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插队的屯子紧靠在黑龙江边。夏天时，屯里的婆娘们在就在江边洗被褥，知青们在江里洗澡洗衣服，我也曾带着学生们在江里教他们游泳。只不过从我们屯这边看不到苏联，因为在河道中央有个不小的岛。那是个争议岛。岛上没人居住，过去是每年夏天双方都有人上岛打饲草，各打各的，各拉各的，互不侵犯。但珍宝岛一战让形势大变，双方都剑拔弩张的，这个无人居住的小岛转眼成了“必争之土”。公社成立了武装民兵连，由县人武部直接领导，由驻扎在公社所在地的边防站官兵进行训练。武装民兵连在岛上盖了窝棚，由各排轮流上岛执勤驻守。还发生过夜里去接哨的民兵因为没有及时回答上口令被冲锋枪打了一梭子，成了烈士的事。
我们大队的武装民兵排除了几个青年农民外，主要是下乡的知青（只有男的没有女的），配备有步枪，手榴弹，还有几门六零炮（后来还去学习过使用八五炮，但炮没有放在我们屯）。要当武装民兵，当然得成份好，响当当的红五类子弟。看着他们每天操练，瞄准，擦枪擦炮，“狗崽子”们只有暗暗眼红吞口水的份。武装民兵里有个知青，是文革前的老高二，比我们大多数人都年长一点。挺有才的，能吹小号。大约是人长得瘦的缘故吧，外号“骨头”。骨头大哥有点臭屁，当上了武装民兵兴兴头头的，挺爱显摆他的枪啊炮的。他还有个特点，特爱写信。每次邮递员来收信，都会带走他好几封信。只是当时不熟，也没问过是不是写给“同桌”的。
秋收后上面派来了工作队，一是监督交售征购粮，二是抓阶级斗争。工作队员其实也是知识分子，从省报社被发配来乡下的，想来应该也不是什么“根正苗红”的人，却表现得比任何人都左，都革命。见天开会，学习讨论怎么把阶级斗争提高到新水平。可惜队里的“阶级敌人”就那几个，都是“死老虎”，他们的那些事早就翻来覆去斗了多少遍，都没点新意了。于是工作队就在知青中抓动向，培养一批，打击一批。先是揪出个和女知青上床的男知青，戴上了“流氓坏分子”的帽子送去劳教。但又嫌不够劲爆。可巧的是，这边正瞌睡呢，那边就递来个枕头：上海的造反派来联系，说挖出了我们队一个反革命！那一天，被蒙在鼓里的知青被通知晚上集中到大队部开会，批斗里通外国的反革命。会议开始，工作队员大喝一声“把反革命分子XXX押上来！”我们全都看得惊呆了。因为押上来的竟然是骨头大哥！据说因为案件太敏感，批斗会上并没有袒露什么细节，只是笼笼统统地说，骨头大哥把争议岛的地形地貌还有武装民兵的武器装备报告给了反革命，出卖了祖国的机密情报，造成了严重后果，因此罪大恶极，必须严惩。至于他是把情报给了哪个反革命，情报是怎样传递的，造成了什么后果，一概不知。几轮口号之后宣布，骨头大哥被逮捕，立时三刻带离生产大队，从此后下落不明。
很多年后，我们都回城了。有有心的朋友在外地找到了骨头大哥，这才解开了当年的“谜”。原来当上武装民兵并且上争议岛执勤的骨头大哥心情激动，几个月里给家里写了五十多封家信，写岛上的地形，写民兵的窝棚，写手中的武器，……其中也不乏言过其实的夸大，比如说看到成列的解放军的坦克开上前线什么的，根本是子虚乌有的事。在骨头大哥看来，他是根正苗红的红五类子弟，那他家当然就是板上钉钉的红色家庭， “红色”和“红色”的交流不就是革命串联嘛？没想到的是，那时已经六九年底了，他父亲单位的造反派不知抽的什么疯 ，突然把他父亲当反革命揪了出来。抄家时搜出了骨头大哥的家信，一看说的都是反修前线的机密。这还了得？反革命竟然有这样的情报，不是要里通外国是要干什么？！骨头大哥父亲单位的造反派立马和我们公社革委会联系，而正愁着抓不到阶级斗争新动向典型的工作队喜出望外，于是就有了那个批斗会和骨头大哥的被捕。 那时骨头大哥下乡才九个月，当上武装民兵也就半年吧。骨头大哥被捕后在看守所关了好长一段时间，但始终没有证据说明他和他的“反革命”父亲勾结，把情报送给了苏修，所以只好把他放了。但没让他回我们公社，而是把他发配到离边境很远的一个山里的公社监督劳动。听他说，放他出看守所时，看守他的干部说了句：你啊，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性啊……
骨头大哥文革后参加高考成了大学生，当了医生。现在退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