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文革是一场残酷的运动的话，它的热身赛却是一场超级大游戏，一场让全国青年都跃跃欲试地参与进去的好玩的游戏，这场游戏就是——大串联。现在去问一个五十岁以下的人，“你听说过串联吗？“他一定会云里雾里地完全不知所云。但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正在中学和大学读书的人，是不会不知道‘革命大串联’的。
大约是1966年8月份的一天，小姨从学校回来，兴冲冲地和姥姥说要和同学一起去北京串联。开始姥姥不同意，主要是不放心十几岁的女孩子单独出那么远门，可是姥姥也知道她没有能力劝住小姨，因为那时候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公开接见红卫兵的消息已经传到全国各地，每个年轻人都希望自己能亲眼见到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耳聆听毛主席的教导。另外，北京是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学生们也希望能到运动的中心去学习，取得革命经验。也正是基于让全国的学生互相交流经验，使各地的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能够均衡地发展的目的，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号召学生搞‘革命大串联’，且串联的学生吃，住，行均免费。在这种情况下，姥姥怎么拦得住小姨？最终，姥姥还是拿出5元钱，让小姨去了。
小姨在火车站遇到了七姨，七姨并不是去串联的，而是在车站阻劝学生不要串联，要‘就地闹革命’的。但没过几天，七姨抵挡不住其诱惑，也去了北京。她走的时候连5元钱也没拿。小姨她们凭着学校开的一张证明信，便免费坐火车到了北京。北京车站上设有‘串联接待站’，负责安排学生在京期间的食宿。小姨和她的同学被安排在一所高校内，每人发一床被子，晚上就睡在一个教室里，每天签名，免费领饭票到食堂吃饭。
由于小姨参加串联早，幸运地赶上了毛主席接见。据小姨讲，听到第二天有接见的消息，她和同学们头一天晚上就赶到了天安门，到了那里才知道，她们并不是早的，已有成千上万的学生早就到了。小姨她们只能在距天安门城楼很远的一个角落里，兴奋不已地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第二天天一亮，天安门广场上的人群就开始涌动起来。由于无法预知接见的准确时间，也看不清天安门城楼上的情景，小姨她们只能时时处在紧张的等待中。一会儿，前面的人说：来了！来了！她们就赶紧掂着脚尖，伸长脖子，拼命往前看。看了一会儿，又有人说：没来。她们就放松一些。过一阵子，前面又传来了‘来了’的消息，又掂着脚尖，伸长脖子向前望，还是看不出所以然。如此这般几次，就有些精疲力竭了。到真正毛主席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时，倒对传来的消息有些不相信了。不过小姨说，她马上就感觉到了气氛的不同：广场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声音震天动地，响彻云霄。无奈，她们离城楼太远了，再拼命看，也没有看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小姨只是模模糊糊地看到城楼上有一个人挥拳头呼口号，后来听人说那是周恩来总理。
北京人讲，每次接见之后，都看到天安门广场上清洁工将成堆的鞋子装卡车清走，那都是学生们在被毛主席接见时挤掉的。
后来小姨在北京遇到了七姨，她们一起进行了一些串联学生通常进行的革命活动：抄大字报；到北大、清华两校参加辩论会、批斗会；参观中国自行设计、自行制造的轰动一时的‘一万二千吨水压机’。同时她们也公私兼顾地作了一些与这场革命无关的事：拜访北京的亲戚；参观名胜古迹；还用姥姥给的钱买些好吃的。
