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当事者的文革回忆

妻子抱着我们不到一岁的女儿，铁青着脸，对我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主楼110贴满了你的大字报，你去看看吧！”听了这句话，我竟然都没有抱一抱亲一亲我还未见过面的小女儿，就颓然倒在屋中小床上。历史经验和政治敏感相加，形成活生生的残酷现实，人们就被这“噩耗”把亲情都丢失了。

　  作者：宁宗一，南开大学教授，现居天津。

　　从1963年到1966年，我两次被南开大学派到农村搞“四清”。第一次是到唐山地区的抚宁县，那是王光美的“桃园经验”诞生地；第二次已经是1965年，我和学生被派往河北衡水地区最贫困的枣强县参加“四清”工作。

　　教师下去搞“四清”，一方面是去“整”四清干部；另一方面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第一次到抚宁县鲁庄只呆了三个多月，刚刚做完“扎根串联”就调回学校。回校是为了参加城市的“五反”运动。第二次在枣强县搞“四清”，我在农村基层的生产队呆了一年多。作为工作组的一员，我和贫下中农“三同”（指同吃、同住、同劳动），和他们结下了很深的感情。

　　到1965年年底，毛泽东对陈伯达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发起大规模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听完传达后，我还在我所“包”的三、五个生产队开讲《海瑞罢官》的“反动性”。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当口，我和同学在生产队把宣传工作搞得“有声有色”，我还被工作组评为“五好队员”。不久，南开大学调全体师生回校，说是参加“文化革命”。

　　回校途中，坐在火车上，我和外国文学教研室的张光璘先生（南开中文系57级学生，毕业后留校，后调北京大学，著有《季羡林评传》）同座，我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想把在农村搞“四清”时的劲头用于再一次的“革命”中，所以就顺口对光璘说了一句：“咱们回去好好参加这场大革命！”没想到，光璘兄竟然阴阳怪气地说：“你没准就成了革命对象！”没想到，挚友一句调侃的玩笑话，竟然一语成谶。

　　当我们坐着大巴回到学校，小礼堂前已站满了革命师生。我下车后，兴冲冲地伸手要和阔别已久的留守教职工们握手，他们竟无一例外地把手缩了回去！这岂止是一种尴尬！十几年政治运动培训出来的经验，我的阶级斗争那根弦始终绷得很紧，我立刻意识到：“大事不好！”

　　胡思乱想中，我背着行李回到我的九宿舍筒子楼104室。妻子抱着我们不到一岁的女儿，铁青着脸，对我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主楼110贴满了你的大字报，你去看看吧！”听了这句话，我竟然都没有抱一抱亲一亲我还未见过面的小女儿，就颓然倒在屋中小床上。历史经验和政治敏感相加，形成活生生的残酷现实，人们就被这“噩耗”把亲情都丢失了。

　　一夜无眠，第二天到主楼看大字报。对我的大字报贴了满满一面墙。有教师写的，也有我教过的学生写的。其实我都没仔细看，但让我触目惊心的是几位署了名的，也是著名“整肃专家”写的揭发“312裴多斐俱乐部”的大字报。这赫然进入我眼球的大字报使我目瞪口呆！

　　“裴多斐俱乐部”这一称谓，对于当时中国知识界来说是既熟悉又敏感，尤其是对中文系的师生来说，“裴多斐俱乐部”是“恐怖”的。在中国，“裴多斐俱乐部”是右派势力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组织的同义语。了解到这一背景材料，人们很容易理解，在看到赫然写着“裴多斐俱乐部”大字报时我的惊恐心情。更何况，我还是其中的重要成员！

　　运动在发展，大字报对我们这个“俱乐部”的提法也不断升级，甚至于说：中文系青年教师中有一个以宁、任为首的“反党小集团”，并要在中文系搞“宫廷政变”。因为扣的帽子过大，上纲上线又太高，编织的“罪行”又离奇，据我所知，当时部分师生就怀疑这里面有太多挟嫌报复的味道。不过，我们的“俱乐部”或曰“小集团”成员，还是在这两三个月内经历了群众专政的“炼狱”。直到后来，毛泽东指示说，过去是刘少奇为了转移斗争大方向，“打击了一大片”，是资反动线。我们这些刚刚三十来岁的一色的党团员才获得解放与平反，回到了群众的队伍中。

　　对“文革”浩劫人们更多的是诅咒，这场运动的凶恶武器就是能致人死命的大字报！不少大字报来自于各级当权者中的左派人物，他们掌控着机要的档案材料。即使绝密的档案，在他们需要时也可以抖落出来。其中有不少是在当事人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编织的“黑材料”。

　　大字报究竟揭发了我们什么“罪”，又怎么构成了“裴多斐俱乐部”的“罪名”呢？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点：一是三年“困难时期”丧失了革命意志，整天进行“精神聚餐”；二是谈狐说鬼，大搞封建迷信，把宿舍弄得乌烟瘴气；三是传阅黄色小说《金瓶梅词话》，散布色情故事。今天人们看了这些哭笑不得，这算是什么“罪行”呀？但是当时在抓阶级斗争新动向时，这就是有“罪”。我们似也不能说这些事都是大字报写作者的“无中生有”。且看下面的事实材料：

