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恶运源于单位搞外调的人，在外地听说许世友那一句“南京地下党没一个好人”，如获至宝。这人回到单位后，上午还是“晴空万里”，下午就变成“急风骤雨”，父亲马上被管制，挨打，“坐飞机”（挨斗），根本没有机会通知家里。
父亲被实行专政，编入劳改队，整天扫厕所、运输、或拔草。整人的人给父亲“量身制作”扣上四 顶帽子：“假党员”、“狗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和“阶级异己分子”。
“假党员”指的是父亲在地下斗争时期，先被委派支部书记的工作，后来才被发展入党。 “狗特务”就是因为父亲曾经留学苏联，罪行莫须有。“反动党团骨干”是指父亲在中学时，参加过“三青团”组织的集会，大学时参加过英语社团的活动，都是老实巴交的父亲自己交代的。至于“阶级异己分子”，则要归功于抄家的人，翻看并拿走了人家寄放在我们家的物品。
被审查期间，父亲越是老实，“问题”就越多；整人的人越审，想像力也越丰富，以至智力衰退到违反常理，或者人格低下到违背良心。他们操纵父亲的记忆，逼父亲承认参加过的英语社团是个间谍组织，还进行了间谍活动。为了找出父亲搞间谍的证据，他们想起父亲交代的小录音机。于是，他们来到市里找母亲。
这时的母亲，已经积累了一些“斗争”经验。在母亲机关里，军、工宣队进入后，一度视所有参加过地下党的人为敌。在一次学习班上，军代表神情严肃地宣读毛选中的《南京政府向何处去？》，这是毛泽东就1949年发生于南京的“四.一”惨案而写的。接着，工宣队员叫在坐的交代问题。参加过“四.一” 大游行的母亲突然明白，这是把当年的地下党当作南京政府了，不禁好笑。大家要么沉默不语，要么起哄，无论原来是哪一派的，这会儿都配合默契，真正实行了“大联合”。结果学习班乱作一团，不了了之，什么人也没有被“揪”出来。
对于父亲单位的来访，母亲知道来者不善，就请来一位同事帮忙。这位同事心领神会，端着架子自称是机关“大联合委员会”的，称母亲是革命群众，找她干什么？来人只好客气些，称是来找母亲“串联”的，然后问母亲：
“你家有收音机吗？有半导体收音机吗？”
母亲哪里肯老老实实地就范，她干脆地答：“我家有六只‘鸡’”。
我当时养了四只鸡和两只鸭子，谁也搞不清母亲所指的“鸡”是什么，所有人都笑了起来。尴尬了一阵，他们终于亮了底牌：
“有录音机吗？”
母亲认为那只是一个玩具，不介意地说“有啊！”来人大喜过望，让母亲将录音机交出来。
那时，他们经常不让父亲回家，我们家几乎每个星期六晚上9点，都是在听钟声、等脚步声中度过的。他们拿走录音机之后的周六晚上9点，钟声刚响过，父亲回来了！原来，母亲故意没把电源线交出来，他们只好让父亲回家取电源线。
那是最开心的一次团聚，想像他们开了录音机，会有何等的“收获”：录音机录的是我唱的革命歌曲，还有父亲给我们的留言：要我们帮着做家务，要哥哥听话，别欺负妹妹等等。哥哥对拿走录音机耿耿于怀，说早知如此，应该录上一段：
“某某某（拿走录音机的人）的屁，惊天动地！
经过屁得堡，来到意大利。
意大利的皇帝爱吃屁…”
父亲在家时，母亲常常向他分析整人的人的心态，他们所掌握的“证据”，好让父亲放宽心。不要一时想不开，一定要坚持下来。我们也坚信，父亲是个好人。父亲告诉我们，有些看管他的，是他原本要培养的技术骨干。文革前，父亲重视培养人才，虽然是工程技术研究所，那些难分配的数学、物理专业毕业的理科大学生，被父亲象宝贝一样地要来。他们很同情父亲的遭遇，经常照顾父亲。
小四合院没有隐私，抄家的事很快被邻居们发现，吴二姐的父亲马上觉得高了我们一等，在院中兴风作浪起来，想来个墙倒众人推。可是居然没有人附和他，连刘家都没有附和他。那时哥哥已和贾家兄弟和好，邻居们还经常关心我们，真是患难见真情！
人性的光辉给了父亲勇气，照耀着他渡过那最黑暗的日子。父亲说，他干活时，看到整他的人，就高唱大型歌舞剧《东方红》里的烈士们即将奔赴刑场时唱的歌：
“带镣长街行，告别众乡亲。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
因为是革命歌曲，整人的人只好听之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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