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下乡插队时的生活

我们插队的第一年,生活费是国家发的,从380元的安置费中支付,每月每人8元,到粮站购买生产队的返销粮,一直到午季(每年的6月10日)生产队分新粮(小麦)为止。饿是饿不着的。问题是“菜”!生产队不种菜,“以粮为纲,全面砍光”;公社所驻集镇离生产队太远,况且不是每天逢集。当地规定:农历逢五、逢十集市才开放。农忙时整月关闭,有钱也无处买,民兵荷枪把守,集镇的东西南北,几个桥头,只准出,不准进。因此,刚下乡的一段时间,我们吃饭,就真的只吃饭,不吃菜。煮粥放盐,煮干饭放酱油(或者改做酱油汤)。一天早上醒来,揉揉眼睛,开门出早工,发现窗台上摆了一碗腌咸菜,碧绿碧绿,细细碎碎;碗尖子盖着一坨大椒酱,通红通红。红绿相映,美艳无比。我们怀着衷心感激“田螺姑娘”给我们带来的关爱,连忙捧回屋内,希翼着早饭时尝它一口。
那天的早工好像特别长,好不容易熬到队长吹哨子收工,三人赶回家,淘米烧稀饭。还没等到米烂汤稠,就盛起来喝,为的是尝尝咸菜。哪知道,这种碎咸菜苦咸苦咸,咸得就跟吃盐一样,只能像吃豆腐乳一样,用筷头子象征性地夹一点点。咸归咸,但鲜得很,吃时蘸一点红辣椒酱,既鲜又辣且咸,十分下饭。从此,我们三人饭量大增,稀饭三大碗,干饭两大碗,如同风卷残云。
贫下中农见我们爱吃他们腌的咸菜,就隔三差五地在我们窗台上摆上一碗,也不知道是谁送的,直到他们要收回菜碗了,才问我们一声:“咸菜吃完了没?”我们才晓得吃的是哪位“田螺姑娘”家的。细算起来,白大嫂家的咸菜,我们吃得最多,也最有味。恐怕是舍得放生姜米子的缘故。
老吃人家的咸菜也不好意思,我们尝试着自己腌。冬去春来,青菜疯长,又到了腌菜时节。东庄的大爷给我们送菜,西庄的大妈喊我们去她家菜地里砍菜。我们“东拼西凑”了足足一担青菜,买了2斤老姜,10斤大盐,请了既干净又能干的白大嫂指导我们腌菜。白大嫂是本地人,不到30岁,念过初中,丈夫是淮阴拖拉机厂技术员,生了一对龙凤胎,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家境颇为殷实,乐于助人。白大嫂是急性子,说是指导,实际上她动嘴少,动手多。只见她麻利地将菜洗净,晾干,切碎,拌盐。腌渍约个把小时,先将生姜刮去姜皮,斩成碎末备用,再帮我们将菜装进蒲包,扎牢包口,用磨盘使劲压,待榨出水份后,再拌盐和姜末。然后装进小口酒坛,揣紧,捣实,用黄泥封口。待满月后,即可开坛。由于盐菜之比为一比十,腌好后不黄不烂,永葆鲜绿,过夏也不坏。平时生吃可当下饭小菜;熟吃,可用来熬小鱼、炖野鸭,无需其他作料,菜肴即可鲜美无比。当地的家常名菜—咸菜炖豆腐,还生生造出了一句脍炙人口的歇后语:“咸菜炖(方言说成“嘟”)豆腐—有言(盐)在先“。好个“有盐在先”!这倒是个大实话,平时做菜,是炖也好、烧也好,只要放了这款咸菜,盐也罢,酱也罢,统统靠边站,一样也用不着。
几年咸菜吃下来,我们的口味变得越来越重,以致终身无法改变。这恐怕就是那个地方的水土,给我们那一拨省城来的“老三届”知青的身心烙上的印记。如今,返城已三十几年,再也无缘尝到那种“咸菜炖豆腐”了。不过,吃不到也罢!据说,咸菜吃多了,血压易升高。

刚下乡时,我们知青户天天吃白饭,没有菜。一是来不及栽种,二是无处去买。有人可怜我们无菜可吃,就经常在我们的门口或窗台上放一把黑菜。于是我们中午饭菜便有了着落:如量多,就炒黑菜;如量少,就烧菜汤;不多不少,就烧菜饭。时间一长,我们就知道是东庄邵大婶送的黑菜,邵大婶四十几岁,丈夫已去世多年,两个女儿已先后出嫁,现同儿子度日月。为人勤快、谦和,家里家外收拾得井井有条,屋前屋后打扫得干干净净。特别是茅房,宽敞、整洁,我们都爱去光顾。邵大婶家的“十边地”在我们所住的公房后边,她早晚上菜地施肥、浇水,必经我们宿舍的西山头。对她送的菜,我们心存感激。但有一点不甚满意:我们吃的黑菜都是菜帮子,从来没吃过菜心!这种黑菜省城没有,尽管吃不到菜心,但菜帮子也很好吃,菜棵子细细长长,菜梗子又细又短,白里透绿;菜叶子绿里带黑,整个看上去呈墨绿色。下到锅里做汤,锅开即烂;舀到碗里泡饭,汤色碧绿碧绿,把雪白的大米饭也能染绿了。我曾见队长家的厨房门上贴着一副对联:“焖白米饭,熬黑菜汤”。真是绝对!既贴切,又工整。那个时候,农家中午能吃到这样的饮食,应该知足了!大米是“农垦57”,优良品种,绝对有机栽培。熬粥,粘稠香糯;焖饭,晶莹如玉。无论何人,无菜白饭,也能刨下两大碗。
