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文革武斗罹难者墓群：墓碑后的凄惨往事2

重庆文革武斗罹难者墓群：墓碑后的凄惨往事
2010年02月25日 11:21 南方周末 【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107条

最初产生的尸体，并没有及时下葬，他们作为对方的“罪证”，要保留下来。但时值重庆最热的时候，“大部分尸体已经变成深灰色，有些部位流出灰黑的液体弥散着令人窒息的腐气，战俘用手中的干树枝驱散苍蝇。”郑志胜说。尸体防腐的方式，便是往体内注射甲醛，然后将尸体浸泡在福尔马林溶液中。

梁自巧是郑志胜亲自输甲醛的第一人。尸长划开女孩的皮肤后，错把神经当成了股动脉，打开夹胶管的镊子，甲醛溶液没有流进那“股动脉”，而是遇阻反溅到他的右眼里。后半生里，这只右眼都一直折磨着他。

但在处理第二具女尸的时候，他已经很熟练了。注射完甲醛，让俘虏们给尸体裹上从沙坪坝百货公司购来的一匹白布，然后穿好军装，戴了毛主席像章和红卫兵袖章，把头发洗净后晾干，梳得很整齐，用一块木板安放在防空洞里，放了十多天等亲人来看了才入殓。然后有学校运去沙坪公园掩埋。

实际上在热兵器卷入武斗之前，重庆大学第二教学楼外沿江马路坎下那块平地已不够埋了。郑志胜想到沙坪公园藕塘西边的小坡上那块历史遗留的墓地。郑志胜和黄顺义带着“重大8·15”的介绍信去沙区公园办公室找到“园林8·15”的勤务员何太福，后者很爽快地就答应了。

于是在“沙坪公园小烈士墓”进门第一平台左边，包自成、李叶明、陈乐洲就顺利落葬了。第二天又把周芳英等五口棺材启出来，抬过去，埋在第一平台右边。

从墓碑上的文字推断，沙坪坝公园安埋“烈士”自1967年6月始。当时挖坑安埋尸体的，几乎全是“反到底”的俘虏。“墓地里原来的安葬的死者，除了解放军的五位烈士，其他的都被挖了出来，给‘8·15’的尸体腾位置。”曾钟说，他是最早收集墓群资料的研究者。

尸体一具具运过来，标准的程序是，挖坑，下葬，致悼词，鸣枪。起初整个坟地并无规划，俘虏们东挖一个坑，西埋一个人，仓皇之间，也并没有墓碑，就立一个木牌子，上书死者的姓名，所属单位，以及死亡时间。

根据研究者陈晓文提供的碑文资料，死亡者中年龄最小的仅14岁（2人），年龄最大的60岁。这里共有113座墓碑，掩埋有531人，其中包括404名武斗死难者。

墓碑的大小，显示着一种独特的等级制度：死者所属的单位越大，则墓碑越高。“有钱就立，立的就大。”王佑群说。——向大金，一名从郊县来到重庆参加武斗的农民，就只拥有一个小小的土丘。

1967年9月1日双方签署停战协议后，“8·15派”开始有组织地重新规划墓群。但脆弱的停火协议很快破裂，死亡生产线再次启动，于是大规模的土木工程，从1968年开始，是年造墓38座。石条、混凝土、砖块这些建筑材料，几乎都是强行从市区征用的。

直到1968年中央通知撤销两派的总部，并收缴武器，大规模的武斗才停止。但两派的基层组织保留了下来，继续运转，所以，死亡生产线一直运作到1969年1月才结束。——原因是城市的知识青年都下乡了。

在这块不大的墓园里，郑志胜们一共埋葬了四百多具尸体，绝大多数都和梁自巧一样年轻，一样洋溢着“革命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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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家田太权武斗死难者墓群作品：“遗忘”。图/南 方周末资料图

因为一双鞋子参加武斗

但很快，这些美丽的年轻人便成了尸体，送到了“尸长”郑志胜所在的防空洞里。

周家瑜并不觉得当年的武斗有什么错误。“我们当年的战斗是遵照党中央的决议，这些死去的烈士，和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中的烈士一样，是为自己的信仰献身的。”他是武斗存活者中，“坚持自己信仰”的代表人物。

当年重庆大学的大学生周家瑜、郑志胜两人卷入血腥武斗并成为一派的领导人，有很大的偶然性。

“文革刚开始的时候，我一点都不关心政治，他们到处贴大字报，又把中山路改成‘反修路’，反右派，我都不理睬。”周家瑜说。但1966年7月19日中午，他看到重庆大学的老校长郑思群被重庆市委派来的“四清”工作组绑走，那么大年纪的老人光着脚在烈日下走在水泥地上。周家瑜便决定“造反动市委的反 ”。——此前郑校长每年都给周家瑜发奖学金，周视之如父。

郑志胜加入“8·15”派的原因，和周家瑜一模一样。郑校长曾送给光脚上学的郑志胜一双鞋子。

“我是因为一双鞋子参加武斗的。”许多年后，郑志胜感慨道。重庆当地何蜀等研究者以及周家瑜等亲历者提供的武斗发展脉络是：第一次武斗发生于 1966年12月4日。保皇派和造反派在大田湾体育场发生械斗，但并无人员死亡，可是血腥却被激活。此后的半年内，长矛、大刀等冷兵器投入使用。目前有记载的死亡，发生于1967年6月。死亡事件促使武器升级，7月7日，嘉陵江大桥的一次武斗时，“反到底”派第一次使用小口径运动步枪，击伤数名 “8·15”成员。随后，武斗迅速过渡到热兵器时代。

据周家瑜介绍，重庆武斗中激战的双方“反到底”和“8·15”两派，原来属于“8·15战斗队”。在冲击政府机关夺权后，因为内部权力分配出现分歧，再加之对罗广斌等关键人物的支持出现分歧，1967年2月，黄廉、邓长春等人从“8·15”出走，成立了“反到底”派。

但即使武斗最血腥的时候，“8·15”和“反到底”的高层也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一切看起来像是游戏——周家瑜和“反到底”黄廉、邓长春是好朋友。几个人经常在一块吃饭、聊天，有事还互相帮忙。

但他们领导的两大组织，每天都在屠杀着对方。

抗战时，国民政府将全国的主要兵工厂迁到了陪都重庆，解放后全部被新政府接管；经过建国后十多年的“三线建设”备战，到1960年代中期，“重庆已经是亚洲最大的军工生产基地”（重庆学者王康语）。7月7日“桥头枪声”后，双方很快接管了包括生产坦克、高射机枪、自动步枪的各个兵工厂，于是，除了飞机、导弹之外的各式武器迅速武装了双方的战斗员。

“重庆武斗激烈的另一个原因，便在于重庆是一个移民城市。所以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比其他地方突出。”王康说，“抗战时，全国的知识精英和熟练工人，被国民政府有组织地迁徙到重庆，抗战结束时，重庆的总人口翻了数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