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很难体会这个字的份量。
其实还在“三年”时期，这个字就对还处于童年阶段的我和我的弟妹们下了个大马威。只不过我们是拥有城市户口的幸运者，虽说蛋肉油糖甚至菜都极其短缺，我们的那几斤定量粮食还是有保障的。所以饿是饿的，但还不至于饿得刻骨铭心。要说饿得刻骨铭心，以致几十年后还记忆犹新，并且心有余悸，那是在下乡后经历的。
我们是六九年三月到达插队的屯子的。当时的规定是当年粮食收获以前我们的口粮由政府供应，收获以后和村民一样由生产队供应。说是政府供应，但政府并不拨粮下来，而只是按下乡知青人数和定量在下一年的征购数中予以减扣。所以实际还是要生产队给我们提供口粮。我们第一批下到屯里的知青有七十二个，没法各自做饭，所以建了个食堂。队里分给我们的口粮烧柴都是拉到食堂统一做饭，知青按定量每月领饭票，凭票打饭。食堂炊事员挣的工分由知青分摊。三月份本来已经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所以队里给我们的多数是已经霉了的玉米和冻过的土豆。天天带霉味的玉米面大饼子，顿顿不见油花只有盐味的冻土豆汤，让我们这些吃惯大米的上海娃儿常常要心中默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才能下咽。三个月后，我们下乡后的第一个节日端午到了。那是农忙开始前的节日，生产大队决定杀两口猪给大家分点肉。（那时为了防止“走资本主义”，农民家是不允许自由养猪的，按家庭人口每年限养一至两头；但杀猪时必须先将一半交售给供销社供应城镇，剩下的一半才可以自己消费。如果瞒着不交售，查出来是要批斗的。但生产队集体养的猪不在征购之列。）那两口猪杀下来，按全队人口，每人可以分二两肉。三个月未见一星荤腥，连食油都少见的知青盼这每人二两肉盼得眼睛都绿了。大家都不同意把肉切成肉丝肉片什么的（那一来也没办法数数每人碗里到底有几根肉丝，几片肉片不是吗），而是一致决定就切成二两一块，烧熟了一人一块，干净利落。端午那天队里放了一天假，早饭后就有心急的知青等在食堂门口不走了。肉下了锅，就加了点盐和大料（茴香）煮上了（那时那里没有酱油，所以连红烧肉都吃不成）。煮肉的香气飘出来，引得更多的知青在食堂外翘首以待。
午饭时间到了，知青们都急着往食堂里挤。因为地方小，过去是分拨吃饭的，这天可是谁都不愿等到下一拨，唯恐晚了肉就会小一些似的。记得我们中间有个年龄稍大些的知青，大家都知道他是个回民。只见他看着他分到的那块肉，好一会儿没有动口。突然他说：我不吃猪肉的，你们谁能把自己的那块肉一口吞下去，我的这块就给他。他的话刚落音，就有个十五六岁的有点缺心眼的小知青真的一口把他那块肉给吞下去了。正当他眼巴巴地瞅着那个回民知青碗里的肉，盼着再来一块时，也许是让猪肉的香气给勾的，那个回民知青却改主意了，说：管它回民不回民呢，吃了再说！于是他开吃，而那个小知青几乎急哭了。说：不带这么害人的！我连肉的味道都没有尝到啊！说这话时这个小知青还不知道，我们还要再等三个多月，直到中秋节时才能吃到我们的第二块肉！
