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过10年文革的人，你最最深恶痛绝的是什么？
造反、打砸抢是初期的事情，批斗只是“黑”人受罪，贯穿10文革的、让所有人时刻感到不安的是“小报告”。很多给人治罪的材料都是依靠小报告搜集整理的。“小报告”是组织提倡的，是靠近组织的方法、是忠实组织的表现，是拿别人当自己“进步”阶梯一种卑劣行为。
1971年暑假过后，工宣队的王老师---大回力不见了，接替她当我们班主任的是刚从别的学校调来的郭姓女老师。郭老师30多岁，体态丰盈得与当时的短缺供应极不相配，她身材高大，宽肩阔背，穿一身男军装都能撑的那么平展。
“啊呀妈呀，四个兜的！”
“军官、绝对军官老婆。”
郭老师一进教室，孩子就议论开了。国防绿已成为全国人民服装的基本色调，孩子们练就了一副分辨真假军装的眼力。郭老师穿的是地地道道的军装，四个兜是干部的标志。一般能够有条军裤子或军用挎包就很耀眼了，郭老师穿的上下一身全是正宗的军装，在当时看就是一个“帅”，用孩子们的话讲那叫“镇人”。
人们羡慕军人家属，不光是能弄到件衣服什么的，还在于生活中有很多实惠。“人民解放军保卫了祖国，我们要照顾军人家属”，互助伦理和政治说教结合在一起，全国人民都“心甘情愿”地照顾军属。副食本、粮食本封面上盖着“军属”两个字，不管买东西的队排多长，排队的人有多心焦，持有“军属”副食证的人可以旁若无人地走到最前面，随到随买。“特权”很舒服，有威慑力，令人羡慕。郭老师的表情和体态都散发着“军属”的优越感。
郭老师像发表就职演说一样，什么“为革命而学习”呀，“提高革命的组织纪律性”呀，那么高大健壮的身子发出的声音却又尖又细，像利器划玻璃，刺进脑子穿过脊梁，听着好难受。“让我们共同努力，为实现共产主义、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合格的接班人而奋斗！”听到这句结束语我们才缓过气来。
郭老师转过身走出教室的时候，长腿托着硕大的臀部，正好从坐在椅子上的孩子们的眼前掠过，不止一个孩子把那臀部与捡粪时看惯了的辕马的尾部重叠在一起了。
“妈呀、郭大肥！”
顿时，男孩子一起发出赞赏的大笑，女生则戚戚地笑。
从那天起“郭大肥”的名字传遍了全校，一直用到今天。那时候给老师起外号是家常便饭。外号有褒有贬，获得什么意义的外号、获得时间的早晚，全看那老师的人缘。郭老师用尖嗓门作的长长的“就职演说”招来了孩子们的反感。
郭大肥绝不是等闲之辈。她不认为我们身上的“恶习”是从入学那天起就没有受过正规系统的教育造成的，认为是受“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的。长大以后，查了政治哲学辞典才知道了“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意思，用在小学生身上真是高抬孩子们了。
放学的时候，郭大肥宣布：小组长以上的干部留下，其他人回家！
3个班委、8个正副小组长共11人，光荣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不动，其他人收拾书包唏哩哗啦地走出教室。以后每周都有一次这样“先进的被留”和“落后的先走”。
有一种人天生就是当雷锋的；有一种人天生就是利用雷锋的。“雷锋”喜欢听表扬，为博得表扬而忘我；领导喜欢利用雷锋教育别人，不顾雷锋死活夸张他的作用。我们小组长就是雷锋式人物。她姓汪，瘦瘦的脸上翘着两棵小板牙，梳着两条小辫子，是个机灵的积极要求上进的小姑娘。
