忻鼎亮 一个文革中的大学生“思想犯”的自述（二） 转载

　　　　　　　　　　　我在“一打三反”的风雨中
——一个文革中的大学生“思想犯”的自述（二）

　　　　　　　　　　　　　　　　·忻鼎亮·

三，一打三反运动

１，山雨欲来

　　科大迁校到安徽后，“一打三反”运动接踵而来，我一生中最恐怖的日子即将来临了。科大到安徽开始落在安庆党校，那里的条件实在太简陋，于是又迁到了合肥。安徽省革委会将合肥师范学院的地址让给了科大，总算有了房子能够勉强安置这群落魄的师生以及一些拆散了的仪器器材。我随大部队到了安庆后，没有再跟随去合肥，便坐船回上海过年去了。

　　在上海，我已听说有中央文件下发，要在全国开展“一打三反”运动。这场运动，重点在于“一打”，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主要惩治文革中出现的现行问题。过完年不久，我们班就有同学来信告我，要我尽快回学校参加运动。我当时的心情比较复杂，这次运动来势很凶，从清查内容看明显是要整肃文革运动中的政治异己分子，我们恰好就是目标，内心自然有本能的紧张感。但我的侥幸心还是比较重，心想：刚经历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已经被清查了一遍，而且有了明确的结论，应该不会出问题。更何况安徽这样的土地方，工军宣队的整人水平会比北京的高？我们根据北京的成功经验，如法炮制不就可以了吗？不必过度紧张，这样反而会显得心虚。于是，我故意晚了几天到学校，而且到了合肥后，我还在大哥家住了一晚，第二天才去报到。那时，同学们大多数都已返校，大家见面后几乎都是谨言慎行，没有嬉笑闲谈的场面，气氛比我想象的要紧张。我们班的临时班长何世平带我去见系里的工军宣队领导报到，系工宣队队长姓谢，是淮南煤矿的一个造反派头头。他见了我立即摆出下马威，厉声厉色地问我为什么迟到？我随便找了一个理由，他勃然大怒：难道这事比“一打三反”运动重要吗？随即又给了我一个明显的威胁：不要以为我们不了解你忻鼎亮。我心里明白，工军宣队已经盯上我们了，但我对谢队长这种虚张声势的诈唬很鄙视，再一次地错误估计了他们的整人能力。

　　安徽省既然接纳了中国科技大学，显然非常重视这所学校，当然首要的任务是要它服从。“一打三反”运动正是个好机会，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来压服这批桀骜不驯的学生，这是最有效的方法。所以，科大的学生们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受到的迫害，更甚于其他大专院校。安徽省革委会派出了阵容强大的工军宣队，来领导用以制服这批带着怨气来的京城师生。工宣队队长是安徽省革委会常委李东林，原来也是淮南煤矿工人，造反起家，荣升至省革会常委。军宣队来自李德生的嫡系部队十二军，有几个师政委压阵。他们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将在搬迁时闹得最厉害的四系（近代物理系）安置在白湖农场（一个劳改农场），一系（数学系）在铜陵，二系（物理系）在寿县，三系（化学系）在马鞍山，五系（近代力学系）在合肥本部，六系（无线电系）在淮南。各个系分别搞运动，学校办了一个大型的学习班（在合肥），将当时的两派的核心人物集中起来开展运动。我们由于后期游离在运动外，也没资格进入校学习班，在合肥系里参加运动。通过学习，才知道这是中共中央在１月底下发的１９７０年３号文件，其中突出的就是要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文件中这样说：“要突出重点。打击的重点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对那些通敌叛国、阴谋暴乱、刺探军情、盗窃机密、杀人行凶、纵火放毒、反攻倒算、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和抢劫国家财产、破坏社会治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我觉得其中仅“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这条有很大的随意性，其他都应有实际行为。但来势汹汹的气氛明显比文件本身更为可怕。

