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的两大动作：打击自由派拉拢左派，反对党内拉帮结派
一个是打击自由派拉拢左派；一个是把反对党内拉帮结派作为最重要的政策。
一般的规律，共产党反对拉帮结派，就说明拉帮结派正在迅速进展，而且威胁到最高当局。现在什么能使分赃不均的官僚们团结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呢？不是所谓的民主派敌对势力；不是什么国际反华联盟；更不是法轮功、基督教等等信仰团体。
那些威胁还太远。最近的威胁就是要把这些贪官们送进监狱的王岐山，和他的后台习近平。贪官们不会被共产党忽悠，他们自己就是忽悠别人的高手。共产党宣称的敌人都是假目标，真目标就是他们这帮贪官。而且谁也不知道选择性反腐的黑名单里没有谁。
现在的习近平是骑虎难下，进退两难。不反腐就会加速失去民心，结果人人都会是陈胜、吴广。而反腐会失去官心。总有官员比薄熙来、令计划勇敢，宫廷政变以至于拥兵造反也会不期而至。中国确实已经病入膏肓了。
经济下滑影响全局
去年中国经济增长百分之七点四，录得自九○年以来最低增速；今年一月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跌破百分之一，是近年来的第一次，表明中国通缩严重。虽然当局以「新常态」来解释这种经济持续下行的状况，表面很淡定，但其实内里有些紧张，这从近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可见一斑。
这次会议有两个议题，一是讨论国务院拟提请全国两会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稿，二是审议《关于巡视三十一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情况的专题报告》，舆论大多关注后者，突出政治局对反腐的重视，实际上经济问题才是政治局会议的重点。
腐败固然关系到亡党亡国的大问题，但这是就长期效果而言，而不是说减弱反腐程度，中国马上就会出问题，腐败积累到目前严重程度，也是有个过程的。可经济不一样，经济增速明显下降，后果就会立即浮现，对社会影响极大，甚至影响政权稳定。纵观那些政局动盪的国家，背后莫不是经济出了问题，多数人生活水平下降或陷入贫困。这当然不是说要把经济抬高到万能地步，但无可否认，经济不行确实会导致很多问题。
中国目前的经济正处于微妙阶段。鑑于长达三十年的高增长积累下来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清理，现在正以一种系统性的状态爆发出来，海外投行对中国经济早已从前几年的乐观转向悲观，甚至预测中国经济不久会崩溃，虽然他们的预测往往耸人听闻，但也说明中国经济形势确实严峻。今次政治局会议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把“稳和进相互促进”作为完成今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和任务的关键，说明今年经济工作的重点是稳经济增长，换言之，经济不能下降过快。
红二代和毛左是习近平的两大支柱
习近平的两大支柱红二代和毛左。红二代和习有历史渊源；毛左在贫苦大众里有广泛的同情者，拉拢左派目的不过是向中国社会借力，向贪腐集团引入强大社会压力。习的策略就是靠这两者来对抗贪官集团，来挽救共产党。难怪毛左大V国内的袁庾华、海外的王希哲之辈四处串联，大谈左中右联手反权力腐败。
但习近平此举是饮鸩止渴，玩火自焚，即将发生的大事可能就出在此。红二代人数很多，但有权有钱的也不外是权贵贪官和奸商，能指望他们支持反腐和回归共产主义理想吗？时下正在疯狂上演的围绕着民生银行展开的控制权之争堪称一幕年度大戏，背后红二代、太子党、权贵集团、民营企业等错综复杂的各路势力令人眼花缭乱，矛盾缠绕交织的政治背景更耐人寻味，是中共无法回避的开年第一难题。安邦的顺势接手，是创业者与守成者的对决。尽管民生银行与安邦保险均是民营身份，却云泥有别：毛晓峰们是白手起来的政治创业者；而安邦多见红二代与红三代，（创始人和董事长是邓小平的外孙女婿吴小晖，安邦的“幕后人”包括开国元帅陈毅之子陈小鲁、曾任上汽总经理的胡茂元、前总理朱镕基之子朱云来、曾任中国加入世贸首席谈判代表的龙永图、曾任北京首创集团总经理的刘晓光、中石化前董事长陈同海等人 ）有着根深蒂固的产权意识，它暗示了这一轮政经逻辑。
而毛左“扯着虎皮当大旗”，支持毛泽东是假，反对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是真。
就在最高党报还在不遗余力为习近平所提“四个全面”大规模铺陈和造势时，一份推翻现政权联合宣言书开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流窜于坊间。
2015年2月5日至6日，来自全国13个省、市、自治区的毛派共产主义者，在河南洛阳召开会议。主要议题包括三大项：首先是学习马列毛主义、特别是学习毛泽东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继续革命的理论；其次是分析研究当代中国的社会性质、阶级关系、社会问题、社会主要矛盾；最后是分析研究共产主义者当前的斗争策略。概而言之，要革命、要完全革命、要彻底革命。
“出身论”与“血统论”斗争的继续
历史是胜利者写的。文革最后的胜利者是官僚集团，他们漠视百姓的苦难是很自然的。官僚集团决定改什么，不改什么，掌握了改革成果的分配权。为了维护官僚集团的利益，他们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他们虽然全面否定文革，但对造成文革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却全盘继承。还是那个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是文革前那个政治体制：一党专政，高度集权、权力至上。正是靠这些政治遗产，使得官僚集团（包括他们的后代和亲友）成为新的权贵。
一位在中国居住了20多年的美国官员，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那么大约500个特权家庭的问题。这500个家庭，加上他们的儿孙、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构成了约5000人的核心体系。他们之间还存在着普遍的通婚联姻的关系。他们垄断权力、形成利益集团，竭力维护现状，并制造了"一旦民主，就会天下大乱"的谎言;十几亿中国人民，都成了这个小集团的人质。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处遗”在“宜宽不宜严，宜少不宜多，宜粗不宜细”的政策下，成了走过场的运动。如广西“联指”罪大恶极的杀人凶手只判了十人死刑，“联指”派头头只是判了颜景堂等少数几个为首的决策人物。而对矛头向下参与镇压造反民众的军方刽子手，以及保爹保娘的“血统论”“太子党”红卫兵，则网开一面，在法制和道义层面上远没有彻底清算文革罪孽。
比如中信集团董事长孔丹（其父亲孔原是原中央调查部部长；母亲许明是前总理周恩来的秘书），就是著名的红卫兵“西纠”（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组织头目。文革结束后，孔丹向陈云去信，希望对红卫兵区别情况，认真处理，不要把一些好人也列入清理对象。陈云1984年2月27日批示孔丹的信，大意是：孔丹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有关部门应当研究。这些红卫兵不属于（应被清理的）“三种人”。并批转政治局常委，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李先念等批示同意。难怪八九“六四”镇压后，陈云会说出那句对太子党影响深远的名言“还是自己 的孩子（接班）靠得住，不会挖自己的祖坟”——太子党（红二代）成为中国大陆政坛、经济领域一个异常凸显的利益集团，他们的权力渗透到中国的各个省以至中央政府，当然也包括军队、大型国企。并且严重地影响到中国政经走向。
寻根溯源，关于红二代甚至红三代在投资银行界遍地开花，从1998年就已经开始。短短数年间，几乎所有跨国投资银行的资本市场部门都被太子党攻占。据媒体早前披露，从主办新股上市的部门，快速向各个部门蔓延，如今在直接投资部门、交易部门、私人银行部门，乃至近年最热门的私募基金部门，都布满了来自中央与地方、党与国企领导人的子女们。美国摩根大通被披露的中共高官“子女”计划，亦即通过可能不恰当地聘用中共官员的子女来赢得业务。这也是中国经济学家所谓的裙带经济学，是红二代乃至红三代与生俱来的无形资产。
遇罗克的铜像上雕刻着这样一句话: “不是凭自己努力得到的权利, 我们一概不承认˳”
难怪今天的人们仍相当普遍地把人民群众与太子党的矛盾比作“出身论”与“血统论”斗争的继续。把“血统论”的推行作为今日太子党在当年文革中一次流产了的掌权的尝试。
“不信邪”的说梦者
