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起底“柳钢三煞”之岑国荣
解读岑国荣，一个值得提及的政治地标就是岑国荣文革发迹过的柳州。当然避不开他发迹的柳钢、柳州“联指”，也绕不过彼时保守派“联指”与造反派造反大军在柳州文攻武卫争锋的历史。
“柳钢三煞”岑国荣是“硕果仅存”唯一幸存者，另外“二煞”蒙志恒68年武斗阵亡，刘目忠“处遗”被判刑10年后死在监狱中。蒙、刘二人在武斗南征北讨的“业绩”以及蒙志恒武斗阵亡的经过，官方的密档惜字如金记载太过简略。为了让读者直观地了解这段历史，节选平头长篇文革纪实：破解文革柳州惊天大案谜局――《“七.三”布告》出笼的台前幕后（简称“台前幕后”。下同）第九章：文攻辩论 大军人才济济独领风骚；武卫动粗 联指人多势众财大气粗和第十四章：廖胡子巧布阵 计诱张春峰、蒙志恒；联指恼羞成怒 拿“黑五类”开刀泄愤。对柳州文革发展的脉络有个大致的了解，有助于凸显武斗悍将“柳钢三煞”的“事迹”。由于该长篇文革纪实《台前幕后》尚未最后敲定出版社，为版权计只能点到为止地节选摘录一二以飨读者，有吊瘾处还请读者海涵。
第九章之（2）第一回合文攻：“联指”技不如人甘拜下风
"造反派"、"保皇派"这两个名词第一次出现是在1966年8月31日纪登奎接见开封寺院造反派的时候讲的，可是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被整的干部自杀的已经很多了，比如吴晗等等那个时候都已经死了。那时哪有什么造反派。当时官员的确是大量死亡，并不是死在造反派手里，都是死在斯大林式的党内斗争中。事实上，当时的中国人命运最悲惨的还不是所谓被整的"当权派"，而是老百姓，尤其是当权派对造他们反的人的镇压。这一点不管是80年代的站在当权派立场上的否定文革的人还是现在的毛左，都是非常回避这一点的。
文化大革命就其主体来说，是一场党和政府官员的夺权斗争，在斗争中，双方都争取老百姓（群众）的支持，于是在老百姓（群众）中引发了红五类中既得利益者、压迫群体（保皇派）同红五类中未得利益者、以及非红五类群众中被压迫群体（造反派）之间的冲突。
中共执政后，是以党的组织系统掌控国家权力。党中央的指示通过党的各级组织逐级传达到党员，通过党员贯彻到群众中去。在这个严密的组织系统中，党员和非党群众在政治资源的分配上历来是“内外有别”的。文革初期，党团员是讲组织观念的群体，大都是站在保党委和保工作组一边。毛泽东撇开各级党组织，直接号召群众运动的“大民主”，鼓动“天下大乱”，党团组织停止活动，党团员的政治光环被“革命造反派”取代。全面夺权开始后，各级党政组织系统几乎全部瘫痪了。上至中央各部委、省地县党政机关，下至工厂车间、生产队，都成为了夺权的对象。各级领导干部纷纷被打成“走资派”，一概“靠边站”了。党团员多、成分纯正的一派群众组织，都成了“资产阶级保皇派”，陷入瓦解之状。起来夺权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则是成分比较混杂，动机可疑。长期积累下来的各种社会矛盾，以及在这场运动中新生成的矛盾，都在“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号召下，以“革命造反”的名义，一并发作起来。“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打江山，似乎一下子发生了颠倒。
广西各地、各单位形成了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群众组织，各派都认为自己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对方是“背离毛主席革命路线”，互相指责，从拳打脚踢、打石头仗、钢叉对阵发展到开枪、开炮，武斗不断升级。一些领导干部也被卷入了派性斗争漩涡。
柳州两派“文攻武卫”的初期发展脉络与全国大致一样：两派互相争斗，但他们都声称保卫毛主席和党中央。双方从最开始的大字报、大辩论、肢体冲突、扔石头、棍棒、钢钎、籐帽，由长矛、大刀、弹弓和石头的冷兵器，最后发展到真枪真炮热兵器的大规模武装冲突。
官方密档记载干巴巴了无情趣，没有民间记忆来得生动鲜活。
白鉴平舌战群儒
文革之初，柳州两派在五角星、龙城路摆起了大辩论擂台。此时的大鸣大放大辩论的主题已经不是市委书记梁山、市长孙芸生是不是走资派的问题，而是地专“1.25”夺权是真夺权还是假夺权；“1.30”公安局抓老干部刘占云是革命还是反革命事件，柳州形成了观点不同，旗帜鲜明的两大派。以机关干部王心良、柳钢工人蒙志恒和红卫兵“一反到底”、“红柳高”等为一派的群众组织对上述问题认为是正确的（后为“联指”），而以“工总”（职工造反总部)的白鉴平、彭辉、一中红卫兵明在胜等为一派则持相反看法（后为“造反大军”）。
刚竣工一年的龙城路和五一路（1966年2月五一路动工修筑，5月1日建成通车。3月1日 龙城路动工修筑，5月1日建成通车）位于柳州市人民广场旁的中心地带，自然就成了两派唇枪舌剑、街头辩论的战场。
两派街头辩论，未辩之前照例是先开骂战，颇有古代两军阵前开打之际，双方大将策马出阵互相对骂激将。发展到后来，大军骂“联指”是“联匪”，“联指”骂“4.22”造反大军为“老鼠”（因阿拉伯数字422连起来就像一只老鼠）。然后主辩论者开始唇枪舌剑，口若悬河，你来我往，据理力争。
图4：“老鼠”“4.22”
花开两朵，单表一枝。这里单表时任“北极冰室冻死苍蝇战斗队”头头（后造反大军头头）白鉴平辩论擂台轶事。
大辩论擂台擂主，非“白老眯”莫属——北极冰室的会计白鉴平能言善辩，口才极佳，讲话生动，深入浅出，逻辑严谨，出口成章，每当上擂台辩论时，都可以舌灿AK47，扫倒一大片，对方无一是他的辩论对手。因鼻梁上架着深似啤酒瓶底的近视镜，江湖人称“白老眯”。
图5：造反大军头头白鉴平近照
那年头平头百姓家没有电视，收音机也是奢侈品，业余生活一大乐趣就是到街头听白鉴平的脱口秀，以致远郊厂矿的工人也慕名而来。每当他出场辩论的时候，龙城路便热闹非凡，喝彩叫好此起彼伏，高潮迭起，人山人海，上至五六十岁的老者，下至十二三岁的小学生，都是他执着的“粉丝”，与现在“超女、超男”的追星族差不多。