小姨在火车站遇到了七姨，七姨并不是去串联的，而是在车站阻劝学生不要串联，要‘就地闹革命’的。但没过几天，七姨抵挡不住其诱惑，也去了北京。她走的时候连5元钱也没拿。小姨她们凭着学校开的一张证明信，便免费坐火车到了北京。北京车站上设有‘串联接待站’，负责安排学生在京期间的食宿。小姨和她的同学被安排在一所高校内，每人发一床被子，晚上就睡在一个教室里，每天签名，免费领饭票到食堂吃饭。
由于小姨参加串联早，幸运地赶上了毛主席接见。据小姨讲，听到第二天有接见的消息，她和同学们头一天晚上就赶到了天安门，到了那里才知道，她们并不是早的，已有成千上万的学生早就到了。小姨她们只能在距天安门城楼很远的一个角落里，兴奋不已地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第二天天一亮，天安门广场上的人群就开始涌动起来。由于无法预知接见的准确时间，也看不清天安门城楼上的情景，小姨她们只能时时处在紧张的等待中。一会儿，前面的人说：来了！来了！她们就赶紧掂着脚尖，伸长脖子，拼命往前看。看了一会儿，又有人说：没来。她们就放松一些。过一阵子，前面又传来了‘来了’的消息，又掂着脚尖，伸长脖子向前望，还是看不出所以然。如此这般几次，就有些精疲力竭了。到真正毛主席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时，倒对传来的消息有些不相信了。不过小姨说，她马上就感觉到了气氛的不同：广场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声音震天动地，响彻云霄。无奈，她们离城楼太远了，再拼命看，也没有看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小姨只是模模糊糊地看到城楼上有一个人挥拳头呼口号，后来听人说那是周恩来总理。
北京人讲，每次接见之后，都看到天安门广场上清洁工将成堆的鞋子装卡车清走，那都是学生们在被毛主席接见时挤掉的。
后来小姨在北京遇到了七姨，她们一起进行了一些串联学生通常进行的革命活动：抄大字报；到北大、清华两校参加辩论会、批斗会；参观中国自行设计、自行制造的轰动一时的‘一万二千吨水压机’。同时她们也公私兼顾地作了一些与这场革命无关的事：拜访北京的亲戚；参观名胜古迹；还用姥姥给的钱买些好吃的。
天安门的接见活动结束了，小姨，七姨从北京回来，但革命大串联并没有结束，而且可以说是刚刚开始。
学生串联的目的地由原来的北京扩展到全国各地。串联的理由是很多的：北方的学生要去参观‘广州起义’旧址；西北的学生要到上海去取经；广西的学生要亲临东北看看‘北国风光’的景色；而象‘毛主席故居韶山’，‘革命圣地延安’更是很多学生向往的地方。串联的学生囊括了除像我这样年纪太小，实在无法参加串联的全国各地的所有学生，串联的目的地更是遍布祖国大江南北每一个角落，交通部门对学生免费开放，各个城市，城镇，学校都设立了‘串联学生接待处’，免费招待学生。
小姨、七姨、小舅都毫不犹豫地再次投入‘战斗’，不约而同地相继踏上了南下的列车。小姨，七姨的第一目的地是上海，这一次出去虽然肩上仍负有‘交流经验，吸取精华’的使命，但心里不可避免地掺杂了一些‘借机玩一玩’的想法，因此，她们选择了上海。那时候的年轻人，实在是没有现在的人会玩，不知道什么西藏的‘香格里拉’，敦煌的 ‘莫高窟’，更不知道什么 ‘新马泰’，‘欧洲、北美几日游’，大概觉得北京第一好玩，上海第二好玩。这一次，她们虽然也听从‘红卫兵接待站’的安排参观了一些高校，但不再像第一次串联时那样花大量的时间傻抄大字报，而是花较多的时间在城市里观光。
但上海似乎没有给小姨、七姨留下很深的印象，她们回来后，我既没有听到她们讲运动形势，也没听到她们讲城市风景，而讲的最多的是在黄浦江边看到岸边的人一边在刷马桶，江上的船民一边打江水做饭。