王岐山新近代表中纪委监察部领导层出席纪检监察系统老干部新春团拜会时长达15分钟的内部讲话曝光，可以概括为三个基本点：压力大、不匹配和不信邪。压力大在于，“面对这种形势和任务，我们冷静清醒地看到，肯定就是鞭策，而新的形势和任务，只能说我们再怎么努力，要把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完成好，压力也是非常大。”不匹配在于，在各方的配合下，中纪委现在发现问题的能力大大提高了，但解决问题、处理问题的能力“远远还不匹配”。不信邪在于，有人说一党执政解决不了腐败问题，习近平豪言“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还就不信这个邪，我们应该有这个自信，就是我们发现了自己的问题，我们自己能够解决。”
又一个“人定胜天”“中国梦”的说梦者。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专制一定导致腐败。江山易改，这些人性的规律难移。
若论斩杀贪官数量，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敢认第二，相信无人敢认第一。出身寒微，深知民间百姓疾苦的明太祖对贪官恨之入骨，屡揭骇人听闻、层出不穷的贪腐案件后，祭出“恶法”《大诰》，并“依法治国”，各级官吏但凡贪污六十両银或以上的，一律剥皮，并将贪官人皮挂在官衙的办公处或旁边的土地庙，以儆效尤。但结果呢？明代的贪官不但没有减少，杀之不绝，反而前赴后继，变本加厉，正中了清代着名小说家李伯元在其著作《活地狱》中的敬句“千里为官只为财”。
其实，习近平与王岐山是有见识的人，多年来，亦数度为官一方，分别管治过福建、浙江、海南和北京等地，既然深知道目前无孔不入的贪腐足以亡党亡国，同时观乎古今中外，除了寡民小国，未见过靠“自己监督自己”而能成功遏阻贪腐的案例。那么，中共又凭甚么例外呢？
英国十九世纪歴史学家阿克顿勋爵曾说过，“权力令人腐败，绝对的权力令人绝对的腐败。”负责监督别人的纪委不断扩权，那么又由谁来监察他们呢？难道纪委靠的是自我约束？当各级官员的自我监督被证明普遍失效的时候，纪委凭甚么认为自己就可以有效监督自己呢？
用旨在限制统治者的权力，同时保障民权的法治、让人民有效监督的民主制度以及新闻自由，是根除腐败的不二法门，舍此王道而行邪路，不管主事者信不信邪，最终的结果恐怕只有一个：失败收场。
以平头侨居国丹麦为例，媒体象防贼一样盯着政府。丹麦并不提倡以严厉的惩罚手段来遏制腐败行为，他们主张以事先教育为主。丹麦政府每年会花大量的人力、资金和物力培训丹麦企业，让他们对于何为腐败，以及如何应对腐败环境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当反腐意识作为一种公共道德深入人心之后，清廉便不再是一种形式手段，而是人心中不可逾越的一条道德底线，对腐败零容忍扎根于国民心中。源于透明国际发布的“2010年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在这份包括180个国家和地区的榜单上，丹麦、新西兰和新加坡以9.3分并列第一，（中国仅排在78位）成为全球最清廉的国家。
“太子党的道德档案存在瑞士银行”
习近平豪语言犹在耳，国际调查报道记者联盟（ICIJ）踢爆中国前总理李鹏之女李小琳，曾在瑞士汇丰银行存有248万美元，并与5个其他银行账户链接。这件事激起的反应从微博上可窥一斑。内地官方网站及微博虽屏蔽相关消息，甚至屏蔽对“李小琳”的搜寻，但始终难掩悠悠之口，更让人关注中共太子党究竟有多少人在瑞士的银行开户，习近平、王岐山的反贪行动有没有可能从中挖回更多民脂民膏。
李小琳已不是首次捲入敛财丑闻，仅经由内地财经网站公开辟谣的就包括海南博鰲佔地、插手苏黎世保险入股新华保险等。更引人瞩目的是，2012年，李小琳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案给中国人建道德档案。新华社当时引述李小琳说：“我觉得应该给每个公民建立一份道德档案，以此来约束大家，每个人都要‘知耻’。”
如今看来，李小琳的道德档案已存在瑞士的银行，而且这样做的太子党绝非只有她一个。瑞士《晨报》（Le Matin）去年初曾解构瑞信及瑞银两大银行成功打入中国的秘诀，揭示中国太子党在其中的作用及敛财情况，还点了中国前总理温家宝的女儿温如春、儿子温云松的名。ICIJ去年中也披露至少有五个现任或前任中共政治局常委的亲属持有离岸公司，以操作瑞士的银行户口，被点名的领导人包括习近平、胡锦涛、李鹏、温家宝等。中共如能追查及公布太子党在瑞士的银行的“道德档案”，有关反贪实为权斗之说自然云消雾散。
德国《南德意志报》2013年1月7日刊登文章称，过去十年里，以各种手段、经各种渠道从中国非法流入海外的资金达到惊人的3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8.7万亿元);目前全球每两个黑色美元中就有一个来自中国。文章指出，一些中国富人为了不受经济损失，在转移资金手法上“颇具创意”，多通过银行理财顾问将钱非法转移至海外。中国大陆非法转移至海外的18.7万亿元，是官商勾结的怪胎。
“砸锅论”与30号文件
他们最中意的敌人几乎总是属于中国自由派的成员：那些如今陷入围剿的学者、新闻工作者和维权人士——他们相信，自由民主及其伴生的公民社会和法治理念，为中国提供了前进的最佳道路。
在习近平执政之前日渐式微的毛派，如今还受到了另一份简称为“30号文件”的内部指示的鼓舞。文中进一步强调，要警惕受西方影响的新闻独立观念、“普世价值”及对毛泽东的批评威胁到党的生死存亡。
纽约时报》报道，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又发出在高等院校、文化部门封杀自由思想的指示，中共中央为此发出的30号文件迄今仍高度保密。习发布指示的场合、具体内容还未为外界所知，但有迹可循，内地左派及五毛党自去年11月开始密集围攻“砸锅党”，中国社科院及一些大学、媒体清退自由派人士，相信是为了落实习近平的封杀令 。
2013年4月，中共曾秘密发出9号文件，即外界后来广传的“七不讲”（大学不要讲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中共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和司法独立）。2014年下旬，高瑜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被捕，有媒体舆论认为，高瑜被捕可能与这份文件被泄漏有关。9号文件洩密，被视为破坏了习近平的开明形象，中共吸取教训，对30号文件采取更严格的保密。
习近平双向作战，自陷腹背受敌的险境
在吆喝军队“听党话、跟党走”的同时，习近平当局继续打压知识分子，对自由派挥舞专政大棒。除了继续拘捕自由派，近期，又对高校发指示，要求恢复毛泽东时代的“思想政治工作”；点名批判微博名人，指控他们“反党”、“抹黑中国”。 习近平正在双向作战。在党内，与政敌作战，以反腐为名；在党外，对自由派开战，以捍卫红色江山为名。或许可以这样解读习近平的“两手抓、两手硬”：在以反腐为名大搞权力斗争的同时，必须镇压自由派，一则堵党内政敌之口，二则在党内挣表现。
对习近平而言，对付贪官，清洗政敌，原本可以借助民间力量，比如，那些推动依法治国的自由派，最终，以制度转型，实现中国的清明政治和长治久安；否则，干脆回到江泽民、胡锦涛的老路：以腐败为黏合剂，实现全党大团结，利益共享，利益均沾。然而，对此，习近平却已无法回头，毕竟，开弓没有回头箭，或曰，骑虎难下。
双向作战，原本是兵家大忌，自陷腹背受敌。但，这就是习近平的选择，自设险境，自作自受。
“毛之不存，党将焉附”？
2014年10月，中国社科院旗下官方微博“思想火炬”曾披露，习近平针对意识形态问题发出最新指示：“要在重大问题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绝不允许与党中央唱反调，绝不允许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要高度重视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打好主动仗，防患于未然。”这段广为流传的“砸锅论”，可能就是来自30号文件。
2012年7月，国内共识网刊登一份由湘潭大学副教授李开盛主持的网上民意调查报告，题为《中国网民的政治与社会认知》。在“基本政治认知”部分，受访者最不认同的政治人物前五位依次是希特勒（49.41%）、斯大林（46.54%）、金正日（45.54%）、毛泽东（41.84%）和卡扎菲（24.19%）。毛泽东是好还是坏，中国民众已经做出了明确的回答。
中共竭力保毛，因为“毛之不存，党将焉附”？但现在不是中共要不要保毛的问题，而是能不能保得住的问题。本来嘛，明明是一个邪恶、荒淫的恶魔，你却非要奉之为伟大领袖，对他充满崇敬，那人民就要回过头来看看你是个什么东西。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很多事情如果跳出中共预设的框子，就会觉得很可笑也很可悲。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泽东，是世界公认的二十世纪的三大暴君，如果今天德国有那么多人一本正经地在唱希特勒的赞歌，极力鼓吹回到希特勒的时代去，人们一定认为这些人疯了，但这样的事今天竟然就在中国发生着，为什么？因为中共出于延续自身统治的需要，必须保毛，尽管他们自己也知道毛是个什么东西，知道他的为人，并深受其害。但中共保毛却给自己带来越来越多的麻烦，因为既然你把毛说得那么好，你今天搞得这么糟，一些毛左自然就会怀念过去，希望回到过去。这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在德国，希特勒已被彻底否定，今天谁要歌颂希特勒是一种犯罪行为，要去坐牢，所以就没有这些荒唐事。俄罗斯今天虽然也有一些人怀念苏共时代，但很少人怀念斯大林，因为斯大林的罪行也已被苏共彻底揭露，尽人皆知。唯独中共还要把毛捧在手上，现在就成了它的陷阱。毛泽东以他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来看，早就应该被彻底否定了，但否定了他，中共也就一起被否定了，所以只有中共覆灭，毛的阴魂才会彻底在中国消散，邓小平、韦国清之类的屠夫才会真正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一天已经不远了。今天大家在讨论中国要不要毛泽东思想，但历史的发展总是出人意料，中共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还能呆多久，才是更大的问题。