那阵势恰似古代比武擂台的对联“拳打南山猛虎，脚踢北海苍龙”之舍我其谁的气概。再加上“大老潘”（潘敬行）亲率“12.26”红农造反兵团（“钢青近”前身）的返城插青——一帮精力过剩没处败火的公鸡仔在一旁摇旗呐喊，喝彩助阵，凡是大军派的人发表演说，就出死力鼓掌叫好！轮到“联指”派的人发表演说，就中途出死力喝倒彩喊滚下台来，颇有后来足球场上龙城铁杆球迷的职业水准。
徐兆星文攻死亡第一人
擂台上双方大将口舌单挑，台下黑压压一大片也没闲着，分成观点不同的两派，三五成群的斗嘴辩论，乱哄哄的，把龙城路挤得水泄不通。当时柳州军分区干部王进道挤进人群劝阻人们撤离现场，但大家纹丝不动。台下的人群仍在争辩，来自沙塘柑橘场持大军观点的徐兆星、陈德昭，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与周围的群众发生激烈的争辩。
柳州人彪悍火气大，不一会，三句两句不对付，君子动口也动手，对方口才不灵拳脚上，徐兆星当即被几双老拳打晕倒地，送回柑橘场后不久便不治身亡。徐兆星成柳州文革文攻斗殴死亡第一人（官史记载武斗死亡第一人是廖斯祥。六七年八月九日，“联指”所属“工交兵团一分团”用改装的推土机作“坦克”进攻贮木场的“柳北战团”，推倒礼堂大门和几间房屋，廖斯祥被打死，打伤十多人）。
白鉴平单骑挂牌挑战军分区
柳州军分区历来与柳州地方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的许多亲属都在地方工作，有些还身兼要职。柳州地委书记和柳州市委书记就分别兼任柳州军分区政委和柳州武装部政委。因此，军分区介入柳州文革注定要“支一派，压一派”。
1967年1月30日，“一卅事件” 柳州军分区、公安局突然抓捕鱼峰修建队副队长刘占云，这样刘占云成为柳州文革第一个拿来开刀当牺牲品的老干部。柳州“工总”表态反对抓捕刘占云，反对鱼峰修建队一派群众组织“三红总部”的夺权。“工总”的表态，遭到了柳州军分区司令王宪、政委郭鹏、政治部主任刘英山等人的打压。“工总”内部有人不堪高压，产生异议。2月20日，“工总”发起人之一的刘国栋、王本明（广西水泥厂）等宣布退出“工总”。
军分区开始对“工总”施加高压，并放风扬言要取缔“工总”，要抓捕“工总”头头，使人感到恐惧，不敢再为刘占云喊冤叫屈。
关键时刻，“工总”司令白鉴平在单车前挂一块大语录牌，一边写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一边写着，“一卅事件就是反革命事件，有不同观点的可以辩论”。他骑着单车在军分区、人武部、公安局门口及大街上“招摇过市”，以此鼓舞群众不畏高压，坚持正义，为刘占云翻案。这个镜头，简直就是堂杰诃德骑着瘦马荷戟挑战风车的翻版。口耳相传成了当时的热点新闻。后来“联指”为了丑化白鉴平，将此事演变为“白鉴别平挂牌讨饭，丑化社会主义”的罪行，汇报给黄永胜，遂有后来中央首长“七.二五”接见，黄又以此来强压白认罪，遭白当场顶撞驳斥。堂堂总参谋长竟然这么颠倒黑白，那也无怪乎林彪“9.13”事件后黄永胜身陷囹圄广州军区军中无人为其说话了，此是后话。
大军阵中人才济济技高一筹
说实在的，造反大军阵中文化底蕴深厚，人才济济。如“工总”的纸面宣传工作，由柳州著名报刊主编欧同化、地方史志专家戴义开主笔，印发了《万山红遍》、《200米内》等文笔犀利风趣的“工总”小报，及时生动的反映柳州当时“文革”的形势和观点。小报搞得赏心悦目，常常被人一抢而空，争相传阅；由电机厂复员军人“工人剧作家”李定余领军的工总文艺宣传队，是支德艺双馨的四十余人的文艺小分队。女兵表现军民鱼水情的舞蹈《洗衣歌》是保留节目（在那个“不爱红妆爱武装”的“铁姑娘”一切雄性化的文革中该节目尚保留些许女性的温柔），在雄性荷尔蒙激昂亢奋的革命氛围中，姑娘们的现场演出清凉败火，往往赢得掌声连连、群情激奋；在逆境中苦练成才的画家王培堃、金石家胡擎元，日后名震全国，此是后话。
反观“联指”在文攻方面泛善可陈，流于低俗，极尽蛮横杀气、市井谩骂之能事。
由三条标语可见一斑——1967年“8.24”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央表态“‘4.22’是革命造反派”！气急败坏的“联指”刷出标语，“周老三，算老几？你的表态老子就是不服气”；还有“不杀鸡，不杀鸭，专杀公检法”——言出必行，说到做到。67年12月15日，“联指”“红柳高”的人居然上演将柳州人民法院院长覃世雄劫持到柳北市郊的一个山坡下，被“贫下中农最高法庭”宣判死刑，就地枪决的黑色幽默（对覃开了枪，但没真朝他身上打，是假枪毙，把老覃吓得卵总跌）；文革末期，柳州文化馆（该馆1967年曾是造反大军的总部，后被联指占领）一面墙上粉刷覆盖的石灰逐渐剥落，“联指”的一条打油诗标语赫然在目，顿时斯文扫地：“野仔何处有？文化馆最多；娘年方十六，有仔七八个”……
“联指”在文攻方面技不如人，的确如提不起的猪大肠，甘拜下风。
王培堃之听惊雷——柳州奇闻
五角星一带骑楼沿街排开，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五角星——这个地名,在1956年以前还未有。这个地方,俗称十字街口（即现今的河北桥头五星大厦一带），柳江大桥未建好之前，浮桥连接南北的太平西街和培新路。柳州市区青山环绕，水抱城流，唐代文豪柳宗元的诗句“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迴肠”，是柳州城市风貌的形象写照，有“世界第一天然大盆景”的美誉。柳江如带蜿蜒绕城而过，有上抵融安、三江，下达梧州、广州，直抵香港的舟楫之便。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柳江河上百舸争流，从沙街到东门城楼一带的江面货船连成一片。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五角星一带民国时期就是柳州最繁华热闹之地，自古就是八桂物资商贸的集散地，有"八桂商埠"之誉。类似重庆的解放碑，上海的南京路。
1954年11月26日是柳州市解放五周年,柳州电厂为庆祝这一节日,在这个地方建一交通岗亭。亭子下部为直径5米的园柱,两级台阶.台阶中间为一直径60公分的园柱,柱中藏有电话.柱上端支有一四方形四面大钟,钟上由三角形钻架支撑着一个可旋转的铁架五角星。这个五角星先是放红色灯泡发光,后改日光管,最后改为霓虹灯.
