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文革”刚开始。我小学二年级，是班里的学习委员。一天，学校在操场举行了开展“文革”运动的动员大会，我当着全体师生的面，念了一篇不知哪个老师写好的稿子。内容记不清了，但末尾清楚记得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万岁”一类的口号。
接下来，我们学红卫兵大哥大姐斗地主抄家的劲头，参加了红小兵，到处贴标语，喊口号。
我们班主任名叫刘冰，是个慈祥的女老师，戴眼镜。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不知谁散布消息说她是地主的女儿。
得知此消息，班同学充满了义愤：我们这些“革命后代”竟然接受隐瞒出身的“阶级敌人后代”的教育，是可忍孰不可忍！那个年代，孩子们早就被无数遍地告知：地主就是敌人，是“剥削阶级”，是人民的仇人，不是人。于是，同学们就商量怎么整她。那时我已对绘画有了兴趣，立志长大做画家。便自告奋勇，学着当时丑化“走资派”的流行风格画了一幅班主任的“肖像”，画面上是个青面獠牙的女人，脖子上戴着项链，还写着班主任的名字。
当晚我们把“肖像”贴到了黑板上。第二天一早，刘老师进教室第一眼就看到了漫画，脸色惨白，什么也没说，继续在贴有自己“肖像”的黑板前讲课。面对平时对我们慈爱的老师，我内心里充满了复杂的情绪，但最终快感占了上风，因为“阶级敌人”的后代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长大后，我渐渐才明白，面对一夜间之间就反目为仇的学生，老师当时的心情一定是万念俱灰吧！我也开始理解“文革”期间为何自杀者众多的原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