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里的北京知青 (1) – 返京的故事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故乡小城各个部门及公司，分配了一批从北京来的知青。他们是文革开始后被下放到农村，插队落户，接受再教育的红卫兵。经过几年的劳动锻炼，北京城是回不去了。当地政府根据中央的一声命令，就把成千上万的北京知青就地解决了.于是，小城的各个机关单位，均挤进了十几个北京知青。这群人比母亲小七，八岁，我称他们叔叔阿姨。母亲当时靠近而立，他们则刚二十出头，风华正茂的年纪，正好跟我们大学毕业时一个年龄。他们都来自北京，一口地道标准的北京腔，但性格外貌，气质谈吐，以至后来每个人的归宿结局却大相径庭。在小城人的眼里，他们是外乡人，是不同于当地人的另类。



小马阿姨

小马阿姨中等个头，有着地中海人般幽黑的皮肤，却黑的细腻精致，大而圆的眼睛，两条粗长的大辫子，薄薄的嘴唇弯弯的笑纹，露出洁白整齐的牙齿，这样的牙齿在我的故乡是一个奇迹，因为水质的缘故，故乡的很多人有一口黄黑粗糙的牙齿。因为牙齿的缘故，小马阿姨被视为美女，不管你信不信，反正就这么简单。

小马阿姨做出纳，母亲做统计，两人面对面的坐着，我当时还未读书，象个跟屁虫，整天在母亲的办公室转悠，与小马阿姨混的很熟。母亲忙着弟弟妹妹们的时候，小马阿姨带着我去公共澡堂洗澡，去别的公司的知青宿舍串门。

小马阿姨非常喜欢我，她最爱去的是蔬菜公司的知青宿舍，每次去的时候，就带着我，别的知青就会将从北京带回来的奶油糖果给我。所以只要小马阿姨喊我，三秒种之内我就会收拾停当，整装出发。

后来好象是听到母亲和父亲说，小马阿姨看上了蔬菜公司的一个知青小伙，不好意思单独约会，所以就找了我来做挡箭牌。当时虽然听到了，可也不知道喜欢，约会和挡箭牌的真正含义，满脑袋浮现着的都是甜甜的北京奶糖。

后来开始上学，一方面没有时间，更主要的也是知道了害羞，不好意思因为几块糖的缘故，继续跟屁虫的生涯。升入初中后，更是一门心思要上重点中学，重点大学。好象有好多年都再未见过小马阿姨。

八十年代中期，我已经读了大学后，一次听母亲讲小马阿姨调回了北京。小马阿姨的一个哥哥在国家化工部工作，比较有门路，属于早回北京的知青。又过了一段时间，母亲单位的一个同事去北京出差，顺路去看望小马阿姨。回来后，长吁短叹，感慨万千，众人一问，

方知小马阿姨在一街道工厂糊纸盒。一家三口借助在亲戚的一个由防震棚改建的简陋屋子里。众人们于是说，还不如不回去，在这里三室一厅的房子，坐办公室的出纳员。小城人眼中的黑美人。何必费九牛二虎之力调回去受罪，当然，满意与否，后悔又怎样，也只有小马阿姨自己知道，又与别人何干？



司机小周叔叔

小周叔叔是爸爸单位的司机，妻子是会计。与我家住在一栋宿舍楼。我，妹妹和弟弟上大学的行李都是小周叔叔开车送的。小周叔叔虽然是局长的专职司机，但为人朴实厚道，象爸爸这样的普通人开口，也会鼎立相助。家人属于普通的北京人，关系不硬，折腾了几年，终于在八十年代后期，如愿调回北京通县。过了一年，又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从北京返调回原单位。因为妻子当时已经是会计师，回京后在一街道工厂当工人，小周无一技之长，司机的职业不好找，又不甘心下海干出租。没有宿舍，寄居在妻子姐姐家，姐姐只有两居室的住房，自己三口住一间，另一间让给小周一家三口住，其拥挤尴尬可想而知。



桂芬阿姨

桂芬阿姨是工农兵学员，与母亲的关系很好。调回北京后仍然保持着联系。

我记得80年代中期, 一个冬天的傍晚，我大学放假。桂芬阿姨与母亲联络后来我们家吃饭。她刚从北京回来。她非常的开朗爽快，一口利落干脆的京腔，在茶余饭后与我们摆开了龙门阵。

桂芬阿姨调京城的故事非常的精彩。她本已结婚，且有一十岁儿子，按规定只有单身才有资格申请调动。于是，桂芬阿姨与丈夫假离婚，由其夫以单身大龄的身份办理调动，一年后，调动成功。

其丈夫随即提出他与桂芬阿姨是未婚同居，属事实上的夫妻，请求调动，领导说好，那你写个检查吧。其实也是走后门托了人的，就在最后关头，桂芬阿姨的丈夫又提出他们还有一个十岁的儿子，是未婚先孕，这一下，把领导也搞蒙了，最后说，有什么底牌，您全亮出来吧，在这跟我捉迷藏呢。两人赶紧表示，没有了，只有一个儿子。领导苦笑不得，最后说，那好吧，需要你儿子当时下户口时的出生证的复印件，外加一检查。桂芬阿姨这次回来就是取儿子的出生证复印件呢？桂芬阿姨诙谐的语言，夸张的表情和动作，逗的我们哈哈大笑。

小城里的北京知青很多，他们的故事很精彩，很曲折, 充满了辛酸和艰难. 每个人都书写着一种历史，一段坎坷的人生. 在我们长发披肩，哼着流行歌曲读大学的年纪，他们却被政治推上了另一种人生路途。他们的故事说起来有时象笑话，是我们这代人所想象不到的，包涵着辛酸，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