图6：柳州五角星
从1954年起,柳州人逐渐将这个地方(以及这一带),称为五角星,人们渐渐忘掉十字路口的老名称。五角星后来名声远传,与1967年造反派红卫兵在此处静坐绝食,人们来此观看、支援,送慰问品有联系。
那时平头还是柳州市直机关幼儿园的大班幼儿，在幼儿园老师带领下小朋友前后拽着衣尾排队来此慰问静坐的红卫兵。红卫兵在五角星一帶骑楼临街窗户铺天盖地撒传单的景象至今记忆犹新。
造反大军负责文宣的常委、著名画家王培堃，（原市一中美术老师，后调市文化馆）在五角星解放南路的骑楼下，挂展了一期期的连环画，冠名为“听惊雷——柳州奇闻”，用人们喜闻乐见的卡通漫画形式，把柳州文革中发生的一些怪事及各种观点，幽默讽刺地表达出来，令人心领神会，忍俊不禁，一时在柳州地面上名声大噪。
王培堃为此付出前后十五年的牢狱之灾，被下放窑埠立新砖厂“劳改”，在逆境中不甘沉沦，因陋就简地苦练绘画、书法艺术，否极泰来，终修成正果,成为名动全国的连环画画家。
有道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王培堃注定与柳州“奇闻”结下不解之缘。如果说《听惊雷》使他成为柳州文革一个标志性的人物，那么《乐极生悲》则让他成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轰动全国的新闻人物—— 王培堃以笔为矛、针砭时弊的秉性，后来另一桩“柳州奇闻”还替他招惹了一场轰动全国的官司。
柳州奇闻：“风流市长”撞死“糊涂书记”之《乐极生悲》
上个世纪的1994年9月11日的一个星期天，柳江拉堡县委招待所内，柳州官场发生了轰动一时的“9.11”事件——“风流市长”陈明贵驾车撞死“糊涂书记”蒙仁周的奇闻。这真称得上史无前例的事件！须知这可是中共建政以来，首开在同一事故中 ，肇事者和死者级别最高之先河，连《美国之音》、《自由亚洲之声》都有报道……
同样屁股有屎的柳州权贵们深谙“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道理，不愿“家丑外扬”。时任柳州市委书记陈雷卿、市长刘知炳赶忙盖棺定调称“蒙仁周是下乡检查计划生育工作因公殉职”。
就在柳州市委一手遮天掩盖事实真象之时，柳州民间有位连环画画家王培堃，偏偏不尿这一壶对着干，以笔为矛，直刺腐败的官僚权贵们。他以这一事实为素材，创作了一组题为《乐极生悲》的连环画，副标题声明“根据一个真实的奇闻编画”。连环画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向人们讲述了一群贪官污吏寻欢作乐而乐极生悲的故事，发表在1995年第4 期的《中国连环画报》期刊上。其维妙维肖的形象刻画，入木三分的讽刺，最主要是嫉恶如仇的正义感，得到了广大市民的共鸣与喝彩，震慑了柳州市委的权贵们，也因此与柳州“联指”背景的市长刘知炳、文联主席柯天国（刘、柯文革时都是柳州搪瓷厂的团委书记、干部）等权贵结下樑子。
与陈明贵拜把兄弟的柳州市作协主席柯天国，趋炎附势，专事权贵。这个写过长篇小说《烟花楼》、《风流巷》的三流作家，深得欢场个中三昧，投其所好，不遗余力帮上层权贵干拉皮条的勾当，物色可人女色，在近郊僻静幽雅的工人疗养院，供权贵们“歌展玉堂春，舞回金莲步”，苟且偷欢。
柯天国事后主导策划了陈明贵和蒙仁周的老婆彭惠芳法律“维权”的闹剧——1 9 9 5 年7 月和1 1 月，陈明贵和蒙仁周的遗孀彭惠芳以连环画侵害了其名誉权为由，先后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状告《中国连环画》的出版者中国连环画出版社和《乐极生悲》的作者王培堃。“柳州人的良知”王培堃连环画《乐极生悲》的官司轰动全国，电视、报刊连篇累牍报道，而使该柳州官场丑闻再度在全国臭名远扬。
柳州官场鸡飞狗跳，一地鸡毛，好戏连台，随后官场上走马灯似地上演了一幕幕夺人眼球的折子戏，使龙城市民百姓真有点应接不暇。其一波三叠的戏剧性情节，比拍案惊奇式的故事还要曲折跌宕。 就在柳州那些自我感觉良好的新贵们蠢蠢欲动，施展出尔虞我诈的官场纵横术，“狗多屎少”地争夺蒙仁周横死空缺“副书记”宝座而明来暗去、相互过招时，一个来自北京政坛的楞头青刘和平横空出世，冷不丁给柳州的权贵们闷棍一记——这出离奇荒诞的官场闹剧，以“风流市长”撞死“糊涂书记”拉开剧幕，以“狸猫换太子”的“假书记刘和平被捕”而鸣锣收场，但给人们的启示都是发人深省的。
柳州的确“人杰地灵” ，已成为广西批发贪官的“人才” 市场和基地。谱写了“柳州贪官手拉手，被告席上排队走”的官场传奇：有被江泽民反腐祭旗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成克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广西自治区主席，原柳州铁路局局长）；有轰动全国的大贪官刘知炳（广西自治区副主席，原柳州市长、市委书记）；有“狸猫换太子”的官场骗子刘和平顶替蒙仁周的空缺（柳州市委副书记，刘和平，男，三十四岁，汉族，甘肃省清水县人，无业）“拿着鸡毛当令箭”骗取市委副书记官衔之拍案惊奇；有“酒是英雄色是胆”离奇死在情妇家中的宋福民（广西政协副主席、南宁市长，原柳州市副市长，因酷爱喝茅台酒得外号“宋茅台”）；有名震全国警界的柳州市公安局腐败窝案。从原任局长于丁,到副局长梅柳城、李玉章、吕广平、郭长仁、黄国生,一正五副,六个局长一个更比一个贪。这是柳州警界的整体沦陷……权当插曲，在此不赘，言归正传。
（3）第二回合武斗：“大军”势单力薄节节败退
1967年五月初和五月底，柳州两大派“柳州联指”、“柳州造反大军”成立。“联指”属多数派，其成员大多数是机关干部、大厂矿的产业工人和红卫兵，成立之初就有数万人；造反大军是少数派，其主要成员是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的一般中下层干部，一般工人、红卫兵和街道居民。开始成立时约一万人。“联指”成员的出身成份好，红五类多；而造反大军成员品流复杂，很多出身于“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家庭，政治上长期受到压制，造反精神强烈。
柳州“联指”人多势众，兵强马壮，财大气粗，掌握的物资丰富。加之又有韦国清所把持的各级国家机器的支持，两派的力量对比相去云泥，“联指”自1967年5月4日成立以后，以柳州钢铁厂民兵为骨干，成立了一支死缠滥打的武斗队伍。他们清一色头戴藤帽、脚蹬翻毛劳保皮鞋，一身蓝色工作服，整齐地手持长矛大刀和棍棒，攻打造反大军。
随着柳州武斗规模扩大、升级，两派由冷兵器切磋转变为用热兵器互射。因为人员、物资和权力机构等国家机器的优势都在“联指”一边。“联指”利用占据的一些工厂，制造了大量的武器弹药。仅在柳州炸药厂（第二化工厂）和柳州化肥厂，就动用了二百多吨TNT烈性炸药，抽调几十名工人大批生产新型燃烧炸药包和发射炸药包的传送筒，自制手榴弹二万多枚；他们还把推土机改装成土坦克，把运输车辆改装成装甲车，把客轮改装成军舰，把消防水枪改成喷汽油的喷火器，等等。
