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邓小平“通通气”的“阴谋家”写真
作者：古明浩
网上一篇《一位老工程师揭示文革期间科学技术快速进步的奥秘》揭露了“文*革期间技术能够进步”、“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都无法具备”的关键奥秘：“真正的技术民主”、“彻底地破除了技术私有观念”及“如人使臂、如臂使指那样的高灵敏协调机制”，老工程师且就末项举了一个实例：
“在卫星项目中间，有一个同步控制问题当时只能是用机械方式实现，这个就要求四个完全一样的小弹簧。项目单位反映到主管的聂荣臻元帅那里，说上海工业力量比较强，希望请上海的同志帮助解决。聂荣臻给张春桥写了个小纸条，张春桥给马天水打了个电话，马天水连夜召集上海几十个单位的老工人技师开会，一个校办工厂的老工人说他能够实现，回去之后连夜就把符合要求的弹簧做出来了，合计不到24小时。在这样的过程中间，没有任何一个人讲条件讲价钱，所以几乎没有耗费什么谈判时间和交易费用。”
起到以臂使指高灵敏协调作用的关键人物马天水乃当时的上海领导人，2006年17期党史文苑(学术版)《马天水投靠“四人帮”的结局》一文对其人有很真切的描述：
"马天水，1911年出生，河北唐县人，早年当过小学教员，从青年时代就参加了抗日游击战争，193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以后在晋察冀解放区从事地方工作。全国解放以后，马天水调到安徽省任省委副书记，分管工业生产和经济工作。50年代以后，他被调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专管工业。
马天水高高的身躯，微驼的背，很早就谢了顶，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得多，所以不到50岁就被毛泽东称为‘马老’。马天水穿着很朴素，一身灰蓝布中山装，脚穿长统纱袜和圆口布鞋，不嗜烟酒，是个‘工作狂’。那时上海的一万多家工厂他去过的少说也有五六千家。他每到一个工厂，或是向干部、工人了解情况，或是直接参加劳动，在炼钢炉铲钢渣，在码头上搬运麻袋包，所以在上海的群众中声望很高。"
谁想得到这样一位实干的好公仆、好共产党员却成为一九七八年一月三日《人民日报》上“一个由老干部堕落为‘四人帮’党羽的典型”，这种大帽谁戴得起?在同志相残中，马老走入人生悲路：
"1982年，上海市司法部门宣布：‘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重要案犯马天水，在关押期间，于1978年患反应性精神病，丧失供述、申辩能力，经司法医学鉴定属实，上海市公安局依法中止预审，待病愈后再予追究。’
马天水被送到了精神病医院。神智清醒的时刻，他一再要求分配工作，要求回到工业战线。他说：‘让我出出主意，做做顾问也好。’1988年11月15日，马天水死于精神病院，时年77岁。"
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干部最后死于精神病院，这笔帐要怎么算?在马天水眼中“到外地视察，在专列上打桥牌，到了目的地也不下车，让别人在牌桌上向他汇报工作”的邓小平，1983年10月12日在《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中指称：
“最危险的是‘三种人’。这些人已经清查和处理了一批，有些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已经有所改正。但是确有相当一批立场没有改变而在党内隐藏了下来，说他们最危险，是因为;一、他们坚持原来的帮派思想，有一套煽惑性和颠覆性的政治主张;二、他们有狡猾的政治手腕，不利时会伪装自己，骗取信任，时机到来，又会煽风点火，制造新的动乱;三、他们转移、散布和隐蔽在全国许多地方，秘密的派性联系还没有完全消灭;四、他们比较年轻，也比较有文化。他们当中有些人早就扬言十年、二十年后见。总之，他们是一股有野心的政治势力，不可小看，如果不在整党中解决，就会留下祸根，成为定时炸弹。”