从上海出来，小姨、七姨她们又乘火车去了一些其他地方，这时候，已经不能用‘踏’上火车这个词了，而只能说是‘挤’上火车，或‘扒’上火车。据小姨讲，她们经常是站在某站的月台上，无目标地等待着。一旦火车进站，便拼命往上挤，有时一个人上去了，便从窗户拉其她同伴，让其她人从窗户爬上去。上了火车之后，就开始互相打听这趟车是到那里的，什么时间开。对她们来说，上车是最重要的，到那里去并不是很重要，因为，第一，到哪里都可以‘闹革命’。第二，如果这趟列车的方向实在是与她们要去的地方南辕北辙的话，也没有关系，在某一个大一点的车站下来就是了。待座位上，过道上，甚至行李架上，坐位底下都挤满了人，车厢象一个实实在在的沙丁鱼罐头似的再也没有任何空间容许任何人扒进来时，里面的人松了一口气，等待开车。开车的钟点是没有固定的，在哪个站停多长时间也是没有固定的，有时可能在某一个站停上一天，当然，如果等得不耐烦了，可以再拼命挤下车。
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火车上不仅正常的送水送饭的服务会受到影响，可能上厕所都成问题。在小说和一些记实文学上，我曾看到过一些解决‘方便’的办法，但没听到小姨，七姨讲过。小姨，七姨在外面转了一大圈回来了。小舅则走的更远，他不仅去了上海，江浙，还去了广东，广西，甚至海南岛。
终于，中央发出了停止串联的号召，学生们不再能够享受免费乘车的优惠，大串联进入尾声。 之所以说是进入‘尾声’，而不是‘结束’是因为虽然乘车串联被禁止了，但还有一些其他形势的串联，如步行串联！
不知道是谁最先想出的徒步串联，可能是受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启发吧，但有了先例，马上就有很多人相应，那时候人们的热情和精力都极为旺盛，渴望作任何事情。
我曾和一个朋友讲，在1966年，我爸爸和他的一些学生徒步走1200多公里，花了一个月的时间，走到北京，途中没有借助任何交通工具。这个朋友不相信，以为我在编故事。但这实在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爸爸是一个中学老师，他们的串联队伍是由十几个人组成的，除爸爸等三个人是老师外，其余的全是初中三年级的学生。我不记得他们是否像行军的战士那样每人背一个行李，但有两样东西是必带的，一个是‘红宝书’（红色封皮的《毛主席语录》），另一个是一面红旗。‘红宝书’是每人一本，红旗则一个队伍有一面。行进时，通常由一个走在前面的人打着。我想，这个任务大概要由队里的男同学轮流完成，因为对持续行进的人来说，这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徒步串联的人不用担心吃饭和睡觉问题，那时候各个地方的人热情都高，民风也古朴，只要不选择荒芜人烟的路线，沿途的村庄都会有人帮他们安排吃住。爸爸他们拿着地图，沿着公路走，中午赶到哪个村庄，就在哪里打尖，晚上的落脚地点通常要计划一下，因为如果日落之前不能赶到一个可以歇息的村庄是很麻烦的，一般一天走60华里左右。就这样每天日出而行，日落而息，四十几天之后，他们到达了目的地－－首都北京。
我看到过一张小小的黑白照片，是用120胶片照的，上面有十几个人，前排人蹲着，后排人站着，每个人都穿着臃肿的棉衣，手里拿着一本红宝书，背景是北京天安门。这张照片就是爸爸他们徒步串联到北京之后，在天安门前的留影。
学生串联的目的地由原来的北京扩展到全国各地。串联的理由是很多的：北方的学生要去参观‘广州起义’旧址；西北的学生要到上海去取经；广西的学生要亲临东北看看‘北国风光’的景色；而象‘毛主席故居韶山’，‘革命圣地延安’更是很多学生向往的地方。串联的学生囊括了除像我这样年纪太小，实在无法参加串联的全国各地的所有学生，串联的目的地更是遍布祖国大江南北每一个角落，交通部门对学生免费开放，各个城市，城镇，学校都设立了‘串联学生接待处’，免费招待学生。