２，攻守同盟

　　许小昆到校比我还晚，有点奇怪，工军宣队并没有训斥他，淡淡地把他晾在一边。我开始的处境也与许小昆相近，除了刚到校的那次下马威，他们再也没理过我。工军宣队在运动开始时并不急于揪人，一方面组织学习文件，提高认识。另一方面要大家联系实际，批判反对搬迁的思想和言行。因为我校的搬迁，是完全违背广大师生意愿的官方强行决定，所以校内两派师生几乎一致反对。现在工军宣队上纲上线，要大家强行认识：迁校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命令，反对迁校就是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这说明反动思想的萌芽已经存在自己的头脑中。这一招确实相当厉害，每个人都有了“原罪”，谁不转变立场，立即和工军宣队保持一致，谁就是继续与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抗，就要成为运动中惩治的对象。在这样的高压下，大多数师生除了就范，无可选择。同时，工军宣队还开展了一个“检查思想，公物还家”的小运动。背景是这样的：在北京时，当大家知道迁校决定无可更改时，同学们非常愤怒，毁坏了一些公物泄愤。也有些人拆了桌椅，用木板作箱子、板凳，更普遍的是用木板自制收音机盒子。这件事也被工军宣队小题大做，说这是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资产阶级思想大爆发，而且要大家把用公家材料做的物品归还，并检查交代用短波收音机收听敌台的“罪行”，上纲说这就是现行问题。这样，人人都有可能被定为“反革命”，为了自我保护，大家只能对工军宣队唯命是从，不敢有任何抗拒。在强大的思想震慑下，群众已彻底表示了屈服，工军宣队初获全胜，整人的大戏正式开场了。

　　校学习班重点整肃的是原科大造反派《东方红公社》的一些核心骨干分子，详细情况无从得知。我们系整肃的重点有两个：一是原东方红公社的作战部长陶荣甲，他和北京市的一些造反派（多数已遭整肃）多有联系；另一个就是我们《齐卫东》战斗队，被工军宣队盯上的除了我和许小昆外，还有徐立林、焦大化、钱德生等人。我系运动领导者除了谢队长之外，还有军宣队的潘指导员和一位姓贺的结合干部（据说还是个十二级高干）。整人者经验丰富，手法老到，有条不紊地先打外围战。当时，我们“齐卫东”中受到压力最大的是徐立林，他被抓住的一个硬把柄并不是政治问题，而是与一位干部子弟徐XX谈恋爱时有越轨行为。工军宣队对此无限上纲，并对那位女同学做分化工作，告诫她不要受反革命分子迷惑，而背叛自己的革命家庭。对徐立林则严令他老实交待问题，不准私自串联，并对他的行动作了监视。而对许小昆和我则不动声色，没有任何异常的迹象。我有些迷茫，猜不透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也不敢与同伙们串联商量对策，只能被动地静观其变。我们班有些与我关系较好的同学劝我应该争取主动，把以前运动中的问题主动向工军宣队交待清楚，当然他们并不知道我内心还有很多“反动”思想。我自然不会接受他们的劝告，自己找上门去岂不是更显得心虚？

　　在一个休息日的晚上，我、许小昆、徐立林冒险在校园僻静处商量了一次对策。许小昆重新强调了我们应付工军宣队的原则：文革运动中的具体事件一概承认，但拒绝上纲，私下言论的事坚持守住。并再三提醒，态度一定要好，要安分，不要刺激工军宣队中任何人。徐立林就问了一下焦大化、钱德生处是否叮嘱过，为了避免被发现，他先回宿舍了。许小昆和我又谈了几个关键问题：第一，这次运动来势凶猛，声势远胜过清队运动，我们的处境非常危险。这一点我表示赞同，但内心的侥幸心理仍未消。第二，我们能否躲过这场灾难的关键是我们的言论问题不被败露。我觉得这点应该靠得住，因为尖端的观点和言论仅限在我和许小昆之间，徐立林虽有些所闻，但知道不多。我确实忽视了平时口锋不严，大不敬的言论已有一定范围的流传。第三，许认为，徐立林那里最危险，他的女友就是工军宣队的突破口，应考虑如果小徐被攻破后怎么办。我觉得小徐很讲义气，他会顶住的，即便有意外，只要我们俩死扛住也未必会有大难。最后，我们两人互相勉励了一下，觉得为了理想哪怕坐二十年牢也值，似乎大有义无反顾的气概。现在经过四十多年后再回想当时情景，我们真是严重“走火入魔”：两个毫无政治背景的小青年，为了一些尚欠成熟的思考，居然能到不顾身家性命的地步！其实，我们的所谓理想太虚弱了，与强大的整人机构过了几招，就遭到了惨败。

