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初，笔者买到了刚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下称《年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与毛泽东的研究。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于1966年5月亲自发动的，对文化大革命的议论很多，意见不是很统一。有的人坚持全面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而毛泽东本人对文化大革命评价很高，认为胜利进行文化大革命是他本人一生中做的两件大事之一（另一件是打倒了蒋介石，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因此，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文化大革命会不会重演？这是所有人都非常关心和想知道的事。笔者经过认真的研究和思考，对这个问题有了根本上的新的认识，现简要概述如下，以便大家批评指正。
1966年5月28日，毛泽东审阅同意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商定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同日，中共中央把这个名单发到县团级党委。可见，毛泽东当时认为要发动一场“文化革命”。而在此之前，毛泽东认为中国最伟大的文化革命是“五四”运动。早在1940年1月，毛泽东在他撰写的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里就明确提出：“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可见，毛泽东认为没有“五四”运动这样的文化革命，就不可能有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不可能有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有新中国的建立。因此毛泽东在理论上确信，没有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就不可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彻底地反对资产阶级文化，就不可能彻底地防止资产阶级的复辟。所以，毛泽东认为进行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为了区别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革命，后来称为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必须用中国无产阶级文化（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彻底反对中国资产阶级文化（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即所谓牛鬼蛇神为代表），以防止中国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复辟，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由于“五四”运动是由青年学生（北京大学学生）发起的，随后发展为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所以毛泽东也从北京大学的学生抓起。当1966年6月1日毛泽东看到康生报送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时，非常高兴，立即批示：“康生、伯达同志：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这张大字报，6月2日在《人民日报》等报发表，《人民日报》还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和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见《年谱》第5卷589页）。
根据“五四”运动的规律，毛泽东认为先由思想敏锐的青年学生发动文化革命运动，然后进一步发动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包括各级干部和文化领域的所有工作者），再到发动全国的工农兵进行文化革命。这样，才算“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可是，刘少奇、邓小平等绝大多数党政军领导人都不可能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为了保证文化大革命在党的领导下平稳进行，刘少奇、邓小平等当时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人向北京一些高校派出了工作组。而毛泽东认为这些工作组对文化大革命起了阻碍作用，认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是一些人不想革命的表现。毛泽东还认为撤销工作组是代表广大群众的意见（见《年谱》第5卷602-603页）。
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个《决定》主要内容有十六条，其中重点是指明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新阶级，革命大方向是正确的，群众要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各级党的领导要放手发动群众，不能包办代替，更不能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文斗不要武斗，要抓革命促生产，毛泽东思想是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8月9日，这个《决定》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随后，中共中央决定在北京召开百万人规模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参加大会的主要是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8月18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云、薄一波等领导人参加大会，陈伯达主持大会，并由林彪和周恩来发表大会讲话。两人的讲话明确了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刚刚发表的《决定》是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指明了文化大革命的目标和意义。《决定》的发表和庆祝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文化大革命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在毛泽东看来，这次运动应该比“五四”运动更加有意义。因为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亲自发动的，各级党、政、军的机关和干部不但没有权利阻碍，而且还有支持保护的义务，所以应该比“五四”运动更加广泛，更加彻底，对群众的思想革命化更加有意义。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情况大大出乎毛泽东的意料，实践与他的头脑中的“理论”有较大的出入。毛泽东认为青年学生思想敏锐而单纯，头脑里几乎是一张白纸，正好可以通过引导，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改造自己，比较容易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来填充青年学生们的大脑，使他们思想革命化，成为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代新人。