虽说大军够勇，按柳州话讲就是“乖仔怕烂仔，烂仔怕死仔，死仔莫惹狗牯仔”——柳州“青年近卫军”由一帮血气方刚的狗牯仔（柳州方言，意指悍勇斗狠的愣头青、公鸡仔）组成敢死队又称“狗牯队”，充当急先锋，如猛虎出柙，锐不可挡，实行绝地大反击。狗牯仔赤膊上阵，只穿短裤，（因长期被围困，没有补给，衣衫褴褛，故干脆只穿短裤，赤膊上阵）清一色的"五六式"冲锋枪，充足的弹药，加上柳州狗牯仔刚烈不屈的秉性，破釜沉舟、视死如归的气概，堪称冲锋陷阵的悍将。在1968年5月24日攻打铁路中心医院时，“青年近卫军”两个狗牯仔，在医院手术室楼下与对方遭遇，受重伤之后拉响炸药包，楼炸塌了，他们与对方同归于尽。狭路相逢勇者胜。“狗牯队”视死如归的亮剑精神震慑了“联指”，往后一听说“狗牯队”来了“联指”闻风丧胆。
大军敢死队青年近卫军之“狗牯连”，在反围剿之战中的壮举可圈可点、可歌可泣。但热兵器战争，打拼其实是经济。无后勤保障是无法进行战争的，随着武器弹药大量消耗，造反大军被包围压缩与外界隔绝，交通中断，物资弹药紧缺日甚一日。因此，广西两派不是武斗，而是一场实力悬殊不对称的镇压与反镇压、围剿与反围剿、屠杀与反屠杀的自卫还击战。两派交手，就像重量级与轻量级拳击手比赛，是不对称对决。
因此，广西在1968年，根本就不存在两派“武斗”，存在的是掌握国家机器的韦国清，对造反派民众进行的军事围剿和造反民众的自卫还击，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血腥大屠杀。
1968年5月上中旬，广西军区和柳州军分区负责人立意要铲除柳州“造反大军”。两派武斗形势逆转，“联指”派在武斗中逐渐转向优势。
当暴政威胁到造反派的生存，当任何和平解决的手段都失败时，唯一保护自己的方法只有暴力反抗暴政了。这是人在生存底线的最后挣扎，这是“弱势群体”唯一可以采取的自我保护，这是正当防卫，这是暴力反制暴力，这是正义的反抗。
柳州造反派没有延颈以待韦国清的屠戮斧铖。“5.21”造反派截军列，“5.25”抢部队枪支之举，在基本人权遭到剥夺的地方，一切旨在争取生存权的抗争都是合法的——合乎自然法。正义与道义都不在掌握国家机器的以韦国清为首的广西当局这一边，而在为生存权拼死一搏的平民造反民众这一边。
兔子与猎狗的对决
柳州两派武斗，从一开始联指就处于攻势，而造反大军则处于守势。实力、财力均处弱势的造反大军，并没像待宰羔羊，没有延颈以待韦国清的屠戮斧铖。
1968年4月下旬到6月初这一个多月里，柳州造反大军经历了镇压、溃败，反抗、残喘；再镇压，再反抗，直至绝地反击逆转被动局势的冰火两重天，5月19、20日深夜，造反大军被柳州军分区武装的柳州“联指”，会同柳州地区的鹿寨、象州、武宣、柳江、柳城等县武装部组织的民兵，团团包围、节节败退，被从柳江河北的柳州水厂、青云路、映山街、柳江边一带追杀撵过柳江河南，被广西军区支持的“联指”围剿在几个孤立据点，退守到柳南谷埠街、箭盘山一带，苟延残喘、人人自危，濒临弹尽粮绝、束手待毙的关头。
于5月23日果断发起并指挥攻打“联指”占据的探矿厂、粮食加工厂、二级站、电机厂、汽车总站、冶炼厂以及窖埠等地大举进攻，6月10日，又攻克河南制高点马鞍山和鱼峰山，一举收复河南将联指赶过河北。六月中旬，联指卷土重来大举反攻河南，廖胡子巧布阵，计诱鹿寨武装部长张春峰和柳州联指头头蒙志恒，上演了一出武装反抗暴政、可歌可泣的悲壮大戏。
再次强调：在广西，由于韦国清动用部队、广西军区、各市军分区、人武部、民兵等国家机器，伙同广西“联指”军事围剿广西“4.22”及各市造反大军。因此，在广西已不是通常的保守、造反两派的武斗，而是军事围剿。这就是广西“武斗”的性质。
广西文革有别于其他地方文革——杀戮最惨，反抗最烈。 以韦国清为首的军方及广西“联指”疯狂屠戮广西造反派，其手段之血腥、卑鄙，以及广西造反派拼死抗争，其过程之惨烈、悲壮的程度，非中国其他各省所能比肩。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柳州仔“死就卵朝天，没死又过年”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豪情当年是全国有名的，文革中“廖胡子”廖伟然麾下的柳州“造反大军”敢死队“钢青近”和“狗牯队”，绝地反击，令围剿的“联指”闻风丧胆。
韦国清敞开军械库武装广西“联指”所获的轻重武器及弹药，无论从质量和数量都远非造反派“5.21”、“5.25”抢的轻武器所能比肩，比如“联指”盘踞在马鞍山、鱼峰山制高点上有六0迫击炮和几挺四管高机，居高临下朝远处的柳铁文化宫射击，可击穿一砖之厚的墙而毙命。另外他们的枪手居然配发部队都少见的新式狙击步枪，加上广西军区及各级军分区、武装部的支持，各县武装民兵是拿着津贴进城来围剿进攻造反派的。“联指”实力非大军能望其项背。
但为何柳州“造反大军”最终能以寡敌众、以弱胜强呢？无他，盖因置之死地而后生也！ 装备精良的“联指”不敌造反派的“乌合之众”而节节败退，“联指”及周边各县民兵庞大但缺乏认同和精神支柱所以毫无斗志，而绝境边缘的造反大军却拥有高昂的求生意志和明确的反击目标,不缺乏这种以“马革裹尸”、“最大不过芭蕉叶”至死方休的血性男儿。武器能武装一个血脉贲张的侏儒，却无法撑起一个胆怯的巨人。如果两者在公平条件下对决，结局很可能是一边倒向造反大军这边。
西方有一个典故：为什么猎狗总跑不过兔子。因为猎狗逮不住猎物，顶多被主人训斥几句。而兔子如果失败了，失去的就是生命。所以兔子是在玩命，猎狗不过是日常工作罢了。 此时有广西军区武装到牙齿的“联指”就如同猎狗，为“生存权”而拼死一搏的“造反大军”就如同玩命的兔子，不敢有一丝懈怠。
大军反抗暴政秉持“可以打架，但不可以打人”
韦国清镇压的天雷，勾上了"造反大军"反抗的地火。正是这种紧迫的形势，将造反大军逼入政治墙角，必须绝地反击，果断决策，而在反围剿之短兵相接中，则要“打得一拳开，防止百拳来”，不怕打仗，直面挑战。
造反大军反抗暴政，以暴易暴。就是秉持“可以打架，但不可以打人”。打架是两个男人之间的公平决斗，打人是有一方无还手之力。 “联指”在战场上公平对决的“打架”甘拜下风，于是，拿弱势群体的“黑五类”来开刀泄愤。广西文革发生“联指”成批杀害俘虏及大规模吃人的“反人类”兽行，被吃者，都是造反派和无辜的“黑五类”及其子女；在柳钢，还发生“联指”把“造反大军”观点，无辜的“地主家庭出身”的本厂群众黄鸣皋用炸药包绑在身上引爆，作为陪葬，并将黄的尸体剖腹挖肝，吃肝，泡肝酒，骇人听闻；在柳州二化发生欧阳岭杀人碎尸大案。1968年6月10日，二化“联指”头头杨锡弟、植树清以为“战友”报仇为口实，捏造事实，煽动群众，把两名造反大军所谓的“俘虏”押到欧阳岭“联指”武斗“烈士”墓地，先用刺刀刺死，再用炸药碎尸，手段极为残忍。（5）
在文革期间，造反大军没一桩“打砸抢”的案例，没批斗过一个老干部，也没抄过一个老干部的家，相反还保护了一批被“联指”迫害的老干部和“黑五类”及其子女。大军的保护弱者，对抗强者，就是自古民间传承的“扶弱锄强”。以暴易暴，就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大侠所为，就是所有朝廷的暴力一概反对，所有人民的暴力，全部支持。金圣叹评《水浒》：无美不归绿林，无恶不归朝廷。说的就是这种反抗意识。
