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那是1969年的12月中旬，是那年冬天少有的冷天之一。那年我九岁，虽不完全明白大人的事，但有些事情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记得那天一大早，父亲单位来了一量大卡车，随车而来的还有父亲单位的几个工作人员，这些人三下五除二的把家里东西搬到车上，那时家里穷，全部家当也就三个箱子和几个被子。随后我和弟弟被安置在卡车的驾驶室里，父母及哥哥姐姐上了露天的卡车上，汽车行驶了近两个小时，他们也就在飞奔的卡车上冻了两个多小时，在极其寒冷的冬天加上汽车行驶的风速，其寒风凛冽之程度可想而知。
两个多小时后，车子到达目的地，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一帮穿的又脏又破的小孩和妇女，他们都好奇的围观，对于有些人也许是第一次看到汽车。我们所住的房子是一个三间房，东北典型的东西屋，中间是厨房。那天随我们一起来到乡下的还有一家，是和父亲同单位的。房东在生产队长的劝说下将东屋让给了我们，东屋是南北炕，西屋也是南北炕，西屋的北炕半间让房东隔开做了储藏间。就这样房东老两口住在了西屋的南炕边，我们两家分别住在了东屋的南北炕，那时我大哥已是知青独立下乡插队，随父亲下乡的还有二哥，姐姐和弟弟，一家六口挤在一铺炕上。北炕的一家长子也是知青独立下乡，家里还有二个儿子及一女孩，与我同龄。房东老两口是山东人，男的长的粗壮，结实，满脸的横肉，胡茬，看上去黑乎乎，凶巴巴的，这更加突出了他牙齿的洁白与整齐。父亲背地里说这房东过去肯定是干过胡子，那时我的理解胡子就是抢别人东西的人，就是说房东曾经是坏人。
刚去的时候很不适应，那里没电，晩上要点煤油灯，每天早上起来鼻腔里都是黑々的。更不适应的是做饭。那里的炉子不叫炉子叫灶坑，烧木材的，锅很大，木材湿的时候根本点不着火，碰到风向不对的时候，火苗不往烟囱里跑而是往外串，毎当这时厨房里总是浓烟滚滚，呛得人争不开眼，不能呼吸。我们这些孩子只能站在外面躲着，父母也被呛得鼻涕眼泪的，时不时的要跑到外面透口气，然后再跑进去用盖连使劲扇火，迫使火苗走烟道，几个小时的折腾总算是能吃上饭了。每遇到这种情况更糟糕的是屋里的炕一点不热，屋子里也是冷飕飕的，那时我们几个孩子的脚指都有冻伤，痒痒的。不到一个月妈妈由于劳累病倒了，腰痛得起不来了，看到躺在炕上的母亲，听到她的呻吟声，心里充满了恐惧和担忧。
看到病重的妈妈，我已渐渐懂事，知道干草比较容易用来烧火，我就带着弟弟到野地里用手一根一根将长得高一点的干草折下来，拿回家给妈妈做饭，妈妈总是非常高兴地拿着，看到妈妈的笑容也就更加激发了我拣材的热情，那时几乎每天都能折下狗脖粗的一捆草回来。
转眼到了春天，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也是老病容易复发的季节，房东的老婆病倒了，这下惹怒了房东，他每天去生产队长家骂，闹着把我们撵走，说西屋风水不好，队长被逼无奈只好动员我们和房东换房子。先前我们两家住南北炕，后来两家搬到了只有一铺炕的西屋，由于房子太小，最后只好我，母亲，弟弟及邻家的女主人和同我一样大小的女孩留住下来，其余的所有人父亲，哥哥及姐姐都分别住在了队部，集体户及社员家里。
这样的曰子大约半年，转年秋天生产队给我们盖好了新房，我们两家分别搬进了东西屋，从两家一铺炕到自己一家拥有南北炕，真是欢天喜地，最坚苦的日子过去了。
再后来的日子就好过多了，生产队通过父亲的关系通了电，有了电，省了很多劳动力，生产队的粮产量也大幅增加，农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提高。家里也养了一头猪和十几只鸡，我的任务就是晩上给鸡准备晚餐，将鸡关进鸡窝，早上再将鸡放出来，呵呵，一个地地道道的鸡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