广西是文革的“特区”
广西在文革可谓一个特殊例外，正如它的政治定义：自治区，而且还是壮族自治区一样。再加上文革武斗如火如荼之时,正是越战打得热火朝天之际。柳州是湘桂、黔桂、枝柳铁路的交通枢纽 ，也是援越军需物资的集散地。穿越广西南北的铁路干线，就成了“越南的战略大后方”――中国援越的生命线。韦国清就是要在这个中国抗美援越最重要的时间，在关键的区域设局下套，谋划制造大规模武斗，然后把“挑起武斗”、“抢劫援越物资”、“破坏铁路交通”的罪责，强加在广西“4·22”身上，从而把他们置之于死地。自1968年春夏之交，当韦国清在全广西实施军事剿灭“4·22”方针时，就在南宁、柳州、桂林这“三点一线”的湘桂铁路线，用挑衅的策略，制造事端激化矛盾，挑起所谓的两大派“武斗”的时候，就把这条当时国家的神经——抗美援越的铁路干线打断了，然后乘势把责任强加在“广西4·22”头上，军人集团实现倒逼毛泽东牺牲造反派的战略意图，制造出了一个合他们心意的“七·三布告”，取得了大屠杀的合法性。有鉴于此，毛泽东、江青和中央文革在广西运动上，左也不是，右也不是，而被他们扶殖起来的“4.22”等造反派也只能大受其苦了。从目前可以搜寻到的资料看，若按文革通行分类，广西是全国唯一一个“造反派”从始至终处于权力打击下的省区。韦国清是全国地方省级领导中屈指可数（另一个是河南的刘建勋）十年不倒，文革后亦未遭整肃，还出任广东一把手，后升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晚年终于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
因为在各地保守派被打垮后，造反派阵营合乎“规律”地几近普遍地发生了分裂，不仅全部成立革委会的城市中的造反派分裂成两派，而且全国几乎95％地区的造反派也分成两派。在许多地区演变为残酷血腥的武斗。如四川造反派“八.一五”和“反到底”之间，川大“八.二六”和“红成”（红卫兵成都部队）之间的武斗就十分惨烈。只有两广和江西的造反派没有分裂。因为这些地方的保守派依然存在并且强大，如广西的韦国清（后任广州军区政委），广东的黄永胜（广州军区司令，后升任总参谋长）等军头至始至终支持当地的保守派，造反派依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故也依然保持着反抗恢复原有秩序的势态。
广西是全国文革的重灾区。别处都号称“十年浩劫”，而广西则长达十八年文革——盖因1976年10月“宫廷政变”后，广西不但没有拨乱反正，还在坚持两个“凡是”之外，多一个“凡是”，即凡是韦国清批示的、指示的都要坚持照办，以乔晓光为首的区党委提拔重用“联指”中恶贯满盈的“三种人”（指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致使广西冤案如山，冤狱遍地。1981年中央觉察了广西问题的严重性，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习仲勋、宋任穷等的直接领导下，先后派遣调查组和工作组赴广西“处遗”（处理文革遗留问题，下同）和领导班子问题。果断地调走了坚持三个“凡是”的人，清理了“文革”中混进中共党内和各级领导班子的“三种人”，平反了数以万件的冤假错案，至此（1984年），广西长达十八年的文革才宣告结束，比全国晚了八年。从这一点说，广西可谓是文革中独一无二的特区。
就目前毛左的组成来说，广西也是有别全国其他省份的特例。全国的毛派都是当年造反派为主体，唯有广西以保守派“联指”为主体。
（四）屠杀元凶 惺惺相惜
按韦国清此人，非等闲之辈。虽多行不义，人神共愤，死后受苦主公开屠杀民众劣迹之报；但生前多谋善变，坚守“以阶级斗争为纲”，日以督责罗织为能事，历经毛、邓时代始终处于得宠不败之地。
韦国清出身于壮族的一个小豪强家，早年因为和另一大家发生了纠纷失败，一怒就上山投奔了当时韦拔群的赤卫队。在百色起义中客串了个红七军排长一职，如按山头划分的话也算是小平同志的老跟班了。
无论是土地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韦国清都没有甚么特别轰动一时的战绩，实际上自从军政大学任职时起，韦国清在军队中就经常以政工干部的姿态出现。解放前后韦国清担任了三野十兵团的政委，和叶飞搭档，这也成了韦国清被授予上将军衔的依据。而在红军时期，韦国清不过是个团级干部，因此只得到了二级八一勋章，这在出身于共党的上将中并不多见。
全军覆灭的“金门战役”
韦的吹鼓手津津乐道的是韦国清作为中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参与指挥的越南“奠边府战役”大捷，而对三野十兵团“走麦城”的“金门战役”绝口不提：1949年10月25日至27日，骄横的叶飞、韦国清部28军三个半团九千多人只带一天的干粮登陆金门古宁头（口出狂言在金门县城吃中餐），被国军胡琏的十二兵团三万之众围歼，四千人被俘，五千多人阵亡，全军覆灭。对此，大陆媒体集体“失语”，与“奠边府大捷”的大肆渲染判若霄壤。
海岛作战，不是歼灭敌人，就是被敌人歼灭。遭此当头棒喝，陈毅、叶飞、韦国清等解放军军头，终于不得不承认，胡琏就是这么一头凶猛的老虎！在台北圆山忠烈祠所列国军二十四个大捷中，陆军占了二十一项，其中的石牌、南麻、古宁头、八二三大捷，都少不了胡琏。古宁头大捷，令风雨飘摇的中华民国，总算暂时喘了一口气。并印证了胡琏重建十二兵团时发下的豪言：“有十二兵团就有台湾，有台湾就有中华民国”。
韦能力平平，政绩泛善可陈，可玩起官场上溜须拍马，察言观色，见风使舵，党同伐异，落井下石的手腕，可是圆熟自如，游刃有余.比如庐山会议，这韦国清的调门也是炮轰张春桥的，不过等毛主席南巡时主席刚把黄永胜，林彪的名一点，韦国清又检讨上了，之后就是下保证，表决心，总之主席深表满意，说“你和别人不同，你是上了人家的当。”等林彪粉碎了，韦国清不仅毫发未损，还借了别人粉碎的东风坐上火箭到北京当政治局委员了。这一干就是三届，从毛泽东华国锋直到邓小平，以后还干了任当橡皮图章的人大副委员长，和届当摆设的政协副主席，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以。
等四人帮也粉碎了，韦国清一开始又没找对方向，效忠信发到华主席那里去了，最初不同意小平复出的可有他一个，可等小平复出了最早转舵的也是这位。到该批华主席的两个凡是了，这解放军报可一点没含糊。
说来说去邓小平也未必就把韦国清真当个心腹，不过那年月谁想坐稳台面都要抓军队，用人之际，别的事就都睁只眼闭只眼了。比如你陈云推荐了老部下韩先楚到军委，我有个老部下韦国清顶着总政就算不死心踏地也总比别人放心，我再挖出个剑英的死对头罗瑞卿当军委秘书长，你叶帅也只好激流勇退，剩下个海军苏振华不等收始自己先气死了，汪东兴区区少将兵都没带过，开个组织会一把拿下，于是大局就尽在小平同志掌握了。就这样韦上将就幸运的在政治局里又继续革命了一届。
“反人类罪”和“群体灭绝罪”的广西大屠杀
韦国清主导的广西大屠杀绝不是什么“路线斗争错误”，而是货真价实的“反人类罪”和“群体灭绝罪”。
二十世纪反人类暴行，如希特勒屠杀犹太人，斯大林的大清洗，红色高棉的摧毁城市，米络舍维奇的种族屠杀，都已得到相当清楚的报告，并受到道德的谴责和正义的惩罚，这主要是受难民族长期追讨公道的结果。而中国文革暴行没有在人权、人道层面受到清算。文革欠下的道义之债远远未被触及，文革中遇难的普通人的名字和蒙难经过，长期被忽略，掩盖，甚至基本事实都不能描述清楚，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有可能永远难以追回。
不可否认，在文革问题上，中共始终遭遇动辄得咎的困境。
１９６８年7、8月，韦国清调动军队对广西“四·二二”进行屠城镇压。二十一年后的八九“六四”，行将入木的韦国清，仍不忘表态积极拥护邓小平的北京屠城,镇压八九学运。屠杀元凶，惺惺相惜。以下事例透视了邓小平的残暴、奸诈的暴君本质。
邓小平曾是反右运动的“急先锋”
邓小平曾是1957年反右运动的“急先锋”，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对这次牵连数十万人的政治运动的结论是：“一九五七年的 反右斗争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扩大化了。”如今仍有如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等近百位“右派分子”未予平反。