军分区支持的柳州联指打响了军事围剿造反大军的第一枪，在密集的枪声中，柳州文革已然开始从口舌之争走向硝烟弥漫的实战。
柳州文革自此翻过书生文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挥斥方遒的文攻一页，一场围剿与反围剿、屠杀与反屠杀、镇压与反镇压的惨烈的武卫之战开始了，长矛大刀冷兵器的群众武斗演变为真枪实弹的热兵器的军事战争——1968年1月11日，“联指”又借故进攻设在手工业局宿舍的造反大军总部；2月3日，“联指”为了争夺位于铁桥北端的自来水厂，挑起水厂大规模的武斗，继而企图占领位于映山街的大军总部，把大军从柳州河北片打跑；4月28日深夜起，“联指”对大军正式发起了五路大进攻。 从1968年5月23日到6月26日的，廖胡子指挥攻打“联指”占据的探矿厂、粮食加工厂、二级站等据点，向鱼峰山、马鞍山、柳石路、屏山大道、水南路、冶炼厂和窑埠一带发起了绝地大反攻，势如破竹，“造反大军”连克“联指”控制的最高峰马鞍山及鱼峰山、大鹅山，一举将“联指”撵过江北，打出一片天地。
尤以廖伟然在窑埠巧布奇兵，“廖胡子”计诱张春峰（鹿寨县武装部长）最为经典传奇。
（未完待续）
《观察》首发
本文节选于小平头长篇文革密档揭秘《破解文革柳州惊天大案谜局――“七.三”布告出笼的台前幕后》
（联络本文作者请发邮件到：xiaopingtou@gmail.com）
解读岑国荣，一个值得提及的政治地标就是岑国荣文革发迹过的柳州。当然避不开他发迹的柳钢、柳州“联指”，也绕不过彼时保守派“联指”与造反派造反大军在柳州文攻武卫争锋的历史。
“柳钢三煞”岑国荣是“硕果仅存”唯一幸存者，另外“二煞”蒙志恒68年武斗阵亡，刘目忠“处遗”被判刑10年后死在监狱中。蒙、刘二人在武斗南征北讨的“业绩”以及蒙志恒武斗阵亡的经过，官方的密档惜字如金记载太过简略。为了让读者直观地了解这段历史，节选平头长篇文革纪实：破解文革柳州惊天大案谜局――《“七.三”布告》出笼的台前幕后（简称“台前幕后”。下同）第九章：文攻辩论 大军人才济济独领风骚；武卫动粗 联指人多势众财大气粗和第十四章：廖胡子巧布阵 计诱张春峰、蒙志恒；联指恼羞成怒 拿“黑五类”开刀泄愤。对柳州文革发展的脉络有个大致的了解，有助于凸显武斗悍将“柳钢三煞”的“事迹”。由于该长篇文革纪实《台前幕后》尚未最后敲定出版社，为版权计只能点到为止地节选摘录一二以飨读者，有吊瘾处还请读者海涵。
第九章之（2）第一回合文攻：“联指”技不如人甘拜下风
"造反派"、"保皇派"这两个名词第一次出现是在1966年8月31日纪登奎接见开封寺院造反派的时候讲的，可是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被整的干部自杀的已经很多了，比如吴晗等等那个时候都已经死了。那时哪有什么造反派。当时官员的确是大量死亡，并不是死在造反派手里，都是死在斯大林式的党内斗争中。事实上，当时的中国人命运最悲惨的还不是所谓被整的"当权派"，而是老百姓，尤其是当权派对造他们反的人的镇压。这一点不管是80年代的站在当权派立场上的否定文革的人还是现在的毛左，都是非常回避这一点的。
文化大革命就其主体来说，是一场党和政府官员的夺权斗争，在斗争中，双方都争取老百姓（群众）的支持，于是在老百姓（群众）中引发了红五类中既得利益者、压迫群体（保皇派）同红五类中未得利益者、以及非红五类群众中被压迫群体（造反派）之间的冲突。
中共执政后，是以党的组织系统掌控国家权力。党中央的指示通过党的各级组织逐级传达到党员，通过党员贯彻到群众中去。在这个严密的组织系统中，党员和非党群众在政治资源的分配上历来是“内外有别”的。文革初期，党团员是讲组织观念的群体，大都是站在保党委和保工作组一边。毛泽东撇开各级党组织，直接号召群众运动的“大民主”，鼓动“天下大乱”，党团组织停止活动，党团员的政治光环被“革命造反派”取代。全面夺权开始后，各级党政组织系统几乎全部瘫痪了。上至中央各部委、省地县党政机关，下至工厂车间、生产队，都成为了夺权的对象。各级领导干部纷纷被打成“走资派”，一概“靠边站”了。党团员多、成分纯正的一派群众组织，都成了“资产阶级保皇派”，陷入瓦解之状。起来夺权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则是成分比较混杂，动机可疑。长期积累下来的各种社会矛盾，以及在这场运动中新生成的矛盾，都在“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号召下，以“革命造反”的名义，一并发作起来。“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打江山，似乎一下子发生了颠倒。
广西各地、各单位形成了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群众组织，各派都认为自己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对方是“背离毛主席革命路线”，互相指责，从拳打脚踢、打石头仗、钢叉对阵发展到开枪、开炮，武斗不断升级。一些领导干部也被卷入了派性斗争漩涡。
柳州两派“文攻武卫”的初期发展脉络与全国大致一样：两派互相争斗，但他们都声称保卫毛主席和党中央。双方从最开始的大字报、大辩论、肢体冲突、扔石头、棍棒、钢钎、籐帽，由长矛、大刀、弹弓和石头的冷兵器，最后发展到真枪真炮热兵器的大规模武装冲突。
官方密档记载干巴巴了无情趣，没有民间记忆来得生动鲜活。
白鉴平舌战群儒
文革之初，柳州两派在五角星、龙城路摆起了大辩论擂台。此时的大鸣大放大辩论的主题已经不是市委书记梁山、市长孙芸生是不是走资派的问题，而是地专“1.25”夺权是真夺权还是假夺权；“1.30”公安局抓老干部刘占云是革命还是反革命事件，柳州形成了观点不同，旗帜鲜明的两大派。以机关干部王心良、柳钢工人蒙志恒和红卫兵“一反到底”、“红柳高”等为一派的群众组织对上述问题认为是正确的（后为“联指”），而以“工总”（职工造反总部)的白鉴平、彭辉、一中红卫兵明在胜等为一派则持相反看法（后为“造反大军”）。
刚竣工一年的龙城路和五一路（1966年2月五一路动工修筑，5月1日建成通车。3月1日 龙城路动工修筑，5月1日建成通车）位于柳州市人民广场旁的中心地带，自然就成了两派唇枪舌剑、街头辩论的战场。
两派街头辩论，未辩之前照例是先开骂战，颇有古代两军阵前开打之际，双方大将策马出阵互相对骂激将。发展到后来，大军骂“联指”是“联匪”，“联指”骂“4.22”造反大军为“老鼠”（因阿拉伯数字422连起来就像一只老鼠）。然后主辩论者开始唇枪舌剑，口若悬河，你来我往，据理力争。
图4：“老鼠”“4.22”
花开两朵，单表一枝。这里单表时任“北极冰室冻死苍蝇战斗队”头头（后造反大军头头）白鉴平辩论擂台轶事。