我转入站四小学那天就跟她是同班，她有时当班长，有时当组长，当组长的时候更努力。带大回力去三姑奶家查我的户口，通知给我办学习班的都是她。她知道我的底细，所以对我不屑一顾。我也瞧不起她，原因是全班同学都不喜欢她，她的外号原来叫“板牙”，小组同学在她家学习的时候，胳膊沾在桌子上后，“板牙”就改成“板油”了。还说她家桌子上油多，是她爸爸在小饭馆工作的过。
板油坐在我前边，是我们小组的组长。轮到我们小组扫除的时候，她早早到学校把教室的地用墩布拖一遍。老师上课时肯定表扬她一番。头一天放学后扫过地了，没有上课前再扫一遍的规定，有什么可表扬的。表扬她---是让你向她学习。8点上课，板油组长7点半就来擦地，我们几个也那个时间来了，板油组长又提前半小时，改成7点来了。我们跟不上她的步伐，也就不“夺人之爱”了。老师还是表扬她，同时指责同一个小组的其他成员“觉悟低”。
让老师头疼的不是卫生，而是上课纪律。上课时不认真听讲还捣乱，任课老师回到教研室大发牢骚，让郭大肥面子上挂不住。
现在想，孩子们不爱听讲是课程设置问题。有一节课叫“农业常识”，专讲苞米的生长，那节课最乱。每天早午晚三顿饭，不是苞米面粥就是苞米面饼子，孩子们恨不得让苞米从地球上消失，你却跟他们讲如何生长，那不是逼牛听琴吗？
郭大肥给每个组长发了个笔记本，叫他们记“工作日记”---专记谁上课闹了，干了什么。这样既可以防止干部松懈，又可以监督周围，是文革时期组织监督群众的常用方法。但是在小学5年级的班里奖励“小报告”有点过分。
这招还挺灵验，同学们时刻感到有眼睛盯着自己，闹得少了一些。一旦忘了、闹了，便警觉地看一下自己的组长，看她／他是否动手开始记了。板油组长坐在我前面，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记“工作日记”。
一天课间休息，趁板油组长不在，我的同桌朱百成从板油组长的桌斗里掏出“工作日记”大声念了起来：“×月×日，小组学习时朱百成大声吵嚷，张新力大笑，影响学习”、“×月×日张新力跟朱百成小声说话”、“×月×日张新力找后面的刘军要橡皮时故意说话”……。天呐、几乎每天、每节课都记了我的“罪行”，而且是歪曲的。朱百成念的时候，教室里比上课时还安静。朱百成正念得起劲，板油组长回来了，她要抢回“工作日记”，朱百成转着身子躲开她继续念。板油组长委屈地跑到教研室找来老师，结果那节课给毁了，全都用来批评朱百成行为的性质了。
终于熬到下课，朱百成对着板油组长说：“你指定能大出息，你得再加把劲，别光记上课时的，下了课也记，那才行呢”。
栾平儿子也跑过来说：“对，下课也得记，我告诉你吧，朱百成上便所(厕所)时把尿杀(撒)外边啦，啊哈哈哈”说完，朱百成跟栾平儿子打作一团玩儿去了。
我没有朱百成那么心宽，我怕这种小人，知道这种“不实纪录”有多么坑人，我家的灾难有很多来自这种“监督”。板油很聪明，她要求进步，要表现自己，但是她不敢乱记别人。她妈妈和她姊妹几人每天拎着冰棍桶走街串巷卖冰棍，得罪了班里的同学，直接影响她家的生意。她清楚我家“黑”，再给我抹点儿也没什么。
我又怕又恨，想报复她，又找不到好办法。终于有一天我想明白了，我谨小慎微她也会找茬记，还不如我多提供一些“素材”，让她记个不停，听不了课，抄不了黑班呢。从那天起，只要我学习完了，就前后左右橡皮啦、铅笔啦、对作业答案啦、抄东西啦，实在没事干就故意把胳膊闯过朱百成画的不许跨越的同桌分界线，只要一过，朱百成就会闹大动静。看板油组长记得那么忙，痛快极了！
但是，板油还是狠狠地反击了我。