　　运动开展将近一月，我们的厄运正式来临了。起因是这样的：我们的一位好朋友梁XX是已毕业的６３级学生，他出差路过合肥，来看望我们，我和徐立林一起接待他。这触怒了工军宣队，谢队长质问我：为什么违反规定，私自和徐立林串联？我表示不知道有这样的规定（不准和徐接触），更何况是外地有朋友来看望我们。他闻言怒斥：你居然态度如此不端正！并当即决定：今晚开忻鼎亮的批判会。我心里已经早准备好有这一天，也想正好趁机摸一下他们的底牌。第一次批判会他们未见成功，批判的内容基本上都是过去炒过的冷饭，积极发言的多数是对立派的同学，我平时关系好的同学多以沉默表示对我的同情。我心想他们的招数只不过如此，则仍以无所谓的态度作进一步的面对。但工军宣队丝毫没有放松，一方面宣布我是批判对象，让一个同学每天寸步不离地监管我，再不让我与其他人在有联系机会。另一方面加紧了对徐立林和他的女友施压工作，我已无法了解任何相关信息，只能从观察周围同学对我的态度来判断形势的变化。两天后，我隐隐觉得情况有些恶化。有些同学竟会对我怒目而视，一些关系较好的同学路遇时也会有意转过脸去，为什么会这样？事态趋于严重是肯定的，但严重的程度我实在无法得知，已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工军宣队上有中央文件，下有各种手段掌握控制了群众，且拥有经验丰富专业整人机构，信息畅通，知己知彼，完全是压倒优势。而我仅是一个孤立的个体，只能接受“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悲惨现实。

３，屈辱投降

　　在第二次批判会时，工军宣队已经完全成竹在胸了。开始发言的几乎都是平时的好朋友，揭发的多数都是我私下“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言论，使我即刻崩溃的事是：有人揭发我们是个“叛国投敌反革命”小集团。这是文件中明确列在首位的罪状，如果坐实，定是敌我矛盾无疑。事情是这样的：大约在６９年初某一天，我们一些好朋友在许小昆家吃饭，那时，我们的思想已对文革非常厌恶，对现实也甚为不满。在席间，我趁着酒兴，说到我们未来前途暗淡，如果有机会，能逃到苏联等国，倒还有我们的用武之地。大家也都附和，还说到在内蒙或沿海一带都有机会。其实，这仅仅是当时的一种发泄，大家也只是说说而已，事过之后，我几乎忘了这个茬。在批判会上，我的一位参加这次“黑会”的朋友揭发了这一场景，我才突然想起确有此事，顿时如遭霹雷，思维完全失控。工宣队已清楚地看到了这一招的致命效果，冷冷地插话：“你别想狡辩抵赖，至少已有两个以上的人证明了你的这一罪行。”顿时会场沸腾，“打倒叛国投敌份子忻鼎亮！”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声音中确实带有许多愤怒的情感。我心中感到战栗，我明白，有不少同学觉得我欺骗了他们，居然内心隐藏着如此反动的思想。在当时，对文革的不满，对一些无产阶级司令部成员的不满比较普遍。但对整个国家制度不满，对毛主席不满，绝大多数人是不能接受的。我们的思想已超越了群众认同性的底线，同学们不明白我们这样的想法究竟为了什么，因此失去了平时的信任，甚至怀疑我们真的有罪恶企图。如果说第一次批判会同学们多数屈从于压力，而这次却真心地站到了工军宣队一边。我确实崩溃了，第一次感到被社会抛弃是什么样的滋味。工宣队胜券在握，像猫耍弄老鼠一样找我谈话，问我对这次批判会的感受。我完全像一只斗败的公鸡，低着头，什么也说不出来。谢队长准确地掌握了时机，用嘲弄的口气问：“你自己说你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啊？”我已没有任何申辩的力量，继续无语。他软硬兼施：“你问题这么严重，我们还是想挽救你，关键是你自己要端正态度。”我以往的“豪气”全消，连连求饶：“我一定老实交待。”他毫不放松：“态度老实要有具体表现，我们只是点你一个问题，你们的问题还远不止这些吧？”进而威胁：“最好你自己说，要不然再开次批判会帮助你？”我脑子顿时一片乱麻，鬼使神差地竟说出了：“我反对毛主席……”“嘿，嘿，……”谢队长发出瘆人的阴笑：“这就对了，回去好好写交待，把事情说清楚，我们才能考虑给你出路。”我屈辱地投降了，这令人终身羞愧的一幕永远留在脑海中始终磨灭不去，从此，我完全掉入了工军宣队布置好的陷阱中，再也没有抗争的余地了。自那时起，我的宿舍被调整，定名为“忻鼎亮学习班”的小组即刻成立，与我同房的都是小组成员，为了加强对我的监管并防止出现意外。