中共建制后，用意识形态加工“敌人”的政治运动，当首推1957年大规模构陷、迫害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这场以党的名义践踏宪法，侵犯公民人权的运动，是由中共中央毛主席亲自发动，并由邓总书记亲自指挥的。而《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的历史性文件，铁证如山的印证了毛邓共同策划“引蛇出洞”的阳谋。该 报告是邓小平在1957年9月23日，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作的，但此前三天，也就是9月20日由毛泽东亲手修改并作了如下批语“即送小平同志：此件很好。 有若干小的修改，请酌定。此件最好今天晚上能印发到到会人手里。”这个报告的发出，由此在全国“加工”了55万多个右派分子，制造出20多个中央部、省、 市、自治区一级领导干部的所谓“右派反党集团”、“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此外，还继续在全国范围内“加工”了30余万“反社会 主义分子”和“中右分子”，并由此株连了上百万这些“坏分子”的家庭和子女。在运动中，非正常死亡人数高达4117人。这些右派有約六萬人死於反右至文革期間種種迫害之下。
然而，1978年之后，胡耀邦领导平反冤假错案涉及右派问题时，被视为中共改革派领袖的邓小平，因为反右运动是他亲自指挥的，所以就十分强硬地强 调：“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是必要的，没有错，同志们可以思想一下，一九五七年的问题是个什么问题呢？……这个时期出来一股思潮，它的核心是反对社会主义、反 对党的领导。有些人是杀气腾腾的啊！当时不反击这些思潮是不行的。”邓小平对右派平反大加阻挠，亲自为反右运动定性为“正确、必要”，只是“扩大化了”。
1987年，方励之等因写信给当年曾是右派分子的钱伟长，建议召开反右运动30周年讨论会，吸取当年反右运动的历史教训。但钱伟长竟将方励之给他的信媚献 了邓小平。邓小平在赞扬了钱伟长之后，将当年有意翻案的右派分子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等人开除出党。
沙甸事件就是邓小平六四镇压的预演
邓小平在一九七五年二次复出出任解放军总参谋长时就主导调部队血腥镇压云南沙甸回民事件。沙甸事件，亦称云南镇压暴乱回民事件。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中，1975年7月29日至8月4日，于中国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个旧市鸡街公社，沙甸大队及其附近回族村落的武装冲突。事件由派系斗争引发，并迅速扩大，最终由云南省请示中央镇压，导致逾千人死亡。对于这次武装事件，官方的说法是：“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官方说法有悖史事，真实的情况是中共高层命令军队对此穆斯林割据村庄进行了镇压，而这位中共高层正是时任总参谋长的的邓小平。沙甸事件就是邓小平六四镇压学运的预演。
2011年10月22号出版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上有一篇题为“邓小平的遗产”（Deng Xiaoping's Legacy）的文章。文章提到，“1975年邓小平下令军队镇压云南省的一个穆斯林村庄。那次行动导致1600多平民死亡，其中有300个儿童。由此可知，14年后的八九“六四”，邓小平对学生和工人游行抗议的回应是血腥镇压完全合乎他的性格。”（"In 1975 he ordered the army to crack down on a Muslim village in Yunnan province，an action which resulted in 1,600 deaths including those of 300 children.Deng's response to the student and worker protests 14 years later was hardly out of character."）
七上将上书反对解放军进城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韦国清在三野时的老搭档，六四反镇压上将叶飞（叶是第三野战军十兵团司令，韦是政委）和张爱萍、萧克、宋时轮、陈再道、杨得志、李聚奎等七位开国上将上书反对解放军进城，绝对不能向人民开枪。这七名上将的表态虽然没有阻止流血事件的发生，但他们“军队绝对不能向人民开枪”的理念足以警示后人、名垂青史。
一九八九年的中国学生，不仅不要求共产党下台，而且还禁止任何人喊出这样的口号，甚至将挑战暴君的“湖南三君子”押送公安局；理性到不可思议的地步，温和到难以想象的程度，结果换来的，却是机枪加坦克的血腥镇压。六四开枪，打掉了共产党革命的历史合理性，打掉了共产党执政的文化根基和民意基础。人民军队的谎言从此完全戳穿。从巴黎公社开始的共产主义运动，也因为六四血案而告终结（随后的苏东波事件并非偶然，而是顺理成章）。共产党的烈士鲜血因此全部白流。也许是本能地感觉到了这样的后果，即便在共产党内部，也有不少人坚决反对开枪屠城。其实，那些元老权贵未必不明白，这毕竟是在作孽；血案过后，一个个躲得远远的，颇有君子远庖厨的不沾血腥。邓小平最后独自一个，出来接见屠城部队。身高与镇压巴黎公社的梯也尔差不多的邓小平，在由一群政治侏儒组成的元老集团里，却鹤立鸡群。在政治赌桌上，所谓赢家，有时不过就是敢于担当的同义词。
邓小平接见屠城部队的亮相，与其说在庆祝胜利，不如说在承担失败。不仅是共产党的失败，也是邓小平的失败：作为人权恶棍的邓小平，枪杀了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将来的史学家论及这段历史及其邓小平，最公允的论断也只能如是：他虽然向学生开了枪，毕竟主导了八、九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或者，他虽然主导了八、九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但毕竟屠杀了学生和无辜平民。八九年的邓小平，以一介屠夫形像，扮演了一个悲剧人物。正如袁世凯一世英名，毁于称帝闹剧；邓小平改革开放，折于六四血案。
另一方面，当年文革草根造反民众抗旨造反对当权派的冲击火力之猛，震撼之烈，使邓小平心有余悸，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令邓对八九学运，杯弓蛇影，反应过度。美国研究文革的著名学者麦克法夸尔（中文雅名马若德，哈佛大学历史及政治学讲座教授）指出，邓小平在1989年事件中的思维逻辑和行为逻辑与他的文革亲身经验密切相关，他把学生的抗议看成是当年造反派对当权者发起冲击的重演，他下令镇压学生，出于他恐惧和憎恨造反派的心情。尽管邓小平把1989年学生民主运动看成是文革中造反派活动的重演是他的误判和偏见，但他确实是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决心镇压的。据官方媒体报道，6月4日镇压之后，邓小平在接见戒严部队高级军官的会议上说，参加89年民主运动的人当中，有当年的文革造反派。
共产党对文革的否定主要是指它在统治中失去了一定的节制，扩大到伤害自己统治的基础。至于文革里面那些制造了无数令人发指的暴行的统治手段，共产党在以后的统治过程中从来就没有彻底否定过，它改变过的也只是技术细节，从来不是原则。在六四之后，它又把它们一件件在高科技的支持下“发扬光大”。
这也可解读文革后，中共党内整党"清查三种人"运动,在广西只是法办了一些罪大恶极的文革既得利益者，清退了一些广西“联指”掌权者出党外。中共惯用的群众运动变为“运动群众”，把造反、保守两派均玩于股掌之中。广西数十万群众和受迫害者家属上书中央，要求清算韦国清这个双手沾满广西二十余万民众鲜血的元凶刽子手，而韦却成了政治不倒翁。韦国清不仅豪发未损，还因为他又是邓小平红七军时期的老部下，华国锋时期他力主邓小平复出，更是保邓有功，为邓小平视为知交，非但被包庇下来，甚至文革后仕途冒升，官拜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在此任上，韦秉承邓的旨意，百般阻挠粟裕、刘伯承冤案的平反。由此可见邓的心胸狭隘，小鸡肚肠；韦的察言观色，狗仗人势）、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1989年6月14日病死于北京（临死之前“政治赌徒”韦国清还不忘习惯性赌一把——押宝表态支持邓小平的“六四”镇压，真是“生命不息，投机不止”），得以享受所谓“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待遇，寿终正寝，厚葬八宝山，按生前职位排座次，备极哀荣。
对于貌似强大的中共极左势力我们只能借用顾炎武在居庸关被破，明朝灭亡时说的一句话：“地非不险，城非不高，兵非不多，粮非不足也，国法不行而人心去也”。
冤民及债主都请牢记这句话： 正义通常迟到，但早晚会到！
同理，杀人屠夫邓小平、韦国清的罪行更不可忘记，不可饶恕，不但不可饶恕，总有一天，人民会清算他们的罪行。
（未完待续）
《观察》首发
本文节选于小平头长篇文革密档揭秘《破解文革柳州惊天大案谜局――“七.三”布告出笼的台前幕后》
（联络本文作者请发邮件到：xiaopingtou@gmail.com）
附件：
《广西文革大事记》的问题必须澄清 club.kdnet.net/dispbbs.asp
