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杂忆之九－－－我参加的一次抢枪行动
进入１９６７年６月份，中南地区武斗一天天激烈。武汉武斗双方的＂钢工总＂和＂百万雄师＂共死了一百多人。７月中旬毛泽东亲自出马到武汉压军区司令陈再道就范也碰了大钉子，弄得自己乘飞机落荒出逃。６月６日，湖南省＂工联＂派进攻孤悬河东的原中苏友好馆“高司”宣传站，酿成流血事件，多人死亡，长沙城内气氛极其紧张。外地的消息被添油加醋传到广州，加剧了原本就剑拔驽张的气氛。
“１９６７年７月２０日，坐落在广州市西郊的华侨糖厂两派从张贴标语发生辩论，进而升级至暴力冲突。参与者包括厂内人员、周边农民和少数中学生。到２１日下午，旗派被包围人员得到接应突围，据说旗派死亡８人，其中一名是糖厂副厂长，３０多人受伤。此事激起旗派愤慨，广发通知，召集各组织，于２３日下午在东较场举行声势浩大的追悼会，并抬尸游行示威。但军管会却不知什么原因将会址改为越秀山体育场。而此前，总派的中学生组织“红卫兵广州总部”也拟定于２３日在中山纪念堂召开成立大会。两个聚集地相距甚近，而中山纪念堂又位于越秀山体育场进场需经之地，遂发生暴力冲突。总派学生（时称“主义兵”）有备而来，以纪念堂为依托截击游行队伍。冲突武器为匕首、木棍、砖块和少量步枪，较流行的是锯尖了的水喉管。伤亡人数有统计称５０多人被杀，４００多人受伤住院治疗，轻伤不计其数。我没亲眼看到这些武斗，文革期间红卫兵小报的报道可信度又很低。以上的描述是文革结束后我看到的报道，过程大约不错，但其中的死伤数字绝对夸张，不可信。
“七·二三”事件开始了广州“文革”第一个武斗高潮、治安失控。双方开始将武器升级，向部队抢抢。一开始，中山医学院旗派犯了一个极低级可笑的错误。我们的头头林昌文竟然带着几十个人抢了离学院不远处的＂毛泽东同志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里面陈列的枪支。那些枪根本不能用，政治影响又坏，赶快又尴尬地送回去了。
一个夏夜，东方红公社的卢炳新司令神秘兮兮地来找我们班的旗派小头目卢业贵，交头接耳了一会。他走后我问卢业贵＂有乜好嘢？＂他答：＂今夜去抢枪，你去不去？＂这可是件刺激事，我当然要去见识见识。又问他几点钟，去哪儿抢，他一概不透露，只说到时候你跟我走就行。
下半夜，卢业贵悄悄把我推醒。穿上衣服我就跟他出来，原来行动目标是广州铁路局东山区分局公安处，离学院不远，我们共十多个人，每人发一支木棒，步行去的。到了那里，先到的红卫兵已将大院控制了。里面押出几十个＂俘虏＂，是公安处的干部。学院一个我不认识的头头吩咐卢业贵带我们看守俘虏。将他们排成一队，面对墙站好，只准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进入武器仓库的红卫兵显然已经得手了，扛着步枪、木箱、还有一挺轻机枪小跑着出来。我听到子弹撞击的清脆声音。俘虏中的一个沉不住气，回头望了一眼。刚好卢炳新司令右手提着一把手枪走过来，抓着他的头发就往墙上撞：＂干什么？放老实点！＂不等回答匆匆走了。我对俘虏说：＂你别动就冇事啦！＂他有点不服气地回答：＂没－关系，没－关系。＂
最后还是那个我不认识的头头出来，对那些俘虏训话：＂今晚委屈大家了，我们也是不得已借枪去用用。我们走后十分钟你们才可以回宿舍，听到没有？＂他们中有人小声答：＂听到了。＂
头头对我们把手一招，大家无声地跟着他撤了出来。整个抢枪过程自始至终我手里都握着一根木棒，连枪把都没摸过。
从此，我再也不参加任何＂革命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