　　那晚，我几乎整夜失眠。在“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它的狗头”的年代，我人生的前景一片黑暗，会受到怎样的惩罚无法预测，唯一能做的就是按照工军宣队的意志，老实交待自己的“罪行”。第二天，我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写了四十几张纸的交待，把自己怎样开始怀疑毛主席及后来思想的发展，详细地交待了一遍，以表示是自己的“投降”态度。结果，效果相反，谢队长怒气冲冲地把这一叠纸扔在我面前，声称：“全是废纸。”我一时懵住了。后经学习班一位好心同学提醒，我才明白书写交待的格式，必须要一件事一写，写明时间、地点、在场人、谈话内容和行为。我这才明白，工军宣队根本不是要挽救我，给我出路，而是要把我这“反革命”言行坐实，以便定案。但我无法反抗，只能按照其要求回忆、交待。由于我们都是随便的私下谈论，时间地点大多数已记不清，所以也永远无法得到他们“态度老实”认可。我自己的情况已经无所谓了，“叛国投敌”、“反毛主席”都认了，还有什么不能承认的，关键是我要尽量想办法把我“投降”的事告诉许小昆。工军宣队同样关注到这一点，他们胁迫我，要我在公开场合下揭发许小昆，一方面可以给与“小集团”的一号人物心理上致命打击，另一方面能使我和许之间产生矛盾和不信任，以利于进一步的互相揭发。这是他们彻底打垮我们的最后一步，校军宣队领导曲政委不惜放下身段亲自找我谈话，警告我，如果不公开揭发许小昆，则说明以前的“认罪”态度都是假的。我表示：揭发可以，但希望能在此前先见许小昆一面。这种“与虎谋皮”的妄想遭到了曲政委无情的嘲讽：“你认为现在还有资格和我们讲条件吗？给你立功的机会都不想要，你问题的性质自己清楚，别等进了监狱再说后悔。”高压下，我再次屈服，在批判许小昆的全系大会上，我站起来揭发了许的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论。我们“小集团”的同伙在大会上接二连三的揭发，工军宣队顺利攻克了《齐卫东》最后一个堡垒。仅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便兵败如山倒，《齐卫东》小集团每个成员都有一个学习班，每班都配有六、七个同学或老师监管，完全失去自由。每天不是开批判会，就是写交待。五系工军宣队成果辉煌，揪出了“齐卫东叛国投敌反革命小集团”。系里成立了大专案组，由姓贺的那位老干部负责，汇总我们每天上交的交待和揭发材料。

４，追查后台

　　事态发展日趋严重，专案组汇总材料时感到有些震惊，我们“反动思想”的深度超出了一般大学生的认识境界。他们认为，这不可能是几个二十几岁毫无社会经验的学生自己悟出来的想法，后面一定有“长胡子”成年人指点和煽惑，于是，他们集中调查我们的各种社会关系。我们究竟交待了那些“反动思想”使工军宣队起疑，我现在已无法详细回忆，更何况我们的交待材料在平反后已全部销毁，只能靠记忆中仅留的点滴简述。我交待的“反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有两条记忆比较深：一件事是我和许小昆在讨论《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这篇文章时，正值中共九大召开后不久。我们拿这篇文章与林彪九大政治报告作比较，（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这是张春桥的大作）说林的报告是完全违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因为马克思把社会发展的原因归结为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生产关系的改变，从而推动了社会进步，而林的报告丝毫没有突出这一点，而是认为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原因。我们进一步批评了毛泽东的著名语录：“……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用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叫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是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相反的。于是我们用马克思的观点逐段批判了九大报告。另一件事是：有一天，我和徐立林在许小昆家一起讨论恩格斯的《家庭国家私有制的起源》。许小昆在谈到国家这一概念时，强调了恩格斯突出的国家阶级调和的功能，并批评在文革中“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器。”这一说法。我们认为毛泽东在这里偷换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概念，把它变成了暴力镇压异己的工具，才造成现在这样独裁专制的状态。

　　我记得谢队长曾拿着一叠我们交代的材料，对我怒斥说：“这样反动的一套理论，只有你们这几个人才说得出来，这类材料不需要旁证，就可以定你们的罪。”工军宣队一面对我威胁、恐吓，一面逼我们详细交待各种社会关系，以便确定指使我们的后台，把反革命集团的案子定实，把阶级斗争的故事编得圆满。但是，我们确实没有后台，所有的想法都来源于自己的阅读和思考。于是，案情进展受阻，陷入了僵局。工军宣队完全理解不了，我们为什么要冒着坐牢的危险去思考这些问题，这一定有政治目的；他们也理解不了，这样的“反动理论”怎么可能没有成人的点拨而自己形成。因此他们便认为我态度不好，抗拒交待，几乎天天“批判帮助”，逼我供出后台。我更是痛苦不堪，一则我真的没有后台，说真话就被认为是对抗运动。要我交待各种社会关系，是令我感到最承受不了的事。自己身败名裂，反正也就这样无所谓了，而要涉及别人，必定是连累别人，也就是出卖亲友，今后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于是，我尽量躲闪，避重就轻。但这毫无用处，我已经完全进入被禁锢的牢笼中，任何挣扎都是徒劳的。事后我才真正明白我国的整人制度的厉害，被整者只有三种选择：坦白、抗拒和蒙混，一般人往往都选择蒙混过关。其实，从实际效果看，却是最不理想的，在强大的专政樊笼面前必定是输得精光。工军宣队软硬兼施：“你实际上也是受害者，那些给你灌输反动思想的人在毒害你，如果不把毒根挖掉，我们怎么挽救你？”“你不交待别人会交待，你想保的人最后也逃不了，而你也因为抗拒有同样的下场。”于是。“忻鼎亮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标语口号铺天盖地，我几乎接近崩溃。那时，我常闪过选择自杀的念头，最合适且可行的莫过于摸电门了。究竟是没有勇气还是无法摆脱看管，我记不得了，但这些日子里的精神苦难则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