一个是打击自由派拉拢左派；一个是把反对党内拉帮结派作为最重要的政策。
一般的规律，共产党反对拉帮结派，就说明拉帮结派正在迅速进展，而且威胁到最高当局。现在什么能使分赃不均的官僚们团结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呢？不是所谓的民主派敌对势力；不是什么国际反华联盟；更不是法轮功、基督教等等信仰团体。
那些威胁还太远。最近的威胁就是要把这些贪官们送进监狱的王岐山，和他的后台习近平。贪官们不会被共产党忽悠，他们自己就是忽悠别人的高手。共产党宣称的敌人都是假目标，真目标就是他们这帮贪官。而且谁也不知道选择性反腐的黑名单里没有谁。
现在的习近平是骑虎难下，进退两难。不反腐就会加速失去民心，结果人人都会是陈胜、吴广。而反腐会失去官心。总有官员比薄熙来、令计划勇敢，宫廷政变以至于拥兵造反也会不期而至。中国确实已经病入膏肓了。
经济下滑影响全局
去年中国经济增长百分之七点四，录得自九○年以来最低增速；今年一月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跌破百分之一，是近年来的第一次，表明中国通缩严重。虽然当局以「新常态」来解释这种经济持续下行的状况，表面很淡定，但其实内里有些紧张，这从近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可见一斑。
这次会议有两个议题，一是讨论国务院拟提请全国两会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稿，二是审议《关于巡视三十一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情况的专题报告》，舆论大多关注后者，突出政治局对反腐的重视，实际上经济问题才是政治局会议的重点。
腐败固然关系到亡党亡国的大问题，但这是就长期效果而言，而不是说减弱反腐程度，中国马上就会出问题，腐败积累到目前严重程度，也是有个过程的。可经济不一样，经济增速明显下降，后果就会立即浮现，对社会影响极大，甚至影响政权稳定。纵观那些政局动盪的国家，背后莫不是经济出了问题，多数人生活水平下降或陷入贫困。这当然不是说要把经济抬高到万能地步，但无可否认，经济不行确实会导致很多问题。
中国目前的经济正处于微妙阶段。鑑于长达三十年的高增长积累下来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清理，现在正以一种系统性的状态爆发出来，海外投行对中国经济早已从前几年的乐观转向悲观，甚至预测中国经济不久会崩溃，虽然他们的预测往往耸人听闻，但也说明中国经济形势确实严峻。今次政治局会议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把“稳和进相互促进”作为完成今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和任务的关键，说明今年经济工作的重点是稳经济增长，换言之，经济不能下降过快。
红二代和毛左是习近平的两大支柱
习近平的两大支柱红二代和毛左。红二代和习有历史渊源；毛左在贫苦大众里有广泛的同情者，拉拢左派目的不过是向中国社会借力，向贪腐集团引入强大社会压力。习的策略就是靠这两者来对抗贪官集团，来挽救共产党。难怪毛左大V国内的袁庾华、海外的王希哲之辈四处串联，大谈左中右联手反权力腐败。
但习近平此举是饮鸩止渴，玩火自焚，即将发生的大事可能就出在此。红二代人数很多，但有权有钱的也不外是权贵贪官和奸商，能指望他们支持反腐和回归共产主义理想吗？时下正在疯狂上演的围绕着民生银行展开的控制权之争堪称一幕年度大戏，背后红二代、太子党、权贵集团、民营企业等错综复杂的各路势力令人眼花缭乱，矛盾缠绕交织的政治背景更耐人寻味，是中共无法回避的开年第一难题。安邦的顺势接手，是创业者与守成者的对决。尽管民生银行与安邦保险均是民营身份，却云泥有别：毛晓峰们是白手起来的政治创业者；而安邦多见红二代与红三代，（创始人和董事长是邓小平的外孙女婿吴小晖，安邦的“幕后人”包括开国元帅陈毅之子陈小鲁、曾任上汽总经理的胡茂元、前总理朱镕基之子朱云来、曾任中国加入世贸首席谈判代表的龙永图、曾任北京首创集团总经理的刘晓光、中石化前董事长陈同海等人 ）有着根深蒂固的产权意识，它暗示了这一轮政经逻辑。
而毛左“扯着虎皮当大旗”，支持毛泽东是假，反对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是真。
就在最高党报还在不遗余力为习近平所提“四个全面”大规模铺陈和造势时，一份推翻现政权联合宣言书开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流窜于坊间。
2015年2月5日至6日，来自全国13个省、市、自治区的毛派共产主义者，在河南洛阳召开会议。主要议题包括三大项：首先是学习马列毛主义、特别是学习毛泽东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继续革命的理论；其次是分析研究当代中国的社会性质、阶级关系、社会问题、社会主要矛盾；最后是分析研究共产主义者当前的斗争策略。概而言之，要革命、要完全革命、要彻底革命。
“出身论”与“血统论”斗争的继续
历史是胜利者写的。文革最后的胜利者是官僚集团，他们漠视百姓的苦难是很自然的。官僚集团决定改什么，不改什么，掌握了改革成果的分配权。为了维护官僚集团的利益，他们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他们虽然全面否定文革，但对造成文革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却全盘继承。还是那个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是文革前那个政治体制：一党专政，高度集权、权力至上。正是靠这些政治遗产，使得官僚集团（包括他们的后代和亲友）成为新的权贵。
一位在中国居住了20多年的美国官员，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那么大约500个特权家庭的问题。这500个家庭，加上他们的儿孙、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构成了约5000人的核心体系。他们之间还存在着普遍的通婚联姻的关系。他们垄断权力、形成利益集团，竭力维护现状，并制造了"一旦民主，就会天下大乱"的谎言;十几亿中国人民，都成了这个小集团的人质。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处遗”在“宜宽不宜严，宜少不宜多，宜粗不宜细”的政策下，成了走过场的运动。如广西“联指”罪大恶极的杀人凶手只判了十人死刑，“联指”派头头只是判了颜景堂等少数几个为首的决策人物。而对矛头向下参与镇压造反民众的军方刽子手，以及保爹保娘的“血统论”“太子党”红卫兵，则网开一面，在法制和道义层面上远没有彻底清算文革罪孽。
比如中信集团董事长孔丹（其父亲孔原是原中央调查部部长；母亲许明是前总理周恩来的秘书），就是著名的红卫兵“西纠”（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组织头目。文革结束后，孔丹向陈云去信，希望对红卫兵区别情况，认真处理，不要把一些好人也列入清理对象。陈云1984年2月27日批示孔丹的信，大意是：孔丹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有关部门应当研究。这些红卫兵不属于（应被清理的）“三种人”。并批转政治局常委，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李先念等批示同意。难怪八九“六四”镇压后，陈云会说出那句对太子党影响深远的名言“还是自己 的孩子（接班）靠得住，不会挖自己的祖坟”——太子党（红二代）成为中国大陆政坛、经济领域一个异常凸显的利益集团，他们的权力渗透到中国的各个省以至中央政府，当然也包括军队、大型国企。并且严重地影响到中国政经走向。
寻根溯源，关于红二代甚至红三代在投资银行界遍地开花，从1998年就已经开始。短短数年间，几乎所有跨国投资银行的资本市场部门都被太子党攻占。据媒体早前披露，从主办新股上市的部门，快速向各个部门蔓延，如今在直接投资部门、交易部门、私人银行部门，乃至近年最热门的私募基金部门，都布满了来自中央与地方、党与国企领导人的子女们。美国摩根大通被披露的中共高官“子女”计划，亦即通过可能不恰当地聘用中共官员的子女来赢得业务。这也是中国经济学家所谓的裙带经济学，是红二代乃至红三代与生俱来的无形资产。
遇罗克的铜像上雕刻着这样一句话: “不是凭自己努力得到的权利, 我们一概不承认˳”
难怪今天的人们仍相当普遍地把人民群众与太子党的矛盾比作“出身论”与“血统论”斗争的继续。把“血统论”的推行作为今日太子党在当年文革中一次流产了的掌权的尝试。
“不信邪”的说梦者
王岐山新近代表中纪委监察部领导层出席纪检监察系统老干部新春团拜会时长达15分钟的内部讲话曝光，可以概括为三个基本点：压力大、不匹配和不信邪。压力大在于，“面对这种形势和任务，我们冷静清醒地看到，肯定就是鞭策，而新的形势和任务，只能说我们再怎么努力，要把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完成好，压力也是非常大。”不匹配在于，在各方的配合下，中纪委现在发现问题的能力大大提高了，但解决问题、处理问题的能力“远远还不匹配”。不信邪在于，有人说一党执政解决不了腐败问题，习近平豪言“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还就不信这个邪，我们应该有这个自信，就是我们发现了自己的问题，我们自己能够解决。”