1972年秋末，中央把朝鲜电影《卖花姑娘》作为阶级教育的生动教材、作为一项政治任务下达到各地。锦州市仅有的三、四个电影院早场晚场一起开，让全市人民受阶级教育。站四学校被安排到早晨6：30那场，学校要求6点整集合。
那时娱乐很少，听说要看外国电影，孩子们都有些兴奋，我却发了愁。因为公共汽车6点才发车，我赶不上集合时间。
爸知道后说：“没关系，早点儿起，爸陪你走到百货大楼”。
虽说当时只有四站路，2005年我又走了一趟，用了40分钟。初冬的早上，天很黑，我不敢一人走，也不敢拒绝看电影，只好接受爸的提议。
坐到电影院的时候肚子叽哩咕噜地叫起来。旁边的同学问“你没吃早饭呀？这电影可要看三个小时呢。”
开演30分钟后，我从兜里掏出饼干，分给我的左右邻舍以后，偷偷地塞到嘴里一片，为了不出声不出味，我捂着嘴让饼干在嘴里化了咽下去的。两旁的同学也用同样的方法吃下去的。
随着电影内容的起伏，电影院里出现了抽泣声。卖花姑娘很小的时候被狠毒的地主弄瞎了双眼，长大后为给妈妈挣药钱在街上卖花。我特别能理解卖花姑娘的苦：我也是被迫过这样的苦日子，我也帮家里卖过土豆……，她还有妈妈在身边呢，我没有。所以我没有为电影上的人物流泪。
看完电影现地解散，那一天没有课。第二天要谈看电影的体会。以前每次听忆苦思甜报告后都得谈体会，脑子里都有了固定的文章：天下乌鸦一般黑，世界上的地主一样狠，不顾农民的死活剥削农民。只有共产党才能把劳苦大众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才能根除这种不平等的制度。
第二天，郭大肥气乎乎地走进教室，一看就知道是谁又严重违反了纪律，这节课免不了又要听她的长篇训斥了。
“昨天集合准时，排队迅速，看电影的时候也没有人说话……”即是这样你干嘛那么生气啊？“可是，在观看阶级兄弟受苦受难生活的电影时，居然有人吃饼干！这绝不是小事，这是阶级感情问题，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还是站在剥削阶级立场的严肃问题”。
听到这儿，大家都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平时总有人把零食带到学校、带进电影院，怎么这次这么上纲上线？谁吃的？大家心里猜测着。
“张新力，你明天必须写出检查来，如果能深刻检查错误，这次可以原谅你”，郭大肥给我留了一个台阶。
凭什么让我写检查，为了准时集合，我起那么早，走那么远，我爸来回走那么远回去还得下地劳动……。唯一后悔的是没有提防板油，她昨天坐在我左前方，三个人就是不嚼，一起吃饼干吐出的气也是香的。看电影，她后脑勺还长着眼睛。
第二天一早，郭大肥进教室就问“张新力，检查写好了没有？”
稍微聪明一点儿的孩子，稍微有点儿常识的孩子，即便是找人帮忙也会把检查写出来的，给老师面子，也给自己“减刑”。我却偏偏无动于衷地说“我写不出来”。
“凭你的作文能力，一个晚上足够了。写不出来，是对自己的错误没有正确认识，今天下午，全班开路线分析会，分析张新力的问题所在”，于是找了几个人准备发言。
批判已经定性为阶级敌人的会叫“批斗会”，批判够不上敌人、又有问题的人的会叫“路线分析会”。不管是“资产阶级路线”，还是“无产阶级路线”用在小学6年级孩子身上都太小题大作，真不知郭大肥是为了给板油出气，还是为了显示自己的阶级觉悟。
下午教室里气氛异常紧张，毕竟大家只听说过路线分析会，没有真正开过，而且被分析的人不是该挨“分析”的。
“张新力，你站到前边来！”开会前，郭老师命令。跟批判“黑五类”一样，路线分析会也让被分析人站到前面。
站就站！我像自己要发言似地大大方方地走到前面，脖子像穿了一根钢筋似地直挺挺地昂着头。