　　上世纪刚刚进入六十年代，我即遭逢双重挤压，也许出于性格的弱点，也许有太多的政治因素，我从一个教师团支部副书记，骤然成了个人主义、名利思想、白专道路的代表人物。半年多团支部生活把我批得灰溜溜的。也就在这时，家庭又发生了变故，夫妻离异使我痛苦万分。从9宿舍104室搬出后，我就寄居到312室与我的两位师弟苏振鹭、郝志达为伴。

　　我和妻子离婚三年后又复婚，正是在这三年。312室的生活让我彻底感受到了机缘巧合的不可思议。我们312室的三个人都是外向性格的人，爱说爱笑，且富有亲和力。于是，在那艰苦的日子里，312室竟然是人气最旺、最富“高温度”的一间寝室。每晚十点以后，年轻的助教和研究生这些单身汉们在备课、念书之后，就会不约而同地聚集到我们那间16平方米的小屋。我们真的是一群乐观的热血青年，人人穿的都是破旧的油赤麻花的棉中山服。天天吃不饱肚子，我们也没什么怨气。如果把那时的生活搬到今天，那一定会闹翻了天。说实话，我们那时都很单纯，很要强，从不说“过分”的话，都是在默默地忍受饿肚子的痛苦。我们这些年轻教师都担任着繁重的教学任务，每天在暖气烧不热的屋子里备课。头天点灯熬蜡，第二天又双腿发软地登上讲台。即使浑身无力，我们也遵守校规站着讲课，也从不带水杯，只是中间休息时抽空喝两口白开水。从体能上来说，我们都在一点点消耗自己身上的能量。我们中间就有好几位同志得了浮肿病，连鞋子都穿不上，弯腰都困难，大便皆成羊粪蛋状。

　　正是基于生理上的需要和条件反射，每当大家聚到一块时想的、说的都是吃，吃什么最解饱，吃什么最香，吃什么最经饱……最现成的，就是想过去职工食堂的炒肝类、溜鱼片，想到猪肉馅包子和牛肉饼，这在当时就是我们梦想的舌尖上的美食了。晚上虽有“开心一刻”，但还是抵挡不住饥饿的困扰。大多时间是大家凑足了粮票和点心票买一种叫“八宝面”的吃食。用开水冲后，乘热喝了，以便带着一点点暖气好去入睡。为了加强“营养”，我们每天轮流骑着自行车到离学校四、五里路的佟楼大街一家食品店去买小豆冰棍。而所谓的小豆冰棍只是顶端有十来颗红小豆，其余都是水加糖精冻成的冰棍了。在度荒的岁月，我们仍葆有几分革命精神的。首先还是怎样把课教好，所以我们“俱乐部”成员都是好样的，把课讲得有声有色，同学也跟我们结成了深厚的感情。万没想到，我们那一点点想吃饱、想吃好的朴素幻想，竟成了后来大字报上揭发我们的整天“精神聚餐”，消弭革命意志，与党提出的艰苦奋斗的精神对着干……

　　至于谈狐说鬼，那事儿极为简单。我的室友郝志达兄，天生胆小。此时正和他的老乡、高中时的学妹谈恋爱。周末聚会后，总要装着绅士姿态送女友回宿舍，而回来时总是神色紧张。有时他的女友索性把他再送回来。这就引发了我们这些爱捣蛋的年轻人用各种方式吓唬志达。甚至把《聊斋志异》的故事对他进行鬼狐的教育。所以他确实有些“恐鬼症”。这种恶作剧不过是那个特殊岁月的一种苦中作乐的游戏，这跟宣传封建迷信等根本挂不上钩。

　　至于传阅黄色书籍更是无稽之谈，那时从哪儿弄来黄色书籍呀！把《金瓶梅词话》和“三言”、“三拍”视为色情书，对于中文系教师来说就有些不可理喻了。原本我家有一部施蛰存先生删节的《金瓶梅词话》，还是我留校做助教，又教了文学史课，我父亲才给了我。这部书我从来都是大大方方放在书架上，从未偷偷摸摸暗地里传阅。因为我毕竟知道它是小说名著，而且又是被删节了一万九千多字的“法本”！大字报上把它列为我们“俱乐部”的“罪状”之一，实属荒唐之极的故事。

　　以上三条“罪名”，不仅今天看来不能成立，即使在“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时代，它们都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内容，撑死了给自己戴顶帽子不过是一点点“自由主义”而已。

　　后来据知情人透露，我们9宿舍312是被校党委和党委办公室的负责人看成为捕捉动向的“典型”的，并撰写材料直接送呈市委和省委。至于我们在被罗织罪状后，又被内定为“312裴多斐俱乐部”，那显然是套用毛泽东批示的话。只不过，我们有幸在“文革”中的大字报中被曝光了，也算了解了一些真相。而没来得及曝光的形形色色的“黑材料”，据说不少。至于从“裴多斐俱乐部”发展到“反党小集团”，那是政治运动的合乎逻辑的发展。

　　现在，当年“312裴多斐俱乐部”的成员可谓玉树凋零。我的同室挚友苏振鹭兄已于四年前因患肺癌不治而驾鹤西去；而郝志达先生在1989年移居新西兰，不幸也因癌细胞的转移而谢世。2009年，他临别之际抱着病痛，完成了他的随笔集《不知身是未归人》的定稿工作，并命我写序，我紧锣密鼓写就万言长序：《五十年友情实录》。2009年该书正式在大陆出版，可以告慰的是，他看到了我的长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