又一个“人定胜天”“中国梦”的说梦者。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专制一定导致腐败。江山易改，这些人性的规律难移。
若论斩杀贪官数量，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敢认第二，相信无人敢认第一。出身寒微，深知民间百姓疾苦的明太祖对贪官恨之入骨，屡揭骇人听闻、层出不穷的贪腐案件后，祭出“恶法”《大诰》，并“依法治国”，各级官吏但凡贪污六十両银或以上的，一律剥皮，并将贪官人皮挂在官衙的办公处或旁边的土地庙，以儆效尤。但结果呢？明代的贪官不但没有减少，杀之不绝，反而前赴后继，变本加厉，正中了清代着名小说家李伯元在其著作《活地狱》中的敬句“千里为官只为财”。
其实，习近平与王岐山是有见识的人，多年来，亦数度为官一方，分别管治过福建、浙江、海南和北京等地，既然深知道目前无孔不入的贪腐足以亡党亡国，同时观乎古今中外，除了寡民小国，未见过靠“自己监督自己”而能成功遏阻贪腐的案例。那么，中共又凭甚么例外呢？
英国十九世纪歴史学家阿克顿勋爵曾说过，“权力令人腐败，绝对的权力令人绝对的腐败。”负责监督别人的纪委不断扩权，那么又由谁来监察他们呢？难道纪委靠的是自我约束？当各级官员的自我监督被证明普遍失效的时候，纪委凭甚么认为自己就可以有效监督自己呢？
用旨在限制统治者的权力，同时保障民权的法治、让人民有效监督的民主制度以及新闻自由，是根除腐败的不二法门，舍此王道而行邪路，不管主事者信不信邪，最终的结果恐怕只有一个：失败收场。
以平头侨居国丹麦为例，媒体象防贼一样盯着政府。丹麦并不提倡以严厉的惩罚手段来遏制腐败行为，他们主张以事先教育为主。丹麦政府每年会花大量的人力、资金和物力培训丹麦企业，让他们对于何为腐败，以及如何应对腐败环境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当反腐意识作为一种公共道德深入人心之后，清廉便不再是一种形式手段，而是人心中不可逾越的一条道德底线，对腐败零容忍扎根于国民心中。源于透明国际发布的“2010年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在这份包括180个国家和地区的榜单上，丹麦、新西兰和新加坡以9.3分并列第一，（中国仅排在78位）成为全球最清廉的国家。
“太子党的道德档案存在瑞士银行”
习近平豪语言犹在耳，国际调查报道记者联盟（ICIJ）踢爆中国前总理李鹏之女李小琳，曾在瑞士汇丰银行存有248万美元，并与5个其他银行账户链接。这件事激起的反应从微博上可窥一斑。内地官方网站及微博虽屏蔽相关消息，甚至屏蔽对“李小琳”的搜寻，但始终难掩悠悠之口，更让人关注中共太子党究竟有多少人在瑞士的银行开户，习近平、王岐山的反贪行动有没有可能从中挖回更多民脂民膏。
李小琳已不是首次捲入敛财丑闻，仅经由内地财经网站公开辟谣的就包括海南博鰲佔地、插手苏黎世保险入股新华保险等。更引人瞩目的是，2012年，李小琳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案给中国人建道德档案。新华社当时引述李小琳说：“我觉得应该给每个公民建立一份道德档案，以此来约束大家，每个人都要‘知耻’。”
如今看来，李小琳的道德档案已存在瑞士的银行，而且这样做的太子党绝非只有她一个。瑞士《晨报》（Le Matin）去年初曾解构瑞信及瑞银两大银行成功打入中国的秘诀，揭示中国太子党在其中的作用及敛财情况，还点了中国前总理温家宝的女儿温如春、儿子温云松的名。ICIJ去年中也披露至少有五个现任或前任中共政治局常委的亲属持有离岸公司，以操作瑞士的银行户口，被点名的领导人包括习近平、胡锦涛、李鹏、温家宝等。中共如能追查及公布太子党在瑞士的银行的“道德档案”，有关反贪实为权斗之说自然云消雾散。
德国《南德意志报》2013年1月7日刊登文章称，过去十年里，以各种手段、经各种渠道从中国非法流入海外的资金达到惊人的3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8.7万亿元);目前全球每两个黑色美元中就有一个来自中国。文章指出，一些中国富人为了不受经济损失，在转移资金手法上“颇具创意”，多通过银行理财顾问将钱非法转移至海外。中国大陆非法转移至海外的18.7万亿元，是官商勾结的怪胎。
“砸锅论”与30号文件
他们最中意的敌人几乎总是属于中国自由派的成员：那些如今陷入围剿的学者、新闻工作者和维权人士——他们相信，自由民主及其伴生的公民社会和法治理念，为中国提供了前进的最佳道路。
在习近平执政之前日渐式微的毛派，如今还受到了另一份简称为“30号文件”的内部指示的鼓舞。文中进一步强调，要警惕受西方影响的新闻独立观念、“普世价值”及对毛泽东的批评威胁到党的生死存亡。
纽约时报》报道，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又发出在高等院校、文化部门封杀自由思想的指示，中共中央为此发出的30号文件迄今仍高度保密。习发布指示的场合、具体内容还未为外界所知，但有迹可循，内地左派及五毛党自去年11月开始密集围攻“砸锅党”，中国社科院及一些大学、媒体清退自由派人士，相信是为了落实习近平的封杀令 。
2013年4月，中共曾秘密发出9号文件，即外界后来广传的“七不讲”（大学不要讲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中共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和司法独立）。2014年下旬，高瑜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被捕，有媒体舆论认为，高瑜被捕可能与这份文件被泄漏有关。9号文件洩密，被视为破坏了习近平的开明形象，中共吸取教训，对30号文件采取更严格的保密。
习近平双向作战，自陷腹背受敌的险境
在吆喝军队“听党话、跟党走”的同时，习近平当局继续打压知识分子，对自由派挥舞专政大棒。除了继续拘捕自由派，近期，又对高校发指示，要求恢复毛泽东时代的“思想政治工作”；点名批判微博名人，指控他们“反党”、“抹黑中国”。 习近平正在双向作战。在党内，与政敌作战，以反腐为名；在党外，对自由派开战，以捍卫红色江山为名。或许可以这样解读习近平的“两手抓、两手硬”：在以反腐为名大搞权力斗争的同时，必须镇压自由派，一则堵党内政敌之口，二则在党内挣表现。
对习近平而言，对付贪官，清洗政敌，原本可以借助民间力量，比如，那些推动依法治国的自由派，最终，以制度转型，实现中国的清明政治和长治久安；否则，干脆回到江泽民、胡锦涛的老路：以腐败为黏合剂，实现全党大团结，利益共享，利益均沾。然而，对此，习近平却已无法回头，毕竟，开弓没有回头箭，或曰，骑虎难下。
双向作战，原本是兵家大忌，自陷腹背受敌。但，这就是习近平的选择，自设险境，自作自受。
“毛之不存，党将焉附”？
2014年10月，中国社科院旗下官方微博“思想火炬”曾披露，习近平针对意识形态问题发出最新指示：“要在重大问题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绝不允许与党中央唱反调，绝不允许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要高度重视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打好主动仗，防患于未然。”这段广为流传的“砸锅论”，可能就是来自30号文件。
2012年7月，国内共识网刊登一份由湘潭大学副教授李开盛主持的网上民意调查报告，题为《中国网民的政治与社会认知》。在“基本政治认知”部分，受访者最不认同的政治人物前五位依次是希特勒（49.41%）、斯大林（46.54%）、金正日（45.54%）、毛泽东（41.84%）和卡扎菲（24.19%）。毛泽东是好还是坏，中国民众已经做出了明确的回答。
中共竭力保毛，因为“毛之不存，党将焉附”？但现在不是中共要不要保毛的问题，而是能不能保得住的问题。本来嘛，明明是一个邪恶、荒淫的恶魔，你却非要奉之为伟大领袖，对他充满崇敬，那人民就要回过头来看看你是个什么东西。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很多事情如果跳出中共预设的框子，就会觉得很可笑也很可悲。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泽东，是世界公认的二十世纪的三大暴君，如果今天德国有那么多人一本正经地在唱希特勒的赞歌，极力鼓吹回到希特勒的时代去，人们一定认为这些人疯了，但这样的事今天竟然就在中国发生着，为什么？因为中共出于延续自身统治的需要，必须保毛，尽管他们自己也知道毛是个什么东西，知道他的为人，并深受其害。但中共保毛却给自己带来越来越多的麻烦，因为既然你把毛说得那么好，你今天搞得这么糟，一些毛左自然就会怀念过去，希望回到过去。这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在德国，希特勒已被彻底否定，今天谁要歌颂希特勒是一种犯罪行为，要去坐牢，所以就没有这些荒唐事。俄罗斯今天虽然也有一些人怀念苏共时代，但很少人怀念斯大林，因为斯大林的罪行也已被苏共彻底揭露，尽人皆知。唯独中共还要把毛捧在手上，现在就成了它的陷阱。毛泽东以他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来看，早就应该被彻底否定了，但否定了他，中共也就一起被否定了，所以只有中共覆灭，毛的阴魂才会彻底在中国消散，邓小平、韦国清之类的屠夫才会真正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一天已经不远了。今天大家在讨论中国要不要毛泽东思想，但历史的发展总是出人意料，中共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还能呆多久，才是更大的问题。