显然马天水就是被整党解决的危险祸根。回想1975年6月12日邓小平陪外宾至上海时曾借机拉拢马天水：“我们都是老同志了，有些情况应该跟你通通气。”、“以后你到北京，可以找他们(指李先念、余秋里)，也可以直接到我家去，找我谈嘛!” 不意二年半后就变成了“一个极其凶恶残忍的出卖原则，出卖灵魂的野心家、阴谋家”(同前《人民日报》语)，让人见识到何谓“伪装自己，骗取信任”的“狡猾的政治手腕”。在“让我出出主意，做做顾问也好”的呼喊中，我们不坊就来听听精神病患一段精彩的“胡言乱语”：
"一个寒冷的冬天，华北平原上最后一批庄稼已收割完毕，西风残照，衰草凄迷。一个孤独的老人毫无目的地踽踽独行，时而狂笑，时而号叫——他就是当年上海滩上不可一世的市委书记马天水。
1982年，上海司法机关审判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余党徐景贤、王秀珍等罪犯时，鉴于马天水患有反应性精神病，决定暂不提起公诉，取保候审。后来，由马天水的弟弟马登坡作保，把他领回原籍养病。马天水返回老家以后，病情时发，经常离家外出，在外胡言乱语。马登坡管束不了，向有关部门提出报告，要求解除担保，由政府处理。有关部门出于人道主义，决定派人前往唐县，带回马天水，替他治病。
1983年4月初，一行人来到河北省唐县一个村庄。没有料到，马天水一见到吉普车，就像一匹受了惊的马，一味朝野外狂奔，不一会儿就消失在密密的树丛中。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寻找，最后在一条水沟里找到了马天水。只见他趴在沟沿上，脑袋钻进了草丛，只剩一个屁股撅在外面。显然，他的精神病又发作了。在医生的帮助下，公安人员好不容易才把马天水弄上车。
吉普车在华北原野上奔驰。马天水安静下来了。他环顾着这熟悉的原野，向坐在身边的医务人员念叨起来：“我们在这个土坡上打过日本鬼子一个伏击，那儿原来有日本鬼子一个炮楼，后来被我们游击队炸飞了……” 从对抗日战争那段历史的明晰回忆中，看起来马天水的神志是正常的。可是，一接触到“文化*大革命”，他就丧失了理智，一派胡言乱语，叫嚷“安排工作” 、“恢复党籍”。一听到“改革开放”、“商品经济”这些字眼，他就会朝厚重的大门撞去，口里哇哇乱叫：“快把广播砸了，里面全是骗人的把戏呀!” (引自顾保孜着《中南海人物春秋》)
是呀！这三十年來骗人的商品或改革还会少嗎？
“在卫星项目中间，有一个同步控制问题当时只能是用机械方式实现，这个就要求四个完全一样的小弹簧。项目单位反映到主管的聂荣臻元帅那里，说上海工业力量比较强，希望请上海的同志帮助解决。聂荣臻给张春桥写了个小纸条，张春桥给马天水打了个电话，马天水连夜召集上海几十个单位的老工人技师开会，一个校办工厂的老工人说他能够实现，回去之后连夜就把符合要求的弹簧做出来了，合计不到24小时。在这样的过程中间，没有任何一个人讲条件讲价钱，所以几乎没有耗费什么谈判时间和交易费用。”
起到以臂使指高灵敏协调作用的关键人物马天水乃当时的上海领导人，2006年17期党史文苑(学术版)《马天水投靠“四人帮”的结局》一文对其人有很真切的描述：
"马天水，1911年出生，河北唐县人，早年当过小学教员，从青年时代就参加了抗日游击战争，193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以后在晋察冀解放区从事地方工作。全国解放以后，马天水调到安徽省任省委副书记，分管工业生产和经济工作。50年代以后，他被调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专管工业。
马天水高高的身躯，微驼的背，很早就谢了顶，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得多，所以不到50岁就被毛泽东称为‘马老’。马天水穿着很朴素，一身灰蓝布中山装，脚穿长统纱袜和圆口布鞋，不嗜烟酒，是个‘工作狂’。那时上海的一万多家工厂他去过的少说也有五六千家。他每到一个工厂，或是向干部、工人了解情况，或是直接参加劳动，在炼钢炉铲钢渣，在码头上搬运麻袋包，所以在上海的群众中声望很高。"
谁想得到这样一位实干的好公仆、好共产党员却成为一九七八年一月三日《人民日报》上“一个由老干部堕落为‘四人帮’党羽的典型”，这种大帽谁戴得起?在同志相残中，马老走入人生悲路：
