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的下半年，我升入小学二年级。刚开学时，我和同院的伙伴还每天去学校，但到学校后发现老师和高年级的学生都在搞运动，根本没人管我们，慢慢地也就不上学了。呆在家里，并不等于躲进了一个避风的港湾，因为那时候，人都是社会性的，虽然我只是一个八岁的孩子，但是社会上的每一个政治风暴都会在心理上留下烙印。
文革中，有一段使用极其频繁的毛泽东语录，就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而我，在第一次看到批斗会时便对这场文化革命的暴力性有了初步认识。
第一次看到批斗会是在大街上。虽然这种批斗会与后来的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但头一回见还是觉得很新鲜。
记得当时我正在街上玩儿，看到远处有一大堆人，便跑去看热闹。那些人围成一个圈，里层站的都是中学生模样的人，外层就是看热闹的了，有像我这样的小孩，也有些老头，老太太。圈子中间站着一个人，乍一看到这个人，我吓了一跳，因为这个人左边的一半头发长长的，乱蓬蓬的披着，右边的一半却被剃掉了，露出青青的头皮，再加上脸上被涂得花花绿绿，简直是‘三分像人，七分像鬼’。仔细一看，这是一个女人，五、六十岁的样子，低着头，浑身哆嗦。“这就是‘牛鬼蛇神’了，”我心里想。那时候，每天都听到广播里讲要消灭‘牛鬼蛇神’，现在我也终于看到了一个。
一个女学生，身穿草绿色的军装，腰上紧紧地系者军用腰带，手里拿着一张纸，另一只手叉着腰，用尖厉的嗓音念批判稿，什么‘封资修、资产阶级，反动透顶’‘等等，并不时地问道：你认不认罪？那女人点头如捣蒜地说：认罪，认罪。同时另外一男一女两个学生开始呼起了口号：“打倒牛鬼蛇神”“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周围围观的群众也和他们一起呼口号。最后，那个念批判稿的女学生以这样的句子结束了她的批判：“让我们把这个‘牛鬼蛇神’打翻在地，再塌上一千只脚，一万只脚，让她永世不得翻身。”然后宣布批斗会结束，并将那个女人带走了。
随着运动的深入，‘牛鬼蛇神’在高校中，在我们大院里，不再是稀奇的事物了，他们滚雪球似的越来越多，以至于我的熟人、邻居、亲人……，最后在文革中鲜有摆脱‘牛鬼蛇神’命运的——这是后话。
熟人中最先成为‘牛鬼蛇神’是邻居程姥爷。程姥爷一家是上海人，也是解放初期来这所学校的。他们是我们的紧邻，我们两家关系关系非常好，经常是你来要棵葱，我向你借几个鸡蛋什么的，周末时姥姥和程姥姥还坐在一起打打麻将。程姥爷是生物系的，姥姥说他是全校最年轻的副教授之一，但是不幸的是程姥爷在57年反右时，给他们系领导提了意见，结果成了右派。在文革初期，他是我认识的人中第一个成为‘牛鬼蛇神’，进‘牛棚’的。那时候的‘牛棚’还比较文明，只是白天关在一个地方集中批斗，基本上还没有触及到肉体，晚上还可以回家。这些人被称为“黑帮”，在衣服上要戴一个黑牌子。那段日子，我每天晚上都看到程姥爷胸前别着一个小笔记本大小的黑色牌子，低着头匆匆走回家。姥姥嘱咐我看见程姥爷别打招呼，免得他觉得在小孩子面前丢人，也别在程姥姥家人面前提‘黑帮’的事。
造反派规定‘黑帮’不能擅自将黑牌摘下来，而带了黑牌儿不能进商店买东西，不能进粮店买米，于是前楼的一对夫妻在某天晚上开煤气自杀了。他们两个人都是‘牛鬼蛇神’，又没有儿女，除了被羞辱以外，还不能买菜、买米，生活不下去了。这是文革以来，我听到的第一起自杀的事。
过了不久，我参加了过一次‘真正’的批斗会，所谓真正的，是指有组织的，不同与街头批判‘牛鬼蛇神’的。那大概是这所大学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第一次大型批斗会。
批斗会是在校园里的一个大操场上召开的，操场的一端用木板搭起了台子，上面挂着大横幅标语。学校的所有教职员工和学生全都集中在那个操场上了，周围还有些看热闹的家属和孩子，总有几千人。大会自然由造反的学生组织主持。主持人说了些什么，我已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在一阵口号声中，被批斗者被人押着走到台上，每走进一个人，主持者便大声地通报其名字，被批斗者一共是8个人，第一个便是党委书记兼校长，然后党委付书记，还有几个是付校长和反动学术权威。
与后来的批斗会相比，这一次是很文明的，没有下跪，没有‘喷气式’，没有带高帽，没有挂牌子。但是这一次给被批斗者和台下的群众带来的震动是十分巨大的，因为在前一个阶段，不管怎样的辩论，怎样的贴大字报，党委还是党委，校领导还是校领导。而现在，党委书记却真真确确地站到了被斗席上。批斗会的气氛很严肃，上台发言的人一个接着一个，个个慷慨陈词，矛头多指向校长和副校长，台下几千人没有人喧哗，没有人交头接耳，几乎可以说是鸦雀无声，连小孩子都没有人吵闹。
会后进行了‘游斗’，押着这8个人在校院内走一圈，然后又到家属院里走了一大圈。游斗时，我曾很近地看到被斗的人，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那时的情景。不知道为什么，当时的党委书记给我印象最深。与其他被斗者的或者愤怒或者恐惧的表情不同，他并没有任何惶恐，战栗的表现，也没有显出不服的样子，而脸上现出的是一种凄苦的表情。他是一个矮个子老头，微胖，不知是谁向他扔了什么，脸上有些黄乎乎的东西，他并没有把它擦掉，只是任那些汁汁汤汤在脸上流。自始至终都象是一个受难者。
那天晚上，姥爷异常沉默，吃饭的时候几乎一句话也没说，吃完饭便进了他的房间。家里的其他人也为着姥爷的沉默而沉默。我一直不知道他是为所尊敬的校领导和学术专家走上了被斗台而难过，还是为自己今后的命运而担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