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是位艺术家，退休前是“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她爱好昆曲，写诗、作词、书法、绘画，样样出色，举手投足充满了艺术家的气质。文革伊始，外公含冤离去（将在《混沌的童年》结束时记载）。因为不能公开表示悲伤、哀悼亲人，外婆将哀思深深地埋藏在心底。后来我们才得知，外婆在心中一遍又一遍地作诗纪念外公，如此13年！形容当年不允许家人领取骨灰，外婆在心里默默写下如此的诗句：
“人天路渺恨茫茫，知君埋骨在何方？
郊原应有疑冢在，祗今极目草荒荒。”
当时外婆沉浸在悲痛的心境里[1]，正如她后来付诸于纸上的诗里所描写的那样：
“冬吼风声秋雨溜，空寒四壁泪如泉。”
就在这时，传来了自己唯一的儿子被迫害至精神病的消息[2]。外婆这时64岁了，强忍着自己的悲哀，擦干了脸上的泪痕，来到合肥照顾儿子。
外婆到达时，舅舅已经精神恍惚，不能辨认自己的母亲，只有听那个朱姓邻居一个人的话。而正是这个邻居，以照顾舅舅为名，将他的财物洗劫一空。若不是外婆的来到，舅舅定会流落街头，成为被人耻笑甚至追打的疯子。我和母亲到达合肥的当晚，那个朱姓邻居来“拜访”，满嘴酒气、一派胡言，还把母亲这个“五七干部”嘲笑了一通。就是这样一个“地头蛇”，外婆还要对他表示感谢,小心翼翼，就怕得罪不起。
外婆来到时，舅舅已经当了两年多的“现行反革命”，只是工厂正在打派仗，没有人再对整他感兴趣。可是外婆还要与舅舅工厂的领导打交道，请领导出面送不承认有病的舅舅去治病。工厂领导为了推托舅舅生病的责任，甩手不管。外婆只好再三恳求领导，他们才前去劝说舅舅去医院。最艰难的是，外婆每天都要分担舅舅对工厂领导的恐惧心理[2]。
外婆一边照顾舅舅，一边重建舅舅的家。舅舅住在合肥市郊，邻居都是城市贫民。用水必须一桶桶地担来[3]，厕所是公共的、也很远，很少的一点碎煤要凭票供应。合肥虽然在南方，可是冬天屋里没有取暖，冷得能让人的心脏都收缩起来。我在北京从来没有长过冻疮，可是在合肥的冬天，我的双手长满冻疮。外婆不让我碰冷水，她老人家自己在冷水中洗菜、洗衣服。
尽管身着有补丁、简朴的衣裳，头上留着那个时代能够接受的短发，外婆仍然是气质超群。虽然外婆不说身世，她的表情却写满了沧桑，邻居的张奶奶、还有我的朋友金二姐对外婆充满了同情。张奶奶常来找外婆聊天，当讲到她年轻时因为生不出儿子，备受婆家和丈夫虐待时，外婆和她一起流泪。到了安徽，我才感受到“重男轻女”在中国是如此的根深蒂固！我一直不明白，革了那么多命，“妇女能顶半边天”也说了十几年，为什么对加在社会底层妇女身上的封建枷锁丝毫没有触动？
金二姐也是个苦命的女孩。身为女孩，加上贫穷，和我的很多女同学一样，生来的命运就是自生自灭。外婆对她很同情、关心，总是念叨金二姐找工作和对象的事。当金二姐找到售货员的工作、又嫁了个复员军人后，外婆由衷地为她高兴。这三个妇女虽然文化程度、人生经历各不相同，年龄也有很大的差距，却有同病相怜之情，她们都是受害者，分别承受着封建传统、贫穷落后和政治迫害的压力。
一有空闲，外婆会翻看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词。她们相近的地方在于两人都因时乱而失去亲人、漂泊异乡。可是外婆对我说，她喜欢李清照的词，是因为喜欢词人“婉约派”的风格。外婆抄录了李清照《永遇乐 落日镕金》的前三句，挂在床头：
“落日镕金，暮云合璧，人在何处？”
我懂得，这是外婆纪念外公的方式，可是我们都不能说出来。
然而，沉重的政治压力，艰难的市井生活，并没有扼杀外婆作为艺术家对美的追求。她在前院种花种菜；经过荷叶塘时，也会驻足赏看。大自然的美丽和静谧，勾起外婆对故人的回忆和对远方亲人们的挂念，也给了外婆诗的灵感。以下便是其中一首：
“肥郊四时杂咏（其二）
夏过荷塘，花光一片，惊心动魄，恍如昔在大觉寺乍见玉兰盛开时情景。惟当年游侣，同辈几人，今已存亡参半。盖继三姊之逝，四姊丈亦于70年春在沪寓病故。夏秋以来，复闻二弟癌症转剧，卧床难起，且时以余为念，而我因家累，竟未能北上一晤！今录此稿时，则老弟已与世长辞矣。
侵晓提篮出，采撷欲佐餐。行进大塘边，莲叶何田田！
迎曦朝花发，千朵尽白莲。花光动心魄，驻足不能前。
我非行吟者，何因心沸煎？忆惜清游日，风华正茂年。
策蹇入翠微，名刹共流连。红杏漫山野，折枝扬花鞭。
侧帽驱驰处，飞花舞回旋。玉兰盛开放，满庭花遮檐。
晶莹一片雪，人与花皎然！流光逐逝水，屈指卅五年。
同游诸亲友，星散隔云天。音书时断续，良晤更无缘！
目接满塘花，能不情黯然！良久携蓝去，徘徊浑忘餐。
惟祝健者二三人，长乐永康寿绵绵！”
诗序中提到的“四姊丈”，是著名的戏剧教育家和理论家余上沅先生。四姨公解放后受“潘杨”案中杨帆的牵连而赋闲。在文革中又受到冲击，终因癌症得不到治疗，体力枯竭而去。诗序中提到的外婆的弟弟，也遭遇了类似的命运。
在“风刀霜剑严相逼”的环境下，外婆就象一朵傲雪的梅花，不仅生存下来，还为我这个未成年的孩子和生病的舅舅提供了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家，精心地照顾我们。后来，下放在江西并在那里受审查的舅妈被准许来合肥探亲。九个月后，舅妈生下一女婴。产假一过，舅妈就被迫回到江西，外婆则又承担起养育婴儿的重任。
尽管活得是那样的艰难，外婆还是有幽默的时候。记得一次我们去“五里墩”买菜，我来到一个包子摊前就不走了，外婆只好给我买一个解馋。可是包子吃完了也没有看到馅儿。不知是因为馅儿太少了，一口吃掉了没注意，还是根本就没有馅儿！总之，我很失望。外婆说：“这叫‘五里包’：吃了很久，才吃到一个里程碑，上面写着：‘离馅儿还有五里’”。我笑了起来，问外婆：“过了五里就是馅儿了吗？”外婆说，“是一个一模一样的里程碑”。
多年后，我感到这“五里包”就象是 “共产主义”。当年受的教育是，我们的奋斗和牺牲是为了最终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而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只是它的初级阶段。我们吃苦受难，放弃了一切，死了那么多老百姓和社会精英，似乎只是为了证明，这个理想社会压根不存在！
[1]：混沌的童年之2
[2]：混沌的童年之9
[3]：混沌的童年之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