还没等到我们的第二块肉，却等来了一场早到的大雪。那场记忆中美丽又可怕的鹅毛大雪急不可待地在中秋前一天降临。纷纷扬扬，飘飘荡荡，直下了一天一夜，平地积雪齐腰，去食堂得拿把铁锹一路铲雪才能迈开腿。没见过这么大雪的知青乐了，觉得是“红妆素裹，分外妖娆”；而老农们却懵了，因为除了已经收割并拉回来了的部分庄稼外，低茬的小麦，大豆全捂雪里了，连个顶尖都看不着，就是要抢收也没处抢去啊！那可真是哭都哭不出来了。一个还算不错的年成，一个期待已久的节日，就这么让老天爷给彻底毁了。天晴了，可是厚厚的积雪看来是打算赖在大地等待来春了。我们和老乡们一起在还露出个顶穗的苞米田里连滚带爬地抢掰出了一些苞米，听说损失的收成几乎超过一半。
秋收过，征粮开始。每年这时上级会派人来核定收成和决定征粮数，其中最关键的是决定农民可以留下自己消费的口粮数。听说往年的标准是成年人每人每年500斤毛粮，未成年人要打折扣（扣多少记不清了）。这一年受了那么大的灾，农民们都盼着上面能减免征购数。可是天杀的黑龙江省革委会主任潘复生（农民口中的）向上报告该年是多年未见的丰收之年，加上68年珍宝岛之战后黑龙江备战之弦越拉越紧，需要大大充实战备粮库，所以上面决定的征粮数不但未减反而比往年增加。收成减半，征购增加，能挤兑的就是农民的口粮了。成年人的口粮数由500斤减到400斤，又减到350斤，几经讨价还价，最后定在380斤。而且上面还下了死命令，如果拒不完成征购任务，将以破坏战备论处，也就是现行反革命了。那谁还敢提出异议？！ 全公社完成粮食征购那天，还开了个庆祝会，老乡们没什么人愿意去，弄了帮贪图可以不干活看热闹的知青跟送粮的马车去参加。我还傻了吧叽的帮大队革委会主任写了份发言稿，满纸大话，说什么我们给党送的是红心粮，紧紧腰带，打倒帝修反。谁知太傻太幼稚的我们，紧紧腰带后，打倒的不是什么帝修反，而是我们自己！
380斤是毛粮，须加工成成粮才能吃到肚子里。成粮的出粮数视粮食品种有所不同，平均80%不到点。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分到手的粮食转化为成粮后只剩下大约8两一天。我们在食堂的饭票就是按这个份量发放的，谁也甭想多吃一两。十六七岁，二十来岁的年纪，每天干着抡大镐或者伐木砍柴的重活，又没有任何副食荤腥，连女孩一顿都可以吃下斤把的，8两一天哪里够哇！队里给我们知青食堂拉来小麦，上磨磨面粉前先要过筛。一袋180来斤的麦子竟然筛出18斤草籽瘪粒。听在场院扬场的知青说，本来扬完场的惯例是要把上风头和下风头的倒匀和了才能装袋的，这样满的重的籽粒和瘪的轻的籽粒混合一起，谁分到都不吃亏。但领着干活的老乡却让大家不要倒了，直接装的袋。然后，这些瘪籽粮食就被分给了知青。想想也是，若不是多出你们七十多口人来，老乡的口粮数可能还能定得高一些吧。不缺你们口粮就算不错了，不把瘪籽给你们给谁？（这件事后来被告到公社，公社责令生产大队按比例给知青补粮，弄得大队革委会很下不来台，以后一直对当时管食堂的知青怀恨在心。）