可是文化大革命中，青年学生由于单纯，没有经验，也容易变成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者。青年学生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大脑时，由于理解不同，个人接受能力不同，很容易分成两派甚至多派，而且多个派别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别人的理解是错误的，由于争执不下而导致武斗不断升级。工农兵的情形也是大概如此。由于武斗代替了文斗，毛泽东心中的理想落空了，“五四”运动的模式已不可能继续。所以，本来打算学生带动群众的文化革命变为工农兵进学校“支持左派”。但是实践中，很多“理论”上的东西根本无法落实。比如，在“理论”上左派比右派革命，应该“支持左派”。但是学生中几个派别都说自己才是真正的左派，别人是右派。进入学校的工人和解放军战士根本无法判明应该支持谁。还有，党内走资派是应该打倒的。但是，谁是“走资派”？没有哪个人承认自己是走资派，也没有哪个知识分子真心承认自己的思想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所以文化大革命理论上和文件上的目标和纲领是极度不切实际的。文化大革命中有这样一个真实的例子。1967年1月26日，毛泽东在审阅林彪报送的《中央军委命令》稿后，批示：“冲击领导机关问题。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不追究。今后右派冲击，要抵制，左派冲击，要欢迎。”（见《年谱》第6卷40页）。很快，军队就反映这个指示根本无法执行，一时间哪能分清谁是左派，谁是右派？1967年1月28日，毛泽东只好将这条指示改为“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还有一个更加荒谬的例子：文化大革命中，陈伯达、江青等人没有经过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的同意，只用两三个小时就把在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第四的陶铸给打倒了（见《年谱》第6卷47页）。由于理论和实际的脱节，造成绝大多数党政军领导干部都说：“原则我都同意，但是一碰到实际问题就犯糊涂了！”
正是利用了文化大革命中这些明显的错误，林彪、江青等人为了实现他们的权力欲望，疯狂地挑拨青年学生和工农兵起来互相争斗。他们趁机打倒了几乎所有的老干部和反对他们的各级干部。通过文化大革命，林彪成为了党章里写明的接班人，他的妻子成为了政治局委员。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选出的21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林彪及江青两伙人占据了全部政治局委员的4/7。幸好，毛泽东在1968年下半年以后逐渐认识到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错误和漏洞，并逐步采取了一些纠正措施。例如起用了一些被打倒的老干部。毛泽东在1968年10月5日会见阿尔巴尔亚党政代表团时指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武化大革命，不少人还是要平反的，这一次文化大革命是思想斗争，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比我们过去打仗困难得多。
毛泽东至死都认为文化大革命比打败蒋介石要困难得多，所以是一件更大的事情。当然，在文化大革命中有非常多的人被错误地打倒，甚至死了很多的人。但是毛泽东坚持认为革命是要付出代价的，坚持认为文化大革命的成绩要比错误和代价多一点。
1969年4月，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以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事实上已不复存在。从1969年11月起不再使用中央文革小组名义下发文件。
1969年10月，毛泽东从林彪发布“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起，对林彪有了戒备。后来由于林立果谋害毛泽东的阴谋败露而乘飞机叛逃，1971年9月13日，林彪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
1976年10月，在毛泽东逝世后不久，江青等“四人帮”被隔离审查，1977年7月被开除党籍。1981年1月江青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指出：“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毛泽东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中共十一届六中会会还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总结：一方面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另一方面指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这是“悲剧所在”。
文化大革命是由毛泽东凭自己的主观臆造错误发动的一场全国性政治运动。它的发起动机是良好而伟大的，希望像“五四”运动一样成为中国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准备思想及理论基础、人才基础和政治基础。毛泽东这个内心愿望最明显、最真实的表露是在1966年12月26日，他的73岁生日那天晚饭前。他在与江青等人谈话时说：“中国现代史上革命运动都是以学生开始，发展到与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才有结果。这是客观规律。五四运动就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见《年谱》第6卷25页）。但是，结果是悲惨的，拔苗助长式的文化大革命注定只能酿成悲剧。实践证明，经过文化大革命，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政治、经济基础都受到了很大的打击，特别是经济和科学技术大大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主义优越性也不能充分显露出来。文化大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造成了许多后遗症，直至40年后的今天，还有很大的影响。例如不敢说真话，不敢相信人等等。教训是惨痛的！
清楚了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之后，我们最关心的是文化大革命会不会重演？笔者认为以后不可能重演了，再次重演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了。首先，任何人都不希望这样的悲剧重演。其次，发动文化大革命需要党和国家领导人有极高的权威，要具备像毛泽东这样的极高的个人威信和已经取得了极大的成绩，这个条件以后很难具备。再次，需要国家的法制建设和权力监督机制基本上丧失掉，同时需要党的民主集中制也基本失效。再其次，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感觉到自己马上就要到马克思那里去报到了，所以产生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以至于毫不顾及思想工作不能压服而只能说服的原则。最后，还需要大多数中国人再次依赖某些人去思考，需要重新建立高度的个人崇拜，完全迷信某些人。
所以，最终的结论是，中国已不可能再次人为地发动一个文化大革命。但是我们所有中国人都不会因此而感到可惜！
作者邮箱：twq7772@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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