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周是我母亲的同事。
老周没什么文化,在工厂里做工,嗓门很大,有两儿一女,人显得很快活。
老周应该是很快活的。没文化,祖宗三代都是穷光蛋,文革也整不到他头上;有固定工作,到月领工资,养老婆和三个娃。但是,一失足成千古恨——老周为了360元人民币,将他老婆和两个孩子下放到了农村。
老周的老婆和孩子下放,赶的是城市居民下乡的这班车。我们国家上山下乡运动的发展,一步一个脚印:从城市社会青年,到知识青年,再是干部下放,再就是城市游民,即城市居民中无正式职业者了。
一说要搞城市居民下乡,从单位到居委会各级组织各个地方闻风而起,插红旗,贴标语: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市里还出具了政策:凡城市居民下放农村,在下放的第一年里,每人每月发放十元钱补贴。
老周盘算:长子正在中学读书,不能下;老婆可以下,另外两个孩子尚小,还没有入学,也可以下。三人一年下来就是360元。反正下得也不远,一河之隔,除了每人每月的10元钱,还可以挣工分粮。老周只可惜不能够下得更多了。
这样,老周的老婆和两个孩子的户口就迁到了农村。但很快他为这事抽自己耳光,他的老婆为这事抽他的耳光,他的老婆为这事抑郁成癌没钱诊治,老周为这事每天下班之后过河去,到河对岸去照看他家的自留地以及养的猪呀、鸡呀什么的,风雨无阻。因为没有煤票,老周只能在街头扫树叶煮饭吃……这个时候他说,当初怎么就没有人提醒我?!
不仅买煤要票,计划供应时代买什么都要票。没有城市户口,就没有这些票。一个城里人也许没有工作,也许家徒四壁,但他依然有农村人所羡慕的,那就是他到月就可以领取煤票粮票油票肉票糖票盐票碱票豆腐票鸡蛋票以及布票棉花票等。为此,农村人深刻地仇视城里人,说下辈子托生个狗都要托生在城里。那意思是说城里人都是狗;骂的同时,又挎上他家那攒得让他眼睛发绿的鸡蛋走街串巷,去换城里人手里富裕出来的各种票证。老周的老婆和两个孩子下乡之后,五口人两个家,却只有两个人的票。短缺了这票,老周这才知道,票据其实是城市居民的一笔潜在收入,是那个时代所能提供给人的最大的社会福利保障,但是他竟稀里糊涂地放弃了。在这个时候,老周说,当初怎么就没有人提醒我!
母亲对我们说,她当初就看到了老周走的是步臭棋,但她不敢说。甭说她不敢,任何人都不敢。那年头,谁说谁就是破坏上山下乡,就是现行反革命。母亲是摘帽右派,父亲虽然死了,但还是个货真价实的右派。母亲自身难保,纵有一百个心想说,她也不敢。
后来,他老婆患了癌症,住到城里来了;他的两个尚未成人的孩子,也随之住到了城里。
没有户口,没有煤票。经常看到老周在街头扫树叶,用树叶在家门口围了个灶煮饭,每煮一顿饭都要用大堆大堆的干树叶,每次烧饭时,狼烟四起。屋里的境况更是狼狈不堪。
再后来他的老婆就死了,死的时候仍然恨老周。
待把一儿一女的户口弄回城里,老周已是面目全非,不再大嗓门说笑了。
老周的孩子也好像没读多少书。儿子的情况就模糊些,女儿打扮得很时髦,在那一带混得口碑较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