真正的苦日子这才开了头。直到这时我们才知道能吃饱带霉味的大饼子和冻土豆汤是多大的幸福！老乡家多少还有自留地收下的一些菜蔬土豆，还有几只鸡一头猪什么的，我们才到屯里还不满一年，连自留地都还没分呢，猪啊鸡啊当然是连影子都没有的。队里集体种的白菜萝卜卷心菜等冬菜也捂到雪里了，分不到冬菜，我们就连菜也没有，每天就靠这8两的粮食硬顶着。什么`叫饿得头昏眼花腿发抖，什么叫饿得前胸贴着后背，原来这不是小说家的描写，而是真真实实的感受啊！我们知道了所谓的“饥肠辘辘”就是半夜饿醒时听到满屋子都是空肠子乱转发出的肠鸣音；就是看到一丁点吃食时象要从肚子里直伸出来的那只“手”；就是干着活呢，一阵晕眩，好像五脏六腑都被抽走，一阵风就能把你刮倒的感觉。那时食堂里一碗稀汤寡水的玉米糊要一两饭票，一个拳头大的窝窝头是二两。要是早上出工前喝一碗玉米糊加一个窝窝头，3两就去掉了；中午带饭，一只窝头肯定不够，要带两只呢，晚上就只能喝完稀糊就上炕了。因为老乡家也缺粮，后来队里就改成一天两顿饭，干活时中午不再午休。这样一来，每顿吃多少比较容易解决，难的是从傍晚四五点那顿到第二天早上八九点那顿，中间要隔十几个小时，饿得只能猫在炕上睡觉，但又饿得睡不着，折磨得人直想把被子嚼嚼吃下去。再后来食堂做了决定，就是吃土豆不再刨皮，说是好歹多吃一口。又想出把磨面粉磨出来的麸皮拌点盐，做馅包在窝头或者包子里。薄薄的一点粮食，裹着一堆粗糙得难以下咽的麸皮，常常噎得我们几乎要呕吐，为的只是暂时骗过时时提抗议的肚子而已。有不满的知青说食堂在把大家当牲口喂。问题是若不把大家当牲口而当人的话，那喂人的粮食又在哪里？！想逃回上海的人肯定是有的，可是从我们队到上海先要步行60多里到县城，再要找到去通火车的城市的汽车颠上15，6个小时，然后再乘整整72小时的火车，顺利的话，单程也得一个星期。当年分红知青几乎没人分到了现金，既无钱也无力气，回上海就是梦想。记得有晚在我们女生住的宿舍，一个女孩说了句“我想回家啊”哭了起来，结果全宿舍的人一起嚎啕大哭……
最终老乡们看不下去了，说这帮孩子太遭罪，再这么下去快赶上六零年那阵了。也许还考虑到我们毕竟是“毛主席派来的”，要是出了什么问题他们也担待不起。所以大队革委会商量后决定，用队里留着喂马的瘪黄豆换我们的麸皮，也就是说让马吃麸皮，让我们吃瘪黄豆。从那以后，每天晚饭时我们可以吃到一小碗盐水煮的黄豆，尽管又瘪又小也没有油水，到底比麸皮要好吃多了（虽然还是喂牲口的）。一直吃了几个月，直到第二年开春化冻，又从化了雪的地里刨出一些吃的，我们才算渡过难关。那些黄豆吃得我至今看到黄豆还是反胃，不管把它的营养说得多好，除非不得已，我碰都不想碰。这么多年过去，现在过着丰衣足食的日子，夜里却还经常会梦到要去食堂吃饭，却哪儿也找不到饭票或者饭碗，心里着急得急醒过来。饥饿的恐怖竟然可以持续如此之久，那是没有想到过的。
附记：我们大队后来又陆续来了一批上海知青和两批河南知青，总计一百三十余人。队里用我们的安家费盖了个比较大的食堂，也兼大队的会议室。虽然知青也按农民的标准分了自留地，而且面积不小，但百多人的集体，谁也不愿意在业余时间费劲拔力地去侍弄大家的菜地，所以只好摊工分让队里给我们种些土豆萝卜窝瓜什么的，到头也没吃上过自留地出产的好的细菜。只是后来食堂养了几头猪，不在政府征购范围内，总算改变了仅靠队里分配一年只能吃上三回肉（端午，中秋，和春节）的窘境，过个把两个月可以打次牙祭。尤其是再后来每年有知青回城探亲，探亲时没有粮票可带，最多从食堂秤几斤黄豆带上，这就省下了口粮在队里时吃。所以象六九年到七零年那样的极端饥饿未再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