有天,邵大婶对我们说:她明天要到外地亲戚家“出礼”,嘱咐我们,要吃菜,自己到她家圩头上小菜地去弄。我们当然感激不尽,连外出都想着我们的吃菜问题,真是个好大婶!贫下中农真是我们知青的贴心人!第二天出早工回来,老殷烧早饭,我和老方带着菜刀与柳条篮子去邵大婶菜地砍菜。“咔擦咔擦”十几刀下去,大篮子便装满了。黑菜也去了一小半,露出了高低不平的泥土和菜根脚。
三天后,我们的菜吃完了,邵大婶也回来了。我们正要再去砍菜,只见邵大婶在圩头上跳着脚喊:“我的小祖宗!黑菜哪能这个样子砍呢?要擗着吃!擗菜帮子吃,老擗老有。现在连菜心都砍了,往后吃什么呢?”我们知道闯祸了,连忙往回跑。遇到放鸭子的淮南子,他安慰我们:“不碍事,不要怕她!她一个富农婆,还敢把你们知青怎么样?”
啊?!富农婆?她对我们这么好,我们还一直以为她是贫下中农哩!


我们到农村插队是为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但无形之中我们也起到了传播现代文明的作用。这种传播,是潜移默化的。
在生活习惯方面,表现出同化与被同化。我们男知青有时会刻意摹仿“贫下中农”,棉袄有扣子不扣,左右襟用力一掩,弄根草绳往腰间一系,要多酷,有多酷;衣服破了也不补,任由它拖一片、挂一片。似乎这样就能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可手腕上的“钟山表”却亮晶晶的,显得格格不入。反过来,我们的衣食住行往往却使我们的同龄人—当地男女青年产生一种新奇的感觉。我们面对土墙、草顶,总想收拾得干净一些。就用旧报纸把墙糊起来。讲究点的女同学还会用铅丝、芦柴、报纸、糨糊吊个顶棚,再买个罩子煤油灯,不管白天还是晚上,屋里都亮堂堂的,这样干净的知青屋,队里的姑娘、小伙都想来看看、坐坐。有人暗中发誓:将来办喜事,洞房也这么布置。后来有人办婚事时,真的来请我们知青帮她们布置新房。
当年,知青穿衣服,主要有两种:一是军装,二是工作服。当地青年也千方百计找来穿,没有真的,就买布仿制。我们有早上刷牙、晚上洗脸洗脚的习惯(女同学还有用水的习惯);当地青年也都跟着刷起牙来(据说当地女青年也开始用水)。我们早上起来有收拾床铺叠被子的习惯,当地青年慢慢也跟着叠起被子来。我们用专用鱼钩、鱼线满塘钓鱼;当地半大伢子只能用针在灯头上烧弯了,裹上面团在桑葚坠落的河面钓鱼,以后我们从省城为他们带来了专用鱼线、鱼钩。晚上,我们用手电筒照螃蟹、找黄鳝、抓田鸡;他们拎着桅灯满田野转悠。往后,他们也用起手电筒。我们爱吃旺鸡蛋(毛蛋),他们不敢吃,旺蛋都白扔了做肥料。自从我们带头吃了以后,他们也敢尝尝了。第二年,炕坊就不白送了,一律收钱:旺鸡蛋每只一分钱,旺鸭蛋二分,旺鹅蛋三分。
夏插结束后,我们回省城探亲,我借老乡的柳编戽篓装黄鳝。回队时,我就让家里人从菜市场买了十几斤又红又大的西红柿装进篓带到队里。凡是给我们送过腌咸菜或黑菜的,我都送了几个西红柿让他们尝尝。哪知他们不敢吃,从来没见过。胆大者尝后耸眉咂舌,直喊:“酸倒牙 了!”我告诉他们:熟吃可做菜:鸡蛋炒番茄、番茄鸡蛋汤。菜和汤,都很下饭。他们试后,认为果然好吃,就要求教他们栽种。从此,番茄种子就落地生根了,和我一家的同学“老方”,其父为省农科院研究员,专门研究蔬菜栽培,老方回队时带去不少菜种:瓢儿菜、苞菜、茼蒿、菊花脑、高梗白、空心菜等等,从此改变了当地绿叶菜为单一“黑菜”的作物布局。老方受其父熏陶,热爱蔬菜栽培,整天缠着队长要菜地,队长没法,就将河边一块屋基地(原准备给我们知青建房用)划给我们作小菜地。老方从此有了“用武之地”,早早晚晚猫在菜地里播种、浇水、施肥。几个月后,我们的菜地便十分兴旺:品种多,长势好,成了全大队蔬菜种植“示范田”、优良品种“繁育基地”。