广西是文革的“特区”
广西在文革可谓一个特殊例外，正如它的政治定义：自治区，而且还是壮族自治区一样。再加上文革武斗如火如荼之时,正是越战打得热火朝天之际。柳州是湘桂、黔桂、枝柳铁路的交通枢纽 ，也是援越军需物资的集散地。穿越广西南北的铁路干线，就成了“越南的战略大后方”――中国援越的生命线。韦国清就是要在这个中国抗美援越最重要的时间，在关键的区域设局下套，谋划制造大规模武斗，然后把“挑起武斗”、“抢劫援越物资”、“破坏铁路交通”的罪责，强加在广西“4·22”身上，从而把他们置之于死地。自1968年春夏之交，当韦国清在全广西实施军事剿灭“4·22”方针时，就在南宁、柳州、桂林这“三点一线”的湘桂铁路线，用挑衅的策略，制造事端激化矛盾，挑起所谓的两大派“武斗”的时候，就把这条当时国家的神经——抗美援越的铁路干线打断了，然后乘势把责任强加在“广西4·22”头上，军人集团实现倒逼毛泽东牺牲造反派的战略意图，制造出了一个合他们心意的“七·三布告”，取得了大屠杀的合法性。有鉴于此，毛泽东、江青和中央文革在广西运动上，左也不是，右也不是，而被他们扶殖起来的“4.22”等造反派也只能大受其苦了。从目前可以搜寻到的资料看，若按文革通行分类，广西是全国唯一一个“造反派”从始至终处于权力打击下的省区。韦国清是全国地方省级领导中屈指可数（另一个是河南的刘建勋）十年不倒，文革后亦未遭整肃，还出任广东一把手，后升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晚年终于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
因为在各地保守派被打垮后，造反派阵营合乎“规律”地几近普遍地发生了分裂，不仅全部成立革委会的城市中的造反派分裂成两派，而且全国几乎95％地区的造反派也分成两派。在许多地区演变为残酷血腥的武斗。如四川造反派“八.一五”和“反到底”之间，川大“八.二六”和“红成”（红卫兵成都部队）之间的武斗就十分惨烈。只有两广和江西的造反派没有分裂。因为这些地方的保守派依然存在并且强大，如广西的韦国清（后任广州军区政委），广东的黄永胜（广州军区司令，后升任总参谋长）等军头至始至终支持当地的保守派，造反派依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故也依然保持着反抗恢复原有秩序的势态。
广西是全国文革的重灾区。别处都号称“十年浩劫”，而广西则长达十八年文革——盖因1976年10月“宫廷政变”后，广西不但没有拨乱反正，还在坚持两个“凡是”之外，多一个“凡是”，即凡是韦国清批示的、指示的都要坚持照办，以乔晓光为首的区党委提拔重用“联指”中恶贯满盈的“三种人”（指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致使广西冤案如山，冤狱遍地。1981年中央觉察了广西问题的严重性，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习仲勋、宋任穷等的直接领导下，先后派遣调查组和工作组赴广西“处遗”（处理文革遗留问题，下同）和领导班子问题。果断地调走了坚持三个“凡是”的人，清理了“文革”中混进中共党内和各级领导班子的“三种人”，平反了数以万件的冤假错案，至此（1984年），广西长达十八年的文革才宣告结束，比全国晚了八年。从这一点说，广西可谓是文革中独一无二的特区。
就目前毛左的组成来说，广西也是有别全国其他省份的特例。全国的毛派都是当年造反派为主体，唯有广西以保守派“联指”为主体。
（四）屠杀元凶 惺惺相惜
按韦国清此人，非等闲之辈。虽多行不义，人神共愤，死后受苦主公开屠杀民众劣迹之报；但生前多谋善变，坚守“以阶级斗争为纲”，日以督责罗织为能事，历经毛、邓时代始终处于得宠不败之地。
韦国清出身于壮族的一个小豪强家，早年因为和另一大家发生了纠纷失败，一怒就上山投奔了当时韦拔群的赤卫队。在百色起义中客串了个红七军排长一职，如按山头划分的话也算是小平同志的老跟班了。
无论是土地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韦国清都没有甚么特别轰动一时的战绩，实际上自从军政大学任职时起，韦国清在军队中就经常以政工干部的姿态出现。解放前后韦国清担任了三野十兵团的政委，和叶飞搭档，这也成了韦国清被授予上将军衔的依据。而在红军时期，韦国清不过是个团级干部，因此只得到了二级八一勋章，这在出身于共党的上将中并不多见。
全军覆灭的“金门战役”
韦的吹鼓手津津乐道的是韦国清作为中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参与指挥的越南“奠边府战役”大捷，而对三野十兵团“走麦城”的“金门战役”绝口不提：1949年10月25日至27日，骄横的叶飞、韦国清部28军三个半团九千多人只带一天的干粮登陆金门古宁头（口出狂言在金门县城吃中餐），被国军胡琏的十二兵团三万之众围歼，四千人被俘，五千多人阵亡，全军覆灭。对此，大陆媒体集体“失语”，与“奠边府大捷”的大肆渲染判若霄壤。
海岛作战，不是歼灭敌人，就是被敌人歼灭。遭此当头棒喝，陈毅、叶飞、韦国清等解放军军头，终于不得不承认，胡琏就是这么一头凶猛的老虎！在台北圆山忠烈祠所列国军二十四个大捷中，陆军占了二十一项，其中的石牌、南麻、古宁头、八二三大捷，都少不了胡琏。古宁头大捷，令风雨飘摇的中华民国，总算暂时喘了一口气。并印证了胡琏重建十二兵团时发下的豪言：“有十二兵团就有台湾，有台湾就有中华民国”。
韦能力平平，政绩泛善可陈，可玩起官场上溜须拍马，察言观色，见风使舵，党同伐异，落井下石的手腕，可是圆熟自如，游刃有余.比如庐山会议，这韦国清的调门也是炮轰张春桥的，不过等毛主席南巡时主席刚把黄永胜，林彪的名一点，韦国清又检讨上了，之后就是下保证，表决心，总之主席深表满意，说“你和别人不同，你是上了人家的当。”等林彪粉碎了，韦国清不仅毫发未损，还借了别人粉碎的东风坐上火箭到北京当政治局委员了。这一干就是三届，从毛泽东华国锋直到邓小平，以后还干了任当橡皮图章的人大副委员长，和届当摆设的政协副主席，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以。
等四人帮也粉碎了，韦国清一开始又没找对方向，效忠信发到华主席那里去了，最初不同意小平复出的可有他一个，可等小平复出了最早转舵的也是这位。到该批华主席的两个凡是了，这解放军报可一点没含糊。
说来说去邓小平也未必就把韦国清真当个心腹，不过那年月谁想坐稳台面都要抓军队，用人之际，别的事就都睁只眼闭只眼了。比如你陈云推荐了老部下韩先楚到军委，我有个老部下韦国清顶着总政就算不死心踏地也总比别人放心，我再挖出个剑英的死对头罗瑞卿当军委秘书长，你叶帅也只好激流勇退，剩下个海军苏振华不等收始自己先气死了，汪东兴区区少将兵都没带过，开个组织会一把拿下，于是大局就尽在小平同志掌握了。就这样韦上将就幸运的在政治局里又继续革命了一届。
“反人类罪”和“群体灭绝罪”的广西大屠杀
韦国清主导的广西大屠杀绝不是什么“路线斗争错误”，而是货真价实的“反人类罪”和“群体灭绝罪”。
二十世纪反人类暴行，如希特勒屠杀犹太人，斯大林的大清洗，红色高棉的摧毁城市，米络舍维奇的种族屠杀，都已得到相当清楚的报告，并受到道德的谴责和正义的惩罚，这主要是受难民族长期追讨公道的结果。而中国文革暴行没有在人权、人道层面受到清算。文革欠下的道义之债远远未被触及，文革中遇难的普通人的名字和蒙难经过，长期被忽略，掩盖，甚至基本事实都不能描述清楚，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有可能永远难以追回。
不可否认，在文革问题上，中共始终遭遇动辄得咎的困境。
１９６８年7、8月，韦国清调动军队对广西“四·二二”进行屠城镇压。二十一年后的八九“六四”，行将入木的韦国清，仍不忘表态积极拥护邓小平的北京屠城,镇压八九学运。屠杀元凶，惺惺相惜。以下事例透视了邓小平的残暴、奸诈的暴君本质。
邓小平曾是反右运动的“急先锋”
邓小平曾是1957年反右运动的“急先锋”，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对这次牵连数十万人的政治运动的结论是：“一九五七年的 反右斗争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扩大化了。”如今仍有如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等近百位“右派分子”未予平反。