郭大肥首先分析道“大家知道吧，看贫下中农受苦的电影时吃东西，这种行为是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表现，是资产阶级享乐思想在作祟，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她一口一个“资产阶级”，我心里一个一个地反驳：你知道什么叫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才不起那么早走那么多路去看这电影呢！说我是资产阶级你是什么阶级，让学生们搬煤，你自己站在3楼的办公室往下望着监督学生，你跟那电影里的监工有什么两样？你只要求学生守纪律，从不考虑学生的实际情况，作为老师你不保护你的学生，以整治学生为教育，你算得上老师吗？要是考虑到我住那么远都没有迟到的话，你应该表扬才对，不就是看我好欺负吗？将来我要是当了老师，我一定保护所有的学生，不管他家庭出身如何，是红、是黑、我全保护，让他们信赖我……。对，我将来一定当老师，当老师。后来谁说了什么我一句也没有听进去，一心在描绘着自己当老师的未来。
“听了大家的发言，说说你有什么感想？”郭大肥把我从梦想中叫回来。一般的话，抹着眼泪说“听了大家的分析，我知道自己错了，感谢大家的帮助，今后不再犯错误”。
既然闹到了这一步，我还要什么一般规格的发言，索性彻底评评理：“昨天早晨，我为了准时赶到学校，早上5点起来就出门了。没有时间吃早饭，看电影的时候肚子咕咕叫，所以吃了饼干。那饼干是头一天晚上准备好的，是在商店的早晚服务部买的。早晚服务部营业到8点，专为方便群众开的小窗口，那里卖酱油醋、咸菜、大酱、香烟、饼干什么的。饼干是为人民服务的一个项目，也是国营食品厂的工人叔叔们生产出来的，怎么就成了资产阶级的东西了，我不明白”。
我慢条斯理地讲，眼睛盯着板油，盯得她一直低着头。我的发言让大家紧张的喘不过气来。好胜的郭大肥怎能就这么输给一个小丫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让死不改悔的反动派带着花岗岩的脑袋见上帝去吧’。今天的分析会就开到这儿，张新力、你跟我到教研室来！”
到了教研室，郭大肥干咳了一声说“我让你气得扁桃腺都肿了，你回去吧”。
“啊～，我赢啦！”我差点儿喊出来。记得非常清楚，从教研室到教室的那30多米路，我是双腿换着蹦着跳着走的。回到教室的时候，同学们还一动没动地坐在那里。看我乐孜孜的样子，所有的同学都以为我疯了。
晚饭的时候，我问爸“花岗岩是什么？”
“一种坚硬的石头”。
“那花岗岩的脑袋呢？”
“顽固的意思”。
郭大肥说“带着花岗岩的脑袋见上帝去吧”时，我有一种模糊的喜悦，听了爸的解释，那模糊的东西变得清晰了----我有脑子了！我的脑子可以顶回去“莫须有”了！
“饼干事件”使我变得不屈敢斗了。常想，如果那次我委曲求全地写个检讨书的话，我可能一辈子都是自卑自屈地低着头作人了。
路线分析会时跟我一起吃饼干的另外两个人一直惴惴不安，怕自己也被揪出来。那以后，我的朋友多了，还得了个“大脑崩”的外号。
“大脑崩”是我第一次听到的东北话，“大脑袋+硬脑壳”的意思，后来不断简化成“脑崩”→“崩啊”。这个外号一直带进中学、叫到今天。每次听到它就想到自己的“成长”，想到那时围在我身边的同学揉着我的脑袋问“这里面装的啥呀？”的情景。
后来，郭大肥把我调到远离板油的坐位，一直到小学毕业相安无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