六、七十年代的白马湖畔农家,操办红白喜丧事宴席均按照“七簋头”的规格待客。约定俗成,大家都照此办理,荤素七碗菜,张家不显贫,李家不显富。
有一天,政治队长的弟弟结婚,生产队家家都出礼,我们知青户算一户,共出一份礼:《毛泽东选集》(四卷本)一套、毛主席全身石膏像一尊,另附红包,内装人民币一元五角(每人出五角钱)。晚上举办婚宴时,每家去一人(可另带小伢子一人)。我们派老殷做代表,老殷不愿去,说:“我们只出那么点钱,还去吃人家一顿,怎么好意思?”我们想想,也对!不去就罢!可等到新娘子进庄后,主家派人来请,我们说明原委:不是不撑台面,实是不忍心叨扰,主家家庭人口多,负担重。来人说:大家伙都一样,都是出的块把钱,相当于两天苦的工分钱,去吃喜宴没什么难为情的。正僵持着,政治队长亲自来请我们了。他晓得原委后,二话不说,又拖,又拽,又推。把我们三人都赶到他家去吃喜宴,还说:“你们省城来的大学生,要在往年,我们请都没法请的。今儿个,不能拨我面子!”
婚礼一结束,喜宴就开席。堂屋里、院子里、大门外的棚布下,以及隔壁邻居家,都摆了大方桌,足足有十桌。八人围坐,热闹非常。菜肴一道一道轮流往桌上端,先是炒菜:韭菜炒长鱼丝、洋葱炒猪肝(当时猪肝比猪肉便宜,它耗油);再上烧菜:青菜烧百叶、涨鸡蛋、肉坨子(每桌四只,两人一只);接下来,上一大缽子豆腐羹;最后上一碗红烧鱼。“鱼到酒止”,这是老规矩。鱼一上,就意味着停止喝酒。不见上酒,就知道,今天的喜酒是喝不成了。有人偷偷地到厨房倒来半碗醋,你一口,我一口地抿着。我怕酸,不敢喝,就说:“人家两口子结婚,你们吃的什么醋?”大家会心地笑了。只见政治队长提着大米饭篮子挨桌给客人盛饭,边盛边打招呼:“今儿个对不住人,家房柜上两三瓶酒,他们忙的忘了拿给大家伙喝了。”大家连忙接话:“不碍事,不碍事,都不会喝,拿它作甚!”沉默过后,会计大声说:“今儿个喜酒不喝也罢,但明儿个小孩满月酒定是要喝的!”政治队长连忙答腔:“那是那是,一定一定。”
“酒足饭饱”后,大家准备闹洞房……

镇上有个理发店。店门两边的木柱上刻着一副对联:“新事业从头做起,旧现象一手推平”;横批:“顶上功夫”。漆皮早已脱落,略有些暗红色,依稀可辨。店的规模并不大,师徒只有四五个。不过店名倒是响亮—亚非拉理发店。店里有个远近闻名的剃头匠,人唤“地理博士”的,真名叫方规矩。倒不是此剃头匠曾取得过地理博士的学位,主要因此人通晓地理知识,年轻时又曾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在乡下人眼中,他那满嘴的地理名词、数据,也够当个博士了。
为了见识这位“地理博士”,我特地跑七、八里路到镇上“亚非拉理发店”理个发。只见靠窗口的一张座椅边,“地理博士”勾着背,右手握电推,左手别在腰眼处,潇洒自如地做着生意,从他那张尖尖的“吹火嘴”里不时溅出唾沫星子,对顾客夸耀着伊拉克和伊朗的石油储量、年产量、国民收入,听得大家津津有味。轮到我理发时,“博士”看出我的知青身份,谈兴更浓。理一个平头足足用去一个多小时,他从“世界地理”转到“中国地理”,再转到省会南京。想不到他对南京的大街小巷异常熟悉,什么机关在哪条路,门牌多少号,哪个商店在哪条街,多少号门牌,一清二楚,连“老南京”也自愧弗如。