大辩论擂台擂主，非“白老眯”莫属——北极冰室的会计白鉴平能言善辩，口才极佳，讲话生动，深入浅出，逻辑严谨，出口成章，每当上擂台辩论时，都可以舌灿AK47，扫倒一大片，对方无一是他的辩论对手。因鼻梁上架着深似啤酒瓶底的近视镜，江湖人称“白老眯”。
图5：造反大军头头白鉴平近照
那年头平头百姓家没有电视，收音机也是奢侈品，业余生活一大乐趣就是到街头听白鉴平的脱口秀，以致远郊厂矿的工人也慕名而来。每当他出场辩论的时候，龙城路便热闹非凡，喝彩叫好此起彼伏，高潮迭起，人山人海，上至五六十岁的老者，下至十二三岁的小学生，都是他执着的“粉丝”，与现在“超女、超男”的追星族差不多。
那阵势恰似古代比武擂台的对联“拳打南山猛虎，脚踢北海苍龙”之舍我其谁的气概。再加上“大老潘”（潘敬行）亲率“12.26”红农造反兵团（“钢青近”前身）的返城插青——一帮精力过剩没处败火的公鸡仔在一旁摇旗呐喊，喝彩助阵，凡是大军派的人发表演说，就出死力鼓掌叫好！轮到“联指”派的人发表演说，就中途出死力喝倒彩喊滚下台来，颇有后来足球场上龙城铁杆球迷的职业水准。
徐兆星文攻死亡第一人
擂台上双方大将口舌单挑，台下黑压压一大片也没闲着，分成观点不同的两派，三五成群的斗嘴辩论，乱哄哄的，把龙城路挤得水泄不通。当时柳州军分区干部王进道挤进人群劝阻人们撤离现场，但大家纹丝不动。台下的人群仍在争辩，来自沙塘柑橘场持大军观点的徐兆星、陈德昭，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与周围的群众发生激烈的争辩。
柳州人彪悍火气大，不一会，三句两句不对付，君子动口也动手，对方口才不灵拳脚上，徐兆星当即被几双老拳打晕倒地，送回柑橘场后不久便不治身亡。徐兆星成柳州文革文攻斗殴死亡第一人（官史记载武斗死亡第一人是廖斯祥。六七年八月九日，“联指”所属“工交兵团一分团”用改装的推土机作“坦克”进攻贮木场的“柳北战团”，推倒礼堂大门和几间房屋，廖斯祥被打死，打伤十多人）。
白鉴平单骑挂牌挑战军分区
柳州军分区历来与柳州地方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的许多亲属都在地方工作，有些还身兼要职。柳州地委书记和柳州市委书记就分别兼任柳州军分区政委和柳州武装部政委。因此，军分区介入柳州文革注定要“支一派，压一派”。
1967年1月30日，“一卅事件” 柳州军分区、公安局突然抓捕鱼峰修建队副队长刘占云，这样刘占云成为柳州文革第一个拿来开刀当牺牲品的老干部。柳州“工总”表态反对抓捕刘占云，反对鱼峰修建队一派群众组织“三红总部”的夺权。“工总”的表态，遭到了柳州军分区司令王宪、政委郭鹏、政治部主任刘英山等人的打压。“工总”内部有人不堪高压，产生异议。2月20日，“工总”发起人之一的刘国栋、王本明（广西水泥厂）等宣布退出“工总”。
军分区开始对“工总”施加高压，并放风扬言要取缔“工总”，要抓捕“工总”头头，使人感到恐惧，不敢再为刘占云喊冤叫屈。
关键时刻，“工总”司令白鉴平在单车前挂一块大语录牌，一边写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一边写着，“一卅事件就是反革命事件，有不同观点的可以辩论”。他骑着单车在军分区、人武部、公安局门口及大街上“招摇过市”，以此鼓舞群众不畏高压，坚持正义，为刘占云翻案。这个镜头，简直就是堂杰诃德骑着瘦马荷戟挑战风车的翻版。口耳相传成了当时的热点新闻。后来“联指”为了丑化白鉴平，将此事演变为“白鉴别平挂牌讨饭，丑化社会主义”的罪行，汇报给黄永胜，遂有后来中央首长“七.二五”接见，黄又以此来强压白认罪，遭白当场顶撞驳斥。堂堂总参谋长竟然这么颠倒黑白，那也无怪乎林彪“9.13”事件后黄永胜身陷囹圄广州军区军中无人为其说话了，此是后话。
大军阵中人才济济技高一筹
说实在的，造反大军阵中文化底蕴深厚，人才济济。如“工总”的纸面宣传工作，由柳州著名报刊主编欧同化、地方史志专家戴义开主笔，印发了《万山红遍》、《200米内》等文笔犀利风趣的“工总”小报，及时生动的反映柳州当时“文革”的形势和观点。小报搞得赏心悦目，常常被人一抢而空，争相传阅；由电机厂复员军人“工人剧作家”李定余领军的工总文艺宣传队，是支德艺双馨的四十余人的文艺小分队。女兵表现军民鱼水情的舞蹈《洗衣歌》是保留节目（在那个“不爱红妆爱武装”的“铁姑娘”一切雄性化的文革中该节目尚保留些许女性的温柔），在雄性荷尔蒙激昂亢奋的革命氛围中，姑娘们的现场演出清凉败火，往往赢得掌声连连、群情激奋；在逆境中苦练成才的画家王培堃、金石家胡擎元，日后名震全国，此是后话。
反观“联指”在文攻方面泛善可陈，流于低俗，极尽蛮横杀气、市井谩骂之能事。
由三条标语可见一斑——1967年“8.24”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央表态“‘4.22’是革命造反派”！气急败坏的“联指”刷出标语，“周老三，算老几？你的表态老子就是不服气”；还有“不杀鸡，不杀鸭，专杀公检法”——言出必行，说到做到。67年12月15日，“联指”“红柳高”的人居然上演将柳州人民法院院长覃世雄劫持到柳北市郊的一个山坡下，被“贫下中农最高法庭”宣判死刑，就地枪决的黑色幽默（对覃开了枪，但没真朝他身上打，是假枪毙，把老覃吓得卵总跌）；文革末期，柳州文化馆（该馆1967年曾是造反大军的总部，后被联指占领）一面墙上粉刷覆盖的石灰逐渐剥落，“联指”的一条打油诗标语赫然在目，顿时斯文扫地：“野仔何处有？文化馆最多；娘年方十六，有仔七八个”……
“联指”在文攻方面技不如人，的确如提不起的猪大肠，甘拜下风。
王培堃之听惊雷——柳州奇闻
五角星一带骑楼沿街排开，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五角星——这个地名,在1956年以前还未有。这个地方,俗称十字街口（即现今的河北桥头五星大厦一带），柳江大桥未建好之前，浮桥连接南北的太平西街和培新路。柳州市区青山环绕，水抱城流，唐代文豪柳宗元的诗句“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迴肠”，是柳州城市风貌的形象写照，有“世界第一天然大盆景”的美誉。柳江如带蜿蜒绕城而过，有上抵融安、三江，下达梧州、广州，直抵香港的舟楫之便。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柳江河上百舸争流，从沙街到东门城楼一带的江面货船连成一片。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五角星一带民国时期就是柳州最繁华热闹之地，自古就是八桂物资商贸的集散地，有"八桂商埠"之誉。类似重庆的解放碑，上海的南京路。
1954年11月26日是柳州市解放五周年,柳州电厂为庆祝这一节日,在这个地方建一交通岗亭。亭子下部为直径5米的园柱,两级台阶.台阶中间为一直径60公分的园柱,柱中藏有电话.柱上端支有一四方形四面大钟,钟上由三角形钻架支撑着一个可旋转的铁架五角星。这个五角星先是放红色灯泡发光,后改日光管,最后改为霓虹灯.