　　工军宣队对付我们另一重要手段是将我们分别置于不同的位置，使我们各人之间产生怀疑和猜忌。在我面前，他会说XXX态度好，并抛出一些让我不安的材料，使我对同伙的不信任感增强。在另一人面前，则说我的态度好，并用同样手法进行挑拨，甚至使一些诈术。这样，我们的关系网越展越大，许多线索的焦点集中指向了我。在我们这伙人中，我的人脉关系最广，朋友也最多。往日，我一贯以“讲义气”自诩，朋友圈中也落下了“热情仗义”的好名声。现在，他们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连累，而且事情发展的后果难以预测，这些朋友会受到什么样的整肃？我们当时已被定为科大最严重的“叛国投敌反革命”小集团，在这种形势下，寄希望于别人在揭发时有丝毫的留情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我自己觉得输得精光，已经毫无抵抗的想法，只是不知工军宣队还要相逼到什么地步。其实，工军宣队想法很简单，他们就是要把“阶级斗争的故事”编得圆满。如此“反动”的思想，要是没有“后台”的教唆，没有实质性的反动行为，而仅是几个二十多岁学生的“胡思乱想”，将使这一阶级斗争重大成果在一定意义上成为笑柄。所以，他们从全面清查《齐卫东》的关系网入手，致力追寻后台。我放弃了无谓的抵抗，实事求是地交待了我和朋友们的思想交往，但确实没有人教唆我，也确实没有后台。这样，对我们的审查陷入了僵局。

　　为了进一步扩大运动的战果，大约在５月期间，工军宣队宣布成立展示“一打三反”成果小分队，向科大各系所在的驻点巡回批判《齐卫东》反革命小集团，我作为反派主角在全校被游斗。在小分队出发前，谢队长对我训话：“你明白不明白为什么选你去批斗，因为许小昆现在态度比你好，你要好好在这过程中转变立场，尽快彻底交待问题，给你的时间不多了，再拖下去别怪我们没给你出路。”对他那种离间式的心理战，我心里清楚。选我去批斗，一是因为我的朋友圈大，各系都有一些好朋友，批斗我可起到两面施压的效果；更重要的还是希望在追后台环节上打开缺口。小分队由工宣队一位师傅和我系一位左派老师郭XX负责，还有五六位同学是正方的批判者，有四位“中间人物”关X、连X、徐立林及其女友（被我拉拢利用和拖下水的）上台发言，表明已经转变立场和我划清界限。反派仅我一人，站在台上被批斗。小分队自合肥出发，经铜陵、（１系）马鞍山、（３系）白湖农场、（４系）寿县、（２系）淮南（６系），游斗了一大圈，不但在本校，而且还到工厂和其他学校批斗。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每天在屈辱中度过，更令人难堪的是每次批斗会后都要我谈体会，被迫不停地自我侮辱。在其他系，我也看到了有些朋友也遭类似的境遇，在劫难逃的情绪更使我感到前景一片漆黑，几乎失去了生活的勇气。社会上的一些“反革命分子”境遇就更惨了，被杀、被关的遍遍皆是。我有大学生的身份还算幸运，观看过我的批斗会的工人们都疑惑：这样反动的人居然还没被抓进去？