原来,方规矩是在南京长大的,他的父亲是个手艺高超的理发师,店堂的地理位置又选得好—地处民国使馆区,又靠近一个高级宾馆、几个旅店,家中收入尚可。方规矩读的初中离家较远,中午需要在外面吃一顿午饭,他父亲每天早上给他几个同铜板作为中饭钱。有天晚上,一个外国胖子从街对面的宾馆中来“新亚理发店”理发。方规矩的父亲问客人是哪国人,那洋胖子是个“中国通”,反问理发师“棋盘街”在南京城里什么地方。老理发师不是挑剃头担子串街的,哪里回答得出这么一个冷僻的地名来?结果挨洋胖子好一顿羞辱:“你们中国人连自己城市的街道都搞不清楚,更不要说世界上的行政区划了!”少年方规矩目睹全过程,心中不是味:不平、羞愧。第二天早饭后,照例从老理发师手中接过饭钱,背上书包,上了大街。一上大街就请教了一个三轮车夫,问棋盘街在什么地方。三轮车夫指民明方位、路线后,方规矩哪里还上什么学?直奔那个让中国人倒霉的棋盘街。走了一个多钟点方才到达。方规矩从街这头走到街那头,一家一家挨着门看门牌。遇到大院子、店铺,必进去走走,数数多少人家,或“考察”一下店铺是做哪路生意的,用的什么字号。然后蹲在路边上,掏出作业本,把调查的资料一一记上。下午上了半天课。晚饭桌上,方规矩把棋盘街的概况一一向老理发师作了介绍。倒让老头子一惊:想不到儿子小小年纪这般有心计。着实夸奖了一番。
这一夸奖,注定了方规矩长大后的出息究竟有多大了。因为从那以后,这个初一学生就无心读书,整日在街上跑。先跑城南,再跑城北。南京十三个城门,统统跑到,一处不漏。本子记了好几本,小腿跑细了好几圈。学期结束,成绩单上以“鸭蛋”为主。老理发师这才发现自己铸成了什么大错,无奈悔之已晚!有心计的儿子死活不愿去学校里挨人骂:“留级生儿,吃萝卜干儿。”(“生儿”与“干儿”用南京方言念起来是复声母,儿化音。蛮押韵的,讽刺性极强。)只好中途停学。时间一长,老理发师对儿子休学一事也就释然了。手艺人家本派吃手艺饭,读书做官这碗饭也不是手艺人家吃得的,还是让儿子拿剃头刀把方家祖传手艺学过去算了。十几岁的徒弟心灵手巧,三年一过,老理发师手中的活也不见得比儿子强到哪里去,唯有推拿、按摩一技,儿子的功夫尚未到家,不好与老子抗衡,有待长期琢磨。倒是地理知识,儿子大大地长进了。什么中国地理、世界地理、自然地理、经济地理,这个才出徒的小理发师精通得很。学艺三年,翻烂了几本地理课本、杂志、地图册。每天读报,肚中记了无数与地理有关的词汇、数据。做生意时与有知识的人摆起龙门阵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使人佩服。就是中学专教地理的教书匠,也没有他这个剃头匠来得熟。
五十年代末,方规矩下放回老家,娶妻生子,依靠手艺吃饭。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方规矩依然对地理感兴趣:每年春节期间,理发店照例关门不营业,方规矩就有计划地一个年假跑一个公社,每年他都会背上铺盖卷和干粮,餐风露宿,逐社逐队地“考察”,记录下有关地名、干部姓名、产量、工分值,十分详尽。几年下来,沿洪泽湖、白马湖的几个县城、公社都跑遍了。谈起社情、民情,如数家珍,令人称奇。到了文革时期,一夜之间,浔河镇上刷满了针对方规矩的大标语、大字报:“私自收集洪泽湖、白马湖地理情报”、“美蒋间谍的孝子贤孙”、“恶毒攻击新生的红色政权”等等。如此骇人的罪名,他岂能不被揪斗、关押?
那天我去理发是有备而往。临走时,我问“地理博士”:“美国有哪51个州?”方规矩先是一愣,接着就掰着指头,唾沫星子直溅地背了起来。背来背去,只有50个!一个不多、一个不少。他怀疑地问:“什么时候又多出了一个州来了?”我告诉他:去年美国又多划了一个海岛州。方规矩的黄脸上竟然也微微泛红。
据说,方规矩第二天就请病假,从中学借来合订本《地理杂志》和最新出版的《世界地理概况》工具书,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埋头苦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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