图6：柳州五角星
从1954年起,柳州人逐渐将这个地方(以及这一带),称为五角星,人们渐渐忘掉十字路口的老名称。五角星后来名声远传,与1967年造反派红卫兵在此处静坐绝食,人们来此观看、支援,送慰问品有联系。
那时平头还是柳州市直机关幼儿园的大班幼儿，在幼儿园老师带领下小朋友前后拽着衣尾排队来此慰问静坐的红卫兵。红卫兵在五角星一帶骑楼临街窗户铺天盖地撒传单的景象至今记忆犹新。
造反大军负责文宣的常委、著名画家王培堃，（原市一中美术老师，后调市文化馆）在五角星解放南路的骑楼下，挂展了一期期的连环画，冠名为“听惊雷——柳州奇闻”，用人们喜闻乐见的卡通漫画形式，把柳州文革中发生的一些怪事及各种观点，幽默讽刺地表达出来，令人心领神会，忍俊不禁，一时在柳州地面上名声大噪。
王培堃为此付出前后十五年的牢狱之灾，被下放窑埠立新砖厂“劳改”，在逆境中不甘沉沦，因陋就简地苦练绘画、书法艺术，否极泰来，终修成正果,成为名动全国的连环画画家。
有道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王培堃注定与柳州“奇闻”结下不解之缘。如果说《听惊雷》使他成为柳州文革一个标志性的人物，那么《乐极生悲》则让他成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轰动全国的新闻人物—— 王培堃以笔为矛、针砭时弊的秉性，后来另一桩“柳州奇闻”还替他招惹了一场轰动全国的官司。
柳州奇闻：“风流市长”撞死“糊涂书记”之《乐极生悲》
上个世纪的1994年9月11日的一个星期天，柳江拉堡县委招待所内，柳州官场发生了轰动一时的“9.11”事件——“风流市长”陈明贵驾车撞死“糊涂书记”蒙仁周的奇闻。这真称得上史无前例的事件！须知这可是中共建政以来，首开在同一事故中 ，肇事者和死者级别最高之先河，连《美国之音》、《自由亚洲之声》都有报道……
同样屁股有屎的柳州权贵们深谙“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道理，不愿“家丑外扬”。时任柳州市委书记陈雷卿、市长刘知炳赶忙盖棺定调称“蒙仁周是下乡检查计划生育工作因公殉职”。
就在柳州市委一手遮天掩盖事实真象之时，柳州民间有位连环画画家王培堃，偏偏不尿这一壶对着干，以笔为矛，直刺腐败的官僚权贵们。他以这一事实为素材，创作了一组题为《乐极生悲》的连环画，副标题声明“根据一个真实的奇闻编画”。连环画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向人们讲述了一群贪官污吏寻欢作乐而乐极生悲的故事，发表在1995年第4 期的《中国连环画报》期刊上。其维妙维肖的形象刻画，入木三分的讽刺，最主要是嫉恶如仇的正义感，得到了广大市民的共鸣与喝彩，震慑了柳州市委的权贵们，也因此与柳州“联指”背景的市长刘知炳、文联主席柯天国（刘、柯文革时都是柳州搪瓷厂的团委书记、干部）等权贵结下樑子。
与陈明贵拜把兄弟的柳州市作协主席柯天国，趋炎附势，专事权贵。这个写过长篇小说《烟花楼》、《风流巷》的三流作家，深得欢场个中三昧，投其所好，不遗余力帮上层权贵干拉皮条的勾当，物色可人女色，在近郊僻静幽雅的工人疗养院，供权贵们“歌展玉堂春，舞回金莲步”，苟且偷欢。
柯天国事后主导策划了陈明贵和蒙仁周的老婆彭惠芳法律“维权”的闹剧——1 9 9 5 年7 月和1 1 月，陈明贵和蒙仁周的遗孀彭惠芳以连环画侵害了其名誉权为由，先后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状告《中国连环画》的出版者中国连环画出版社和《乐极生悲》的作者王培堃。“柳州人的良知”王培堃连环画《乐极生悲》的官司轰动全国，电视、报刊连篇累牍报道，而使该柳州官场丑闻再度在全国臭名远扬。
柳州官场鸡飞狗跳，一地鸡毛，好戏连台，随后官场上走马灯似地上演了一幕幕夺人眼球的折子戏，使龙城市民百姓真有点应接不暇。其一波三叠的戏剧性情节，比拍案惊奇式的故事还要曲折跌宕。 就在柳州那些自我感觉良好的新贵们蠢蠢欲动，施展出尔虞我诈的官场纵横术，“狗多屎少”地争夺蒙仁周横死空缺“副书记”宝座而明来暗去、相互过招时，一个来自北京政坛的楞头青刘和平横空出世，冷不丁给柳州的权贵们闷棍一记——这出离奇荒诞的官场闹剧，以“风流市长”撞死“糊涂书记”拉开剧幕，以“狸猫换太子”的“假书记刘和平被捕”而鸣锣收场，但给人们的启示都是发人深省的。
柳州的确“人杰地灵” ，已成为广西批发贪官的“人才” 市场和基地。谱写了“柳州贪官手拉手，被告席上排队走”的官场传奇：有被江泽民反腐祭旗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成克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广西自治区主席，原柳州铁路局局长）；有轰动全国的大贪官刘知炳（广西自治区副主席，原柳州市长、市委书记）；有“狸猫换太子”的官场骗子刘和平顶替蒙仁周的空缺（柳州市委副书记，刘和平，男，三十四岁，汉族，甘肃省清水县人，无业）“拿着鸡毛当令箭”骗取市委副书记官衔之拍案惊奇；有“酒是英雄色是胆”离奇死在情妇家中的宋福民（广西政协副主席、南宁市长，原柳州市副市长，因酷爱喝茅台酒得外号“宋茅台”）；有名震全国警界的柳州市公安局腐败窝案。从原任局长于丁,到副局长梅柳城、李玉章、吕广平、郭长仁、黄国生,一正五副,六个局长一个更比一个贪。这是柳州警界的整体沦陷……权当插曲，在此不赘，言归正传。
（3）第二回合武斗：“大军”势单力薄节节败退
1967年五月初和五月底，柳州两大派“柳州联指”、“柳州造反大军”成立。“联指”属多数派，其成员大多数是机关干部、大厂矿的产业工人和红卫兵，成立之初就有数万人；造反大军是少数派，其主要成员是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的一般中下层干部，一般工人、红卫兵和街道居民。开始成立时约一万人。“联指”成员的出身成份好，红五类多；而造反大军成员品流复杂，很多出身于“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家庭，政治上长期受到压制，造反精神强烈。
柳州“联指”人多势众，兵强马壮，财大气粗，掌握的物资丰富。加之又有韦国清所把持的各级国家机器的支持，两派的力量对比相去云泥，“联指”自1967年5月4日成立以后，以柳州钢铁厂民兵为骨干，成立了一支死缠滥打的武斗队伍。他们清一色头戴藤帽、脚蹬翻毛劳保皮鞋，一身蓝色工作服，整齐地手持长矛大刀和棍棒，攻打造反大军。
随着柳州武斗规模扩大、升级，两派由冷兵器切磋转变为用热兵器互射。因为人员、物资和权力机构等国家机器的优势都在“联指”一边。“联指”利用占据的一些工厂，制造了大量的武器弹药。仅在柳州炸药厂（第二化工厂）和柳州化肥厂，就动用了二百多吨TNT烈性炸药，抽调几十名工人大批生产新型燃烧炸药包和发射炸药包的传送筒，自制手榴弹二万多枚；他们还把推土机改装成土坦克，把运输车辆改装成装甲车，把客轮改装成军舰，把消防水枪改成喷汽油的喷火器，等等。
虽说大军够勇，按柳州话讲就是“乖仔怕烂仔，烂仔怕死仔，死仔莫惹狗牯仔”——柳州“青年近卫军”由一帮血气方刚的狗牯仔（柳州方言，意指悍勇斗狠的愣头青、公鸡仔）组成敢死队又称“狗牯队”，充当急先锋，如猛虎出柙，锐不可挡，实行绝地大反击。狗牯仔赤膊上阵，只穿短裤，（因长期被围困，没有补给，衣衫褴褛，故干脆只穿短裤，赤膊上阵）清一色的"五六式"冲锋枪，充足的弹药，加上柳州狗牯仔刚烈不屈的秉性，破釜沉舟、视死如归的气概，堪称冲锋陷阵的悍将。在1968年5月24日攻打铁路中心医院时，“青年近卫军”两个狗牯仔，在医院手术室楼下与对方遭遇，受重伤之后拉响炸药包，楼炸塌了，他们与对方同归于尽。狭路相逢勇者胜。“狗牯队”视死如归的亮剑精神震慑了“联指”，往后一听说“狗牯队”来了“联指”闻风丧胆。
