝、束手待毙、危在旦夕的关头，“联指”消灭“4·22”指日可待。军人集团却在柳州火车站设局，诱导柳铁造反派抢劫军列的事件栽赃造反派抢“援越物资”（本来那批子弹不是援越物资，只是解放军的正常战备物资——是沈阳军区运往来宾县凤凰军火库的弹药。被造反派抢了，就上纲上线说是“援越物资”了），军人集团还将计就计设局“5.25”假收缴子弹的解放军之手拱手送与之匹配的七百多支五六式冲锋枪，然后请君入瓮。将“挑起武斗”、“抢劫援越物资”、“破坏铁路交通”的罪责强加在广西“4·22”身上，军方由此取得向毛施压，倒逼毛依靠军队牺牲造反派，从而以执行中央《七.三"布告》指示的名义，把他们置之于死地！

柳州造反派“5.21”胆敢抢“援越物资”！接着“5.25”又吃了熊心豹子胆抢解放军七百多支冲锋枪！这两起轰动全国的“反革命事件”导致全国造反派的政治地震，其波及范围和深度都让人瞠目结舌——是军方倒逼毛中央宣判造反派政治死刑的《七.三布告》颁布的直接诱因。对文革造反运动的命运走向影响深远，是文革造反派由盛而衰的命运转折——1968年夏，毛中央抛弃造反派的一系列文告及行动皆肇始于此。

林彪军人集团之所以力挺韦国清，就是要凭借“抗美援越”的格局，在广西布下一个可左右文革全局的棋子，以此增添政治博弈的筹码，以达到增加军队影响力和文革话语权的目的。

军方高层是把柳州造反派当棋子，在下一盘更大的棋。

换言之，“七.三”布告的出笼，不是毛授意韦在柳州设局，而是军人集团为倒逼毛依靠军队牺牲造反派设下了这个“陷阱”，也就是丛林战高手韦国清用了个小计谋，终于使“造反派”陷入不义之泥淖。

除了战略层面上的考虑，从战术运作上讲，“5.21”的子弹，“5.25”解放军的大批枪支让造反民众轻易抢夺，不过是韦国清此前驾轻就熟的“融安、里高”模式的翻版罢了（后文详述）。只不过军人集团这次在柳州设局的规模以及下的赌注大得惊人，足以影响造反派的命运和文革发展的走向。

如果说“融安、里高”模式给部队围剿造反派制造口实以及就此试探毛泽东所能容忍牺牲造反派的底线话，那么，军方得陇望蜀，韦国清“猪仔便宜墟墟来”！柳州“5.21”、“5.25”事件，则成为导引全国造反派走下历史舞台的一个转折点。

因此，柳州造反派“5.21”抢所谓的“援越物资”、“5.25”抢解放军的大批枪支，都是军方设局让柳州造反派入套授人以柄，抓了柳州造反派的现行，就等于掐到广西“4.22”的七寸，足以在政治上把他们打垮。从而倒逼毛泽东依靠军方牺牲造反派，拿广西“4.22”作为替罪羔羊来试刀祭旗。可以说，军人集团需要用广西“4.22”项上那颗“政治人头”来为毛泽东牺牲造反派祭旗。

在中央高层各方的整个博弈过程中，“七.三”布告堪称一个分水岭：如果在此之前很多人对毛本人以及文革走向还模糊不清的话，在此之后，军人集团的一系列举动已经日渐清楚的勾勒出一盘大棋的布局轮廓。这盘大棋目前已经走到了收尾的阶段，而整个棋局的核心，是逼毛依靠军队牺牲造反派。

此外，还有一个所有研究者或多或少都知一二，却不愿正视的史实，毛泽东主导的全面内战目的是“改朝换代”，结果却被周恩来、林彪接过来，成了与毛斗法的利器。从历史过程看，若非这场全面内战，使毛无暇旁骛，周及其系统恐怕难以保全。

捅破这层窗户纸，我们就离参透历史真相不远了。

韦国清为达到造反派授人以柄的目的，不惜以子弹枪支作为“请君入瓮”的诱饵，这会给濒临绝境的柳州造反派带来绝处逢生的局部实际利益，但从全局战略来看，这些子弹枪支同时也被看成是“钩子上的诱饵”——为此颁发的《“七.三”布告》是全国造反派从此走下历史舞台的转折点。

在制定战略和设局方面韦国清确实是厚黑高手，施连环计搞阴谋驾轻就熟，可悲的深度卷入文革却实在少不更事的柳州、柳铁造反派（大都是中学生红卫兵），哪里识得一个叫“政治”的东西的风云诡谲，哪里见过政客们的老谋深算，遑论冠冕堂皇背后的政治暗战，广西“4·22”也绝对不是韦国清的对手。韦国清为首的广西军区一方面全面武装 "联指"屠杀广西“4·22”，一方面施以诱饵局部武装柳州造反派，再在抗美援越“重要的时间和重要的地点”，预设了一个对他来说稳赢不败的战场。果然，困兽犹斗正苦于没武器而焦虑不安的柳州、柳铁造反派不知是计，用当时造反派的话来说：“不抢，等死吗？”——“放进篮子都是菜”地锔头进灶，钻进韦国清密谋的“抢劫援越物资”的阴谋里。而文革密档《广西文革大事记——1968年》却坐实了韦国清强加给造反派的“密谋”、“策划”、“操纵”、“指使”的罪名。官方所称与当事人的亲历见证说法反差巨大，令人犹如看一场罗生门。

但柳州造反派天雷地火般绝地反击，几乎搅了韦国清的局，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柳州造反大军破釜沉舟，视死如归，浴血抗暴，在廖伟然的指挥下，以寡敌众、以弱胜强逆转形势，取得了柳南绝地反击的胜利，上演了一出武装反抗暴政、可歌可泣的悲壮大戏。在全国造反派被各地军方和保守派的联手打压得苟延残喘、灰头土脸之际，唯有柳州造反派的武装抗暴逆转颓势而独树一帜。尽管从一开始他们就钻进韦国清密布的“抢劫援越物资”的惊天大阴谋里，而成败立判。但正因为柳州造反派靠自己的实力和拼死一搏，避免了重蹈南宁、桂林、梧州及县份的造反派被军队、“联指”屠城的悲剧结局，使龙城造反民众免遭涂炭，使柳州成为全广西唯一没发生大屠杀的城市。唯其如此，他们“反迫害，反围剿，求生存”拼死抗争的"柳州经验" ，在文革造反民众反抗运动中才尤显弥足珍贵。

以往我们很少“光顾”这些造反派人物。其实，从他们多变的人生轨迹中，可以总结、梳理出文革的许多经验和教训。

对专制镇压武装抗暴的经验教训适用于任何时间和任何暴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