５，侥幸免灾

　　也许是冥冥天意的眷佑，据说在６月份，中央下了一个有关在运动中被清查的学生处理方案的文件，强调了只要没有现行反革命行为的学生都应从宽处理，按时予以毕业分配。我至今也没有见过这一文件，在文革资料库中也未搜到，具体内容细节均无所知，仅知这一文件是对我这样的“反动学生”“皇恩大赦”。近期，我也采访过当初搞过我们专案并见过此文件的同学，他也记不起文件的详细内容，只告诉我：工军宣队对照了文件对我们的专案进行了专门的研究讨论。当时主流的意见认为：我们虽然思想反动，但确实没有现行活动，也没有社会背景和后台，主要的“罪行”是小范围内的“反动言论”。而且，根据各人交待的言论绝大多数时间、地点、场合和内容都不能完全对上，能落实的“罪行”不多，所以宜从宽发落。但也有认为：我们攻击毛主席罪名很大，即便有一条，按当时运动的规则，也应从严惩处。那时，负责我们专案的是淮南煤矿的一位姓贺的干部，据说级别很高。他虽然思想属于文革主流派，但把握政策还算可以。在他的主持下，我们问题的性质从敌我矛盾中被拉了出来。

　　在那时，我除了每天面对写不完的交待和受不尽的批斗，别的事情一无所知。当看管我的人还一直说我态度不好，有重大问题没交待时，突然接到系里通知，要我第二天在落实政策大会上作认罪发言，并宣布《忻鼎亮学习班》结束。几乎与世界隔绝的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工军宣队就这样轻易放了我？他们会给我定个什么罪名？当时也不容我多考虑，必须要认真准备好明天的“认罪发言”。第二天，系里召开全系落实政策大会。会上，徐建中、钱德生、徐立林、焦大化、我及一个干部子弟，先后做认罪发言，表示和自己过去的反动思想决裂。除了那个干部子弟外，其余人都是我们“小集团”的成员。（许小昆因尚未结案，没如期分配，比我们晚走了一段时期）我那天的悔罪确有一定的诚恳度，当然思想上想通是不可能的，因为隔离期间仅是权力的高压。我的后悔是内心意识到不该如此轻率地用生命去作无价值的政治秀，还连累了许多亲友，另外，我对这样侥幸地劫后余生原因完全迷茫，不知该感谢谁的帮忙，这种复杂的情绪也带入了我的发言中。会后，我算是被解放了，获得了渴望已久的自由。虽然，这一结果远好于我的心理预想，但我的审查结论是犯严重政治错误，内容还是相当可怕的。当然，所谓的“叛国投敌”这条，因查无实据没有写进结论中，但整篇结论仍显出“身带重罪”。我并没有留下当时完整的结论记录，但三条“罪名”的记忆是很深的，结论说我有攻击毛泽东思想、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文化大革命的言论，而且这一结论是进入档案的，它使我身处“另册”的阴影在长时期内始终无法消除。客观地说，这样的结论原则上并没有冤枉我，思想上是有的，言论也是说过的。问题是因言定罪的专制体制和政治运动，实际上扼杀了一代敢于思考社会问题的年轻人，使中国的社会沾上了一层浓浓的奴气。不久后我才知道，文革中定为犯政治错误的共分为六个等级，我属于最重的一级，再往后就是敌我性质了。比较其他造反派大学生的定罪，我并不算“宽大”。不过，总算暂时逃出了樊笼，也经历了失去自由的滋味，积累了难得的挨整经验。

　　劫后余生，我必须思考这样一些问题：我这次被整是必然的吗？哪些因素会造成政治运动中被整？今后如何避免这样的灾难再次发生？纵观我国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以及文革中多次劫难，凡是遭到政治整肃者都有其必然因素和偶然因素。必然因素是指运动政敌的涵盖范围，如果身处其中，挨整的可能性就很大。例如，清理阶级队伍，我们处于边缘状态，逃脱的概率就相对大一些；而一打三反运动，我们正是整肃的重点，逃脱的机会就很小了。偶然性是指被整者的综合人际关系以及运动中产生作用的大小，这种因素随机性很大，属于不可控范畴。人际关系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与掌权者的关系，二是群众关系，两者都可能对被整程度产生影响。一般说来，政治思想异端者多数性格张扬，在处理人际关系上多少都有些问题，造成挨整概率变大，整肃程度也相对会严重。实事求是地说，我的人际关系应该算是好的，主要是因为我坦率热情，乐于助人，但也有恃才傲物的毛病，往往与掌权者关系较难相处。我们在一打三反中挨整，人际关系因素并未产生主要影响。当一旦成为目标被击中后，被整人方掌握的材料则成了定“罪”轻重的主要因素。按如今的法律，对思想犯的定罪时没有法理依据的，也无法确定“罪行”的轻重。但当时确有反革命罪的条例，也包括了思想犯，实际的执行更是把侧重点指向有“反动”思想的人。这样违反人权的法理，当时不但被掌权者当作震慑异端思想的专政工具，在一定的程度上还得到了社会的认同，社会上确实认为：私下的“反动言论”是有罪的，这也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政治整人运动得以胜利的群众基础。