大军敢死队青年近卫军之“狗牯连”，在反围剿之战中的壮举可圈可点、可歌可泣。但热兵器战争，打拼其实是经济。无后勤保障是无法进行战争的，随着武器弹药大量消耗，造反大军被包围压缩与外界隔绝，交通中断，物资弹药紧缺日甚一日。因此，广西两派不是武斗，而是一场实力悬殊不对称的镇压与反镇压、围剿与反围剿、屠杀与反屠杀的自卫还击战。两派交手，就像重量级与轻量级拳击手比赛，是不对称对决。
因此，广西在1968年，根本就不存在两派“武斗”，存在的是掌握国家机器的韦国清，对造反派民众进行的军事围剿和造反民众的自卫还击，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血腥大屠杀。
1968年5月上中旬，广西军区和柳州军分区负责人立意要铲除柳州“造反大军”。两派武斗形势逆转，“联指”派在武斗中逐渐转向优势。
当暴政威胁到造反派的生存，当任何和平解决的手段都失败时，唯一保护自己的方法只有暴力反抗暴政了。这是人在生存底线的最后挣扎，这是“弱势群体”唯一可以采取的自我保护，这是正当防卫，这是暴力反制暴力，这是正义的反抗。
柳州造反派没有延颈以待韦国清的屠戮斧铖。“5.21”造反派截军列，“5.25”抢部队枪支之举，在基本人权遭到剥夺的地方，一切旨在争取生存权的抗争都是合法的——合乎自然法。正义与道义都不在掌握国家机器的以韦国清为首的广西当局这一边，而在为生存权拼死一搏的平民造反民众这一边。
兔子与猎狗的对决
柳州两派武斗，从一开始联指就处于攻势，而造反大军则处于守势。实力、财力均处弱势的造反大军，并没像待宰羔羊，没有延颈以待韦国清的屠戮斧铖。
1968年4月下旬到6月初这一个多月里，柳州造反大军经历了镇压、溃败，反抗、残喘；再镇压，再反抗，直至绝地反击逆转被动局势的冰火两重天，5月19、20日深夜，造反大军被柳州军分区武装的柳州“联指”，会同柳州地区的鹿寨、象州、武宣、柳江、柳城等县武装部组织的民兵，团团包围、节节败退，被从柳江河北的柳州水厂、青云路、映山街、柳江边一带追杀撵过柳江河南，被广西军区支持的“联指”围剿在几个孤立据点，退守到柳南谷埠街、箭盘山一带，苟延残喘、人人自危，濒临弹尽粮绝、束手待毙的关头。
于5月23日果断发起并指挥攻打“联指”占据的探矿厂、粮食加工厂、二级站、电机厂、汽车总站、冶炼厂以及窖埠等地大举进攻，6月10日，又攻克河南制高点马鞍山和鱼峰山，一举收复河南将联指赶过河北。六月中旬，联指卷土重来大举反攻河南，廖胡子巧布阵，计诱鹿寨武装部长张春峰和柳州联指头头蒙志恒，上演了一出武装反抗暴政、可歌可泣的悲壮大戏。
再次强调：在广西，由于韦国清动用部队、广西军区、各市军分区、人武部、民兵等国家机器，伙同广西“联指”军事围剿广西“4.22”及各市造反大军。因此，在广西已不是通常的保守、造反两派的武斗，而是军事围剿。这就是广西“武斗”的性质。
广西文革有别于其他地方文革——杀戮最惨，反抗最烈。 以韦国清为首的军方及广西“联指”疯狂屠戮广西造反派，其手段之血腥、卑鄙，以及广西造反派拼死抗争，其过程之惨烈、悲壮的程度，非中国其他各省所能比肩。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柳州仔“死就卵朝天，没死又过年”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豪情当年是全国有名的，文革中“廖胡子”廖伟然麾下的柳州“造反大军”敢死队“钢青近”和“狗牯队”，绝地反击，令围剿的“联指”闻风丧胆。
韦国清敞开军械库武装广西“联指”所获的轻重武器及弹药，无论从质量和数量都远非造反派“5.21”、“5.25”抢的轻武器所能比肩，比如“联指”盘踞在马鞍山、鱼峰山制高点上有六0迫击炮和几挺四管高机，居高临下朝远处的柳铁文化宫射击，可击穿一砖之厚的墙而毙命。另外他们的枪手居然配发部队都少见的新式狙击步枪，加上广西军区及各级军分区、武装部的支持，各县武装民兵是拿着津贴进城来围剿进攻造反派的。“联指”实力非大军能望其项背。
但为何柳州“造反大军”最终能以寡敌众、以弱胜强呢？无他，盖因置之死地而后生也！ 装备精良的“联指”不敌造反派的“乌合之众”而节节败退，“联指”及周边各县民兵庞大但缺乏认同和精神支柱所以毫无斗志，而绝境边缘的造反大军却拥有高昂的求生意志和明确的反击目标,不缺乏这种以“马革裹尸”、“最大不过芭蕉叶”至死方休的血性男儿。武器能武装一个血脉贲张的侏儒，却无法撑起一个胆怯的巨人。如果两者在公平条件下对决，结局很可能是一边倒向造反大军这边。
西方有一个典故：为什么猎狗总跑不过兔子。因为猎狗逮不住猎物，顶多被主人训斥几句。而兔子如果失败了，失去的就是生命。所以兔子是在玩命，猎狗不过是日常工作罢了。 此时有广西军区武装到牙齿的“联指”就如同猎狗，为“生存权”而拼死一搏的“造反大军”就如同玩命的兔子，不敢有一丝懈怠。
大军反抗暴政秉持“可以打架，但不可以打人”
韦国清镇压的天雷，勾上了"造反大军"反抗的地火。正是这种紧迫的形势，将造反大军逼入政治墙角，必须绝地反击，果断决策，而在反围剿之短兵相接中，则要“打得一拳开，防止百拳来”，不怕打仗，直面挑战。
造反大军反抗暴政，以暴易暴。就是秉持“可以打架，但不可以打人”。打架是两个男人之间的公平决斗，打人是有一方无还手之力。 “联指”在战场上公平对决的“打架”甘拜下风，于是，拿弱势群体的“黑五类”来开刀泄愤。广西文革发生“联指”成批杀害俘虏及大规模吃人的“反人类”兽行，被吃者，都是造反派和无辜的“黑五类”及其子女；在柳钢，还发生“联指”把“造反大军”观点，无辜的“地主家庭出身”的本厂群众黄鸣皋用炸药包绑在身上引爆，作为陪葬，并将黄的尸体剖腹挖肝，吃肝，泡肝酒，骇人听闻；在柳州二化发生欧阳岭杀人碎尸大案。1968年6月10日，二化“联指”头头杨锡弟、植树清以为“战友”报仇为口实，捏造事实，煽动群众，把两名造反大军所谓的“俘虏”押到欧阳岭“联指”武斗“烈士”墓地，先用刺刀刺死，再用炸药碎尸，手段极为残忍。（5）
在文革期间，造反大军没一桩“打砸抢”的案例，没批斗过一个老干部，也没抄过一个老干部的家，相反还保护了一批被“联指”迫害的老干部和“黑五类”及其子女。大军的保护弱者，对抗强者，就是自古民间传承的“扶弱锄强”。以暴易暴，就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大侠所为，就是所有朝廷的暴力一概反对，所有人民的暴力，全部支持。金圣叹评《水浒》：无美不归绿林，无恶不归朝廷。说的就是这种反抗意识。
军分区支持的柳州联指打响了军事围剿造反大军的第一枪，在密集的枪声中，柳州文革已然开始从口舌之争走向硝烟弥漫的实战。
柳州文革自此翻过书生文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挥斥方遒的文攻一页，一场围剿与反围剿、屠杀与反屠杀、镇压与反镇压的惨烈的武卫之战开始了，长矛大刀冷兵器的群众武斗演变为真枪实弹的热兵器的军事战争——1968年1月11日，“联指”又借故进攻设在手工业局宿舍的造反大军总部；2月3日，“联指”为了争夺位于铁桥北端的自来水厂，挑起水厂大规模的武斗，继而企图占领位于映山街的大军总部，把大军从柳州河北片打跑；4月28日深夜起，“联指”对大军正式发起了五路大进攻。 从1968年5月23日到6月26日的，廖胡子指挥攻打“联指”占据的探矿厂、粮食加工厂、二级站等据点，向鱼峰山、马鞍山、柳石路、屏山大道、水南路、冶炼厂和窑埠一带发起了绝地大反攻，势如破竹，“造反大军”连克“联指”控制的最高峰马鞍山及鱼峰山、大鹅山，一举将“联指”撵过江北，打出一片天地。
尤以廖伟然在窑埠巧布奇兵，“廖胡子”计诱张春峰（鹿寨县武装部长）最为经典传奇。
（未完待续）
《观察》首发
本文节选于小平头长篇文革密档揭秘《破解文革柳州惊天大案谜局――“七.三”布告出笼的台前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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