小姨、七姨、小舅都毫不犹豫地再次投入‘战斗’，不约而同地相继踏上了南下的列车。小姨，七姨的第一目的地是上海，这一次出去虽然肩上仍负有‘交流经验，吸取精华’的使命，但心里不可避免地掺杂了一些‘借机玩一玩’的想法，因此，她们选择了上海。那时候的年轻人，实在是没有现在的人会玩，不知道什么西藏的‘香格里拉’，敦煌的 ‘莫高窟’，更不知道什么 ‘新马泰’，‘欧洲、北美几日游’，大概觉得北京第一好玩，上海第二好玩。这一次，她们虽然也听从‘红卫兵接待站’的安排参观了一些高校，但不再像第一次串联时那样花大量的时间傻抄大字报，而是花较多的时间在城市里观光。
但上海似乎没有给小姨、七姨留下很深的印象，她们回来后，我既没有听到她们讲运动形势，也没听到她们讲城市风景，而讲的最多的是在黄浦江边看到岸边的人一边在刷马桶，江上的船民一边打江水做饭。
从上海出来，小姨、七姨她们又乘火车去了一些其他地方，这时候，已经不能用‘踏’上火车这个词了，而只能说是‘挤’上火车，或‘扒’上火车。据小姨讲，她们经常是站在某站的月台上，无目标地等待着。一旦火车进站，便拼命往上挤，有时一个人上去了，便从窗户拉其她同伴，让其她人从窗户爬上去。上了火车之后，就开始互相打听这趟车是到那里的，什么时间开。对她们来说，上车是最重要的，到那里去并不是很重要，因为，第一，到哪里都可以‘闹革命’。第二，如果这趟列车的方向实在是与她们要去的地方南辕北辙的话，也没有关系，在某一个大一点的车站下来就是了。待座位上，过道上，甚至行李架上，坐位底下都挤满了人，车厢象一个实实在在的沙丁鱼罐头似的再也没有任何空间容许任何人扒进来时，里面的人松了一口气，等待开车。开车的钟点是没有固定的，在哪个站停多长时间也是没有固定的，有时可能在某一个站停上一天，当然，如果等得不耐烦了，可以再拼命挤下车。
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火车上不仅正常的送水送饭的服务会受到影响，可能上厕所都成问题。在小说和一些记实文学上，我曾看到过一些解决‘方便’的办法，但没听到小姨，七姨讲过。小姨，七姨在外面转了一大圈回来了。小舅则走的更远，他不仅去了上海，江浙，还去了广东，广西，甚至海南岛。
终于，中央发出了停止串联的号召，学生们不再能够享受免费乘车的优惠，大串联进入尾声。 之所以说是进入‘尾声’，而不是‘结束’是因为虽然乘车串联被禁止了，但还有一些其他形势的串联，如步行串联！
不知道是谁最先想出的徒步串联，可能是受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启发吧，但有了先例，马上就有很多人相应，那时候人们的热情和精力都极为旺盛，渴望作任何事情。
我曾和一个朋友讲，在1966年，我爸爸和他的一些学生徒步走1200多公里，花了一个月的时间，走到北京，途中没有借助任何交通工具。这个朋友不相信，以为我在编故事。但这实在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爸爸是一个中学老师，他们的串联队伍是由十几个人组成的，除爸爸等三个人是老师外，其余的全是初中三年级的学生。我不记得他们是否像行军的战士那样每人背一个行李，但有两样东西是必带的，一个是‘红宝书’（红色封皮的《毛主席语录》），另一个是一面红旗。‘红宝书’是每人一本，红旗则一个队伍有一面。行进时，通常由一个走在前面的人打着。我想，这个任务大概要由队里的男同学轮流完成，因为对持续行进的人来说，这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徒步串联的人不用担心吃饭和睡觉问题，那时候各个地方的人热情都高，民风也古朴，只要不选择荒芜人烟的路线，沿途的村庄都会有人帮他们安排吃住。爸爸他们拿着地图，沿着公路走，中午赶到哪个村庄，就在哪里打尖，晚上的落脚地点通常要计划一下，因为如果日落之前不能赶到一个可以歇息的村庄是很麻烦的，一般一天走60华里左右。就这样每天日出而行，日落而息，四十几天之后，他们到达了目的地－－首都北京。
我看到过一张小小的黑白照片，是用120胶片照的，上面有十几个人，前排人蹲着，后排人站着，每个人都穿着臃肿的棉衣，手里拿着一本红宝书，背景是北京天安门。这张照片就是爸爸他们徒步串联到北京之后，在天安门前的留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