　　其实，在１９５４年，建国后颁布的第一部《宪法》中明确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自由。但在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不断地用专政的手段整治异端的思想和言论，实际上属于法外私刑。更可悲的是这样一种政府违法行为，在领导意志和舆论宣传的强力下，把批评政府同反革命罪硬性等同起来。这样，文明社会公认的政府违法行为变成了合法化、常态化，而且得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认同，也成就了整人运动一次又一次地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在一打三反中，具有“反动思想”的人按“反动”程度划分，大致可分为四个级别。第一级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的各种形式的发泄，具有这样想法的人很多，群众中对这类人大多数是同情的，也就是说，这样的“反动思想”有相当大的共鸣度。所以，如果仅有这类言论者，多数不会挨整，除非人缘很差当了替罪羊；第二级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及其成员有攻击言论，这就相对问题严重一些，特别是对林彪、江青和周恩来的批评和讽刺可能被定重罪。但在群众的内心对这类的“反动思想”也有一定的容忍和同情；第三级是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批评，在“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的时代中，这无疑是头等重罪，在群众中也基本没有认同度。但在一定数量的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中也不乏同情者；第四级是对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质疑，在当时是极少有认同者，仅有个别知识界思想先驱者，就全国总人数比例相对是非常小的。客观地说，我当时的思想已逾越了３。５级，已处于严重“脱离群众”状态，人际关系瞬时急剧下降。平时比较要好的同学们大都觉得：真想不到忻鼎亮堕落得那么快，思想竟会如此反动！一些道德上的亮点也被作了另类的演绎：坦率成了作伪，热情成了别有用心，乐于助人被说成拉人下水，我当时真有强烈的众叛亲离孤立感。即使在我“被解放”以后，有个当初的好朋友一本正经地对我说：“鼎亮，今后千万不能再反对毛主席！”还有个上海的好朋友曾直言相询：“那时说你们叛国投敌是不是真的？”我如实相告：“仅有逃出去的思想。”他追问：“如果当时有机会，你会走吗？”我仍实说：“会的。”他长叹：“我们的思想差得太远了。”

　　我渐渐明白：这样的整肃思想犯的制度在当时确有一定的社会认同性，由于共产党长期垄断了舆论，再被频繁洗脑状态下，老百姓要探索社会发展的真理是不可能的，我的囹圄之旅确有其必然性，可谓在劫难逃。在运动前的各种防范措施基本上是没用的，成为目标后企图避重就轻蒙混过关更是低估了整人者的能力。如果一定要作策略的比较，选择一言不发或者彻底坦白要比选择蒙混过关略好些。一言不发的前提是“反动言论”散布面极小，且被整者有相当好的心理素质。可惜大多数被整者往往都选择蒙混与整人者周旋，结果当然败得更惨。我相信，大多数有被整经历的会和我有同样感受，只是要承认自己有“变节”行为难免尴尬，要知道，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容许“反革命”“坚贞不屈”的。

四，“另册”阴影下生活

１，部队农场锻炼

　　我算是等到了毕业分配，在填志愿时，我尽量填贵州、吉林、广西等边缘贫困地区。大概是为了不给我“叛国投敌”提供便利，将我分到了中原河南，先到军垦农场劳动。我当然没有任何资格讨价还价，回上海探望父母十来天，就早早地到商丘８１８１部队农场报到了。惊魂未定的我马上就进入了受严格管束生活，一切都和部队新兵一样，除了要承担强度极重的劳动，整天还都生活在部队干部的监控下。让大学毕业生到军垦农场锻炼，是文革中新创的改造“臭老九”的重要措施，为了使这些曾经有过不受约束经历的年轻人夹紧尾巴。当然像我这样有严重问题者更是要倍加谨言慎行，不能有丝毫放纵。我非常明白，我的档案已将我归入“另册”，考验我忍耐力的生活从此开始了。

　　我所在的部队属于武汉军区，在商丘仅呆了三个多月，就转到６０９０部队，到湖北沉湖农场去劳动锻炼。沉湖位于汉川、天门和沔阳三县之间，原是个围湖造田的劳改农场，条件相当艰苦。我们连分在农场砖瓦厂劳动，工作就是烧砖烧瓦。我们班承担的是窑厂最重活儿装窑和出窑，就是把泥砖坯摆列在窑里待烧和把烧好的砖装车运出窑外。我们工作八小时都在窑内，出窑时的温度已经超过正常人忍耐的极限，许多同学都有在窑内昏厥的经历。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胁迫下，多数昏厥的同学都是在外边被凉风吹醒后继续回窑内劳动。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当然更不能因此而回宿舍休息。年轻人的适应性是很强的，大约个把月后，因高温昏厥的事就基本没有了。我们在窑内不仅要适应高温，而且要非常快的速度装窑、出窑，出一窑砖的总时间记录频频被我们打破，当地的民工也为我们这些大学生能如此拼命劳动而感到惊讶。