中共建制后，用意识形态加工“敌人”的政治运动，当首推1957年大规模构陷、迫害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这场以党的名义践踏宪法，侵犯公民人权的运动，是由中共中央毛主席亲自发动，并由邓总书记亲自指挥的。而《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的历史性文件，铁证如山的印证了毛邓共同策划“引蛇出洞”的阳谋。该 报告是邓小平在1957年9月23日，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作的，但此前三天，也就是9月20日由毛泽东亲手修改并作了如下批语“即送小平同志：此件很好。 有若干小的修改，请酌定。此件最好今天晚上能印发到到会人手里。”这个报告的发出，由此在全国“加工”了55万多个右派分子，制造出20多个中央部、省、 市、自治区一级领导干部的所谓“右派反党集团”、“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此外，还继续在全国范围内“加工”了30余万“反社会 主义分子”和“中右分子”，并由此株连了上百万这些“坏分子”的家庭和子女。在运动中，非正常死亡人数高达4117人。这些右派有約六萬人死於反右至文革期間種種迫害之下。
然而，1978年之后，胡耀邦领导平反冤假错案涉及右派问题时，被视为中共改革派领袖的邓小平，因为反右运动是他亲自指挥的，所以就十分强硬地强 调：“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是必要的，没有错，同志们可以思想一下，一九五七年的问题是个什么问题呢？……这个时期出来一股思潮，它的核心是反对社会主义、反 对党的领导。有些人是杀气腾腾的啊！当时不反击这些思潮是不行的。”邓小平对右派平反大加阻挠，亲自为反右运动定性为“正确、必要”，只是“扩大化了”。
1987年，方励之等因写信给当年曾是右派分子的钱伟长，建议召开反右运动30周年讨论会，吸取当年反右运动的历史教训。但钱伟长竟将方励之给他的信媚献 了邓小平。邓小平在赞扬了钱伟长之后，将当年有意翻案的右派分子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等人开除出党。
沙甸事件就是邓小平六四镇压的预演
邓小平在一九七五年二次复出出任解放军总参谋长时就主导调部队血腥镇压云南沙甸回民事件。沙甸事件，亦称云南镇压暴乱回民事件。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中，1975年7月29日至8月4日，于中国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个旧市鸡街公社，沙甸大队及其附近回族村落的武装冲突。事件由派系斗争引发，并迅速扩大，最终由云南省请示中央镇压，导致逾千人死亡。对于这次武装事件，官方的说法是：“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官方说法有悖史事，真实的情况是中共高层命令军队对此穆斯林割据村庄进行了镇压，而这位中共高层正是时任总参谋长的的邓小平。沙甸事件就是邓小平六四镇压学运的预演。
2011年10月22号出版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上有一篇题为“邓小平的遗产”（Deng Xiaoping's Legacy）的文章。文章提到，“1975年邓小平下令军队镇压云南省的一个穆斯林村庄。那次行动导致1600多平民死亡，其中有300个儿童。由此可知，14年后的八九“六四”，邓小平对学生和工人游行抗议的回应是血腥镇压完全合乎他的性格。”（"In 1975 he ordered the army to crack down on a Muslim village in Yunnan province，an action which resulted in 1,600 deaths including those of 300 children.Deng's response to the student and worker protests 14 years later was hardly out of character."）
七上将上书反对解放军进城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韦国清在三野时的老搭档，六四反镇压上将叶飞（叶是第三野战军十兵团司令，韦是政委）和张爱萍、萧克、宋时轮、陈再道、杨得志、李聚奎等七位开国上将上书反对解放军进城，绝对不能向人民开枪。这七名上将的表态虽然没有阻止流血事件的发生，但他们“军队绝对不能向人民开枪”的理念足以警示后人、名垂青史。
一九八九年的中国学生，不仅不要求共产党下台，而且还禁止任何人喊出这样的口号，甚至将挑战暴君的“湖南三君子”押送公安局；理性到不可思议的地步，温和到难以想象的程度，结果换来的，却是机枪加坦克的血腥镇压。六四开枪，打掉了共产党革命的历史合理性，打掉了共产党执政的文化根基和民意基础。人民军队的谎言从此完全戳穿。从巴黎公社开始的共产主义运动，也因为六四血案而告终结（随后的苏东波事件并非偶然，而是顺理成章）。共产党的烈士鲜血因此全部白流。也许是本能地感觉到了这样的后果，即便在共产党内部，也有不少人坚决反对开枪屠城。其实，那些元老权贵未必不明白，这毕竟是在作孽；血案过后，一个个躲得远远的，颇有君子远庖厨的不沾血腥。邓小平最后独自一个，出来接见屠城部队。身高与镇压巴黎公社的梯也尔差不多的邓小平，在由一群政治侏儒组成的元老集团里，却鹤立鸡群。在政治赌桌上，所谓赢家，有时不过就是敢于担当的同义词。
邓小平接见屠城部队的亮相，与其说在庆祝胜利，不如说在承担失败。不仅是共产党的失败，也是邓小平的失败：作为人权恶棍的邓小平，枪杀了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将来的史学家论及这段历史及其邓小平，最公允的论断也只能如是：他虽然向学生开了枪，毕竟主导了八、九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或者，他虽然主导了八、九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但毕竟屠杀了学生和无辜平民。八九年的邓小平，以一介屠夫形像，扮演了一个悲剧人物。正如袁世凯一世英名，毁于称帝闹剧；邓小平改革开放，折于六四血案。
另一方面，当年文革草根造反民众抗旨造反对当权派的冲击火力之猛，震撼之烈，使邓小平心有余悸，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令邓对八九学运，杯弓蛇影，反应过度。美国研究文革的著名学者麦克法夸尔（中文雅名马若德，哈佛大学历史及政治学讲座教授）指出，邓小平在1989年事件中的思维逻辑和行为逻辑与他的文革亲身经验密切相关，他把学生的抗议看成是当年造反派对当权者发起冲击的重演，他下令镇压学生，出于他恐惧和憎恨造反派的心情。尽管邓小平把1989年学生民主运动看成是文革中造反派活动的重演是他的误判和偏见，但他确实是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决心镇压的。据官方媒体报道，6月4日镇压之后，邓小平在接见戒严部队高级军官的会议上说，参加89年民主运动的人当中，有当年的文革造反派。
共产党对文革的否定主要是指它在统治中失去了一定的节制，扩大到伤害自己统治的基础。至于文革里面那些制造了无数令人发指的暴行的统治手段，共产党在以后的统治过程中从来就没有彻底否定过，它改变过的也只是技术细节，从来不是原则。在六四之后，它又把它们一件件在高科技的支持下“发扬光大”。
这也可解读文革后，中共党内整党"清查三种人"运动,在广西只是法办了一些罪大恶极的文革既得利益者，清退了一些广西“联指”掌权者出党外。中共惯用的群众运动变为“运动群众”，把造反、保守两派均玩于股掌之中。广西数十万群众和受迫害者家属上书中央，要求清算韦国清这个双手沾满广西二十余万民众鲜血的元凶刽子手，而韦却成了政治不倒翁。韦国清不仅豪发未损，还因为他又是邓小平红七军时期的老部下，华国锋时期他力主邓小平复出，更是保邓有功，为邓小平视为知交，非但被包庇下来，甚至文革后仕途冒升，官拜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在此任上，韦秉承邓的旨意，百般阻挠粟裕、刘伯承冤案的平反。由此可见邓的心胸狭隘，小鸡肚肠；韦的察言观色，狗仗人势）、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1989年6月14日病死于北京（临死之前“政治赌徒”韦国清还不忘习惯性赌一把——押宝表态支持邓小平的“六四”镇压，真是“生命不息，投机不止”），得以享受所谓“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待遇，寿终正寝，厚葬八宝山，按生前职位排座次，备极哀荣。
对于貌似强大的中共极左势力我们只能借用顾炎武在居庸关被破，明朝灭亡时说的一句话：“地非不险，城非不高，兵非不多，粮非不足也，国法不行而人心去也”。
冤民及债主都请牢记这句话： 正义通常迟到，但早晚会到！
同理，杀人屠夫邓小平、韦国清的罪行更不可忘记，不可饶恕，不但不可饶恕，总有一天，人民会清算他们的罪行。
（未完待续）
《观察》首发
本文节选于小平头长篇文革密档揭秘《破解文革柳州惊天大案谜局――“七.三”布告出笼的台前幕后》
（联络本文作者请发邮件到：xiaopingtou@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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