"1982年，上海市司法部门宣布：‘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重要案犯马天水，在关押期间，于1978年患反应性精神病，丧失供述、申辩能力，经司法医学鉴定属实，上海市公安局依法中止预审，待病愈后再予追究。’
马天水被送到了精神病医院。神智清醒的时刻，他一再要求分配工作，要求回到工业战线。他说：‘让我出出主意，做做顾问也好。’1988年11月15日，马天水死于精神病院，时年77岁。"
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干部最后死于精神病院，这笔帐要怎么算?在马天水眼中“到外地视察，在专列上打桥牌，到了目的地也不下车，让别人在牌桌上向他汇报工作”的邓小平，1983年10月12日在《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中指称：
“最危险的是‘三种人’。这些人已经清查和处理了一批，有些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已经有所改正。但是确有相当一批立场没有改变而在党内隐藏了下来，说他们最危险，是因为;一、他们坚持原来的帮派思想，有一套煽惑性和颠覆性的政治主张;二、他们有狡猾的政治手腕，不利时会伪装自己，骗取信任，时机到来，又会煽风点火，制造新的动乱;三、他们转移、散布和隐蔽在全国许多地方，秘密的派性联系还没有完全消灭;四、他们比较年轻，也比较有文化。他们当中有些人早就扬言十年、二十年后见。总之，他们是一股有野心的政治势力，不可小看，如果不在整党中解决，就会留下祸根，成为定时炸弹。”
显然马天水就是被整党解决的危险祸根。回想1975年6月12日邓小平陪外宾至上海时曾借机拉拢马天水：“我们都是老同志了，有些情况应该跟你通通气。”、“以后你到北京，可以找他们(指李先念、余秋里)，也可以直接到我家去，找我谈嘛!” 不意二年半后就变成了“一个极其凶恶残忍的出卖原则，出卖灵魂的野心家、阴谋家”(同前《人民日报》语)，让人见识到何谓“伪装自己，骗取信任”的“狡猾的政治手腕”。在“让我出出主意，做做顾问也好”的呼喊中，我们不坊就来听听精神病患一段精彩的“胡言乱语”：
"一个寒冷的冬天，华北平原上最后一批庄稼已收割完毕，西风残照，衰草凄迷。一个孤独的老人毫无目的地踽踽独行，时而狂笑，时而号叫——他就是当年上海滩上不可一世的市委书记马天水。
1982年，上海司法机关审判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余党徐景贤、王秀珍等罪犯时，鉴于马天水患有反应性精神病，决定暂不提起公诉，取保候审。后来，由马天水的弟弟马登坡作保，把他领回原籍养病。马天水返回老家以后，病情时发，经常离家外出，在外胡言乱语。马登坡管束不了，向有关部门提出报告，要求解除担保，由政府处理。有关部门出于人道主义，决定派人前往唐县，带回马天水，替他治病。
1983年4月初，一行人来到河北省唐县一个村庄。没有料到，马天水一见到吉普车，就像一匹受了惊的马，一味朝野外狂奔，不一会儿就消失在密密的树丛中。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寻找，最后在一条水沟里找到了马天水。只见他趴在沟沿上，脑袋钻进了草丛，只剩一个屁股撅在外面。显然，他的精神病又发作了。在医生的帮助下，公安人员好不容易才把马天水弄上车。
吉普车在华北原野上奔驰。马天水安静下来了。他环顾着这熟悉的原野，向坐在身边的医务人员念叨起来：“我们在这个土坡上打过日本鬼子一个伏击，那儿原来有日本鬼子一个炮楼，后来被我们游击队炸飞了……” 从对抗日战争那段历史的明晰回忆中，看起来马天水的神志是正常的。可是，一接触到“文化*大革命”，他就丧失了理智，一派胡言乱语，叫嚷“安排工作” 、“恢复党籍”。一听到“改革开放”、“商品经济”这些字眼，他就会朝厚重的大门撞去，口里哇哇乱叫：“快把广播砸了，里面全是骗人的把戏呀!” (引自顾保孜着《中南海人物春秋》)
是呀！这三十年來骗人的商品或改革还会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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