　　我是“戴罪之身”，到了农场后就暗自警戒自己：好好劳动，谨言慎行。开始时，我像阿Q一样，非常怕人发现头上的“癞疮疤”，闭口不谈文革和学校里的事。实际上，大家很快就知道了我在学校里犯过政治错误。一是因为我们连里有很多科大的同学，二是连领导在全连大会上已明确点出：我们连里有一些犯过政治错误的学生，希望能好好接受改造。我这才慢慢知道，类似我这样的人却有一定数量，其中有一些著名“反动组织”的成员，如：湖南《省无联》、《红色怒火》、湖北《北决扬》、复旦《孙悟空》等，相对说来，我的性质较为严重。我原以为，同学们也会像在一打三反中一样，像避瘟疫似地避着我。实际上，情况要比我想象的好，同学们大多数比较友善，连领导也没有明显的歧视。但我的精神压力仍很大，不仅在开会时经常要为自己过去的“污迹”不停地自我批判（？），而且在平时的言行中不能有丝毫差错，否则就要冠以抗拒改造的帽子并与过去的“反动思想”联系起来。我又不能在各种活动中表现出过分积极，以免被人认为是作伪；我更不能向管束我们的军人献媚示好，这种恶心的举动我实在做不来。我唯一能选择的保平安措施就是拼命干活，我那时身体非常瘦弱，１。７６米的个头，体重仅一百斤刚出头。像挑担、搬重物一类的硬活，我无法与人比拼，但一些比速度、比灵巧的活，我通常都干得很好。例如：装窑、出窑，我总是在砖多的外道，抹砖、搬砖的手脚很快。一些农村同学看我这样干活，连连摇头，善意提醒：长期劳动的农民没有这样干活的。我只好苦笑，我只是为了有个好的表现强作的劳动秀。在几十年后，我用健康“还了债”：我的腰和膝关节都有器质性的伤病。

　　当然，我在农场的生活也并非顺利，潜在的惊险和歧视性的屈辱也时有发生。排长是个比我们年龄还小的农村兵，文化程度很低，对大学生们面上显得盛气凌人，以掩盖自己内心的自卑。所以他特别喜欢同学们当面奉承，而这恰恰是我最不擅长的“软肋”。他觉得我这样有严重问题的人竟敢对他表示冷淡，所以就不时地寻衅找茬。有一次，我被砖头砸伤了脚，大脚指甲全黑了，恰好第二天要拉练行军，将走一百多里路。我们班长（同学）提出，忻鼎亮明天在家整理内务，不去拉练了。排长坚决不同意，说这点困难都不能克服，哪像接受改造的样子？我制止了班长继续申诉，第二天，咬着牙硬是没有掉队，坚持走完了一百多里路。回来时，全身发烧，淋巴肿得像核桃般大，袜子上全是血，脱也脱不下来。还有一次，我和一位中南矿冶的同学私下议论副班长的短处，被告发到连里。连里竟上纲上线，认为我是“旧病复发”，抗拒改造。幸好当时正值河南到湖北调防，才躲过了一劫。可见当时我的言行必须百倍小心，才能免灾。

　　最险的一次当然是７１年初清查五一六运动，虽然部队已明确运动的形式只搞正面教育，但当时的气氛还是相当紧张。小病大养、浪费粮食等小缺点都当作阶级斗争动向来批判。有一同学在批判会上发言，竟提到：我连有叛国投敌分子在抗拒改造。幸亏那时的连领导还算比较掌握政策，再加上我有较好的人缘和良好的劳动表现，有惊无险的度过了这一关。直到九一三林彪事件宣布，中央号召学习马列著作，整个政治斗争的紧张气氛松了下来，我的日子也相对好过了许多。说实在的，那时号召读的《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等六本马列著作，我在文革前期已熟读过，随口讲述书中内容让同学们感到惊讶。有些同学就大胆地在会上表扬我：马列著作学得好。总之，随着阶级斗争弦的松动，我的人缘和处境也呈正相关上升。这样的劳改生活过了一年半，劳动锻炼结束，我被分到了河南兰考县科委工作。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