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社会上风云变幻、流行的东西也越变越快，老百姓们紧跟“潮流”，许多东西着实风行了一番，有些东西到现在也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文革一开始的时候，“红宝书”是当时最流行，最吃香的东西。一开始，有一本64开本的《毛主席语录》，那就是很吃香的事情了。会受到很多人的羡慕。随着文革的深入，各类版本的《毛主席语录》都出来了，以后又改版成100开的小红书。扉页上的的林彪题词也变了。过去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现在增加了“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林彪为此重新书写。再晚些，又在毛主席语录扉页上增加了林彪手书的“四个伟大”，即：“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除了红宝书以后人手一册以外，各种文字的红宝书都出版了，发行到全世界。90年代，我从事外贸工作以后，就遇到过这样一位当年在美国大力推销英语版“红宝书”的台湾商人。他向我们津津乐道地谈起了当年在纽约地摊上销售“红宝书”的热闹场景，以及如何同警察斗智斗勇的故事，我们听了，连称不容易，对他的本事充满钦佩。那时候做这种生意，一本万利，但是需要勇气，他就是在这件生意上挣了第一桶金。以后成了千万富翁。除此以外，红封面的书多了起来，有毛主席诗词，毛主席照片集、毛主席自传等。相应的，城市里也变成了红海洋，大街小巷都是用红漆写上毛主席语录，以后考究的，还画上了边框，画上了毛泽东头像。
在此以后，毛泽东的像章开始兴起来了。那是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以后，经过电影纪录片，红卫兵小将戴着毛主席像章的镜头传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全国人民纷纷效仿。一开始毛主席像章是一个比一分钱硬币还要小的圆的头像。颜色是金黄色的。那是在文革开始以前就有的，随着文革的无政府状态越演越烈，制作像章又不是什么高科技活。于是各大工厂纷纷制作，一家比一家做的大，做得好。做到每家每户老百姓家里都有很多很多。想方设法觅新式像章又成了那段时间的时髦。用掉了国家大量的战备物质—铝。而且屡禁不止。以至于以后毛泽东都气愤地大声呼吁：还我飞机！上海几年以后，这些东西又不时兴了。想不到1970年我下乡以后，到老乡家里去，竟然每家每户都有一个大镜框，镜框里嵌满各式像章，真让我大吃一惊，仿佛有时光倒流的感觉。再一仔细想想，当时还在文革中，老乡们哪有上海城市里那么像走马灯似的赶时髦啊，这些东西一旦被他们寻摸到，当然会像宝贝一样珍藏着的。
文革开始不久，又出现了一件“新生事物”，那就是语录歌。诗词歌。音乐家李劫夫可就红得发紫了。他谱写了一大批什么“下定决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等等。一时间，毛主席语录歌唱遍了大街小巷，广播里语录歌，再晚些时候的毛主席诗词歌大放特放。全国一片高亢的声音。再配上当时大街上不时响起来的高音喇叭，“紧急呼吁”，闹哄哄成了当时社会的主旋律。
有了语录。有了像章，再有了语录歌，有了遍布大街小巷的毛主席语录。全国各地的早请示，晚汇报水到渠成，立即风行。并且慢慢地形成了“格式”。不少人在某块毛主席语录牌下，唱起了《大海航行靠舵手》，拿起红宝书，先放在胸前，然后向上举，先敬祝毛，再敬祝林，然后唱语录歌、读语录，最后还要唱《东方红》，早上一次，晚上一次，虔诚的很。以后到农场，还听说了他们老老少少都要跳“忠字舞”。这我们当时在上海没有遇上。机耕连我的赵世勇师傅，绘声绘色的描绘了当时的滑稽相。他说，当时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得跳忠字舞，谁敢不跳啊，我冷眼看到那些七老八十的老太太，也得跳，跳的那个难看啊，简直就是一个“僵尸鬼”，心里好笑，又不敢笑。描绘出当时的那番愚民景象。
再就是革命歌曲大家唱了。六六年夏天以后，各类文艺小分队应运而生，一开始在大街上是配合文革气氛而创作出的歌曲。什么“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的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滚滚滚，滚他妈的蛋。”这些粗话、脏话都进了歌了。让我们惊诧不已。以后大概不少宣传队都经过了高人指点，经过了反复排练。水平明显就上去了。不论是街头表演，还是专场演出，都水平很好。那时候的宣传队里，京剧清唱《都有一颗红亮的心》。英雄儿女里的插曲《烽烟滚滚唱英雄》，还有《亚非拉人民要革命》等几个节目，那是每个文艺宣传队的保留节目。这时候，这些节目比较吸引人，男女老少看得津津乐道，眉开眼笑。在那段文化沙漠时期，着实给了我们一些快乐的时光。
那是在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以后，毛主席本人罕见地穿上了军装，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从那以后，穿军装、戴军帽成了全国人民的时髦服装。无论大街小巷，一下子涌出了无数戴着军帽、穿着军装的男女青年。就像今天穿牛仔裤那样普遍。这种现象持续了整个文革，甚至在文革结束以后的多年里，一些地区由于生活水平低的原因，也始终穿着这些淘汰的军服。在当时，凡是高干子弟，或者是与军人有关的人员，都想方设法地得到这些东西为荣。为了这顶军帽，我也动足了脑筋，好不容易从二哥的同学那儿得到了一顶军帽、一条武装带，神气地戴在头上，扣在腰上。可是，好景不长，一次，我到上海火车站去送亲戚。武装带就在人挤人的过程中弄丢了。心疼了我不少天。再到冬天时，上海刮起了一股抢军帽的风。这些抢军帽的颇有水平，真假军帽一眼就能认出，专抢真军帽。于是我那顶军帽也在一个晚上不翼而飞。抢帽子的人像一阵风一样从我身边跑过，还没有等我回过神来，头上的帽子就已经没有了。再等到我感觉头上一凉时，抢帽子的人已经无影无踪了。于是，我文革中跟风学戴军帽的日子就一去不复返了。 停课以后，无所事事的小青年对文革初期的恐惧过去以后，上海街头练石锁、练摔跤的人多了起来，摔跤技艺不断提高，摔跤圈子里也出了不少圈内“名人”。大家对待这些人崇拜有加，就像今日的粉丝崇拜明星。我们班里也有不少人学起了摔跤。于是，学校里课间休息时，不少人立即到操场上去摔跤，各种摔跤动作层出不穷，摔跤摔得好的人确实有两下子，技巧很好。吸引了同学的浓厚兴趣。由于这类活动总是平时比较调皮的同学练起来更起劲，这引起了带班郑老师的不安，恐怕这些孩子管不住会惹出事情来。于是动了脑筋，请了他过去的学生，当时是“上体司”的人到我班级作报告，连带震慑班上调皮同学。“上体司”在当时风头正健，是孩子们心目中的“英雄”。那天，两个被老师请来讲课的“上体司”青年，确实是膀大腰圆、肌肉发达。他们对班上的同学讲了不少武德。教育大家练身体可以，但不要欺负弱小的正面道理。又因为事先得到过老师介绍，演讲结束以后，特意把班上自认为胸肌发达的沈XX叫起来，问他：你感觉怎么样？身体结棍得很吗？吓得那个同学站起来，连连否认。你还不要说，这么一震，班上的调皮同学果然老实多了，我们班没有离开小学以前，确实没有发生过斗殴事情。看来老师的震慑是起了作用的。 全国大串联结束以后，面对眼花缭乱地武斗，我们里弄里的绝大多数学生一般都采用了逍遥方法，对参加运动不起劲了。当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工厂的造反派的实力开始显现。到1967年的时候，先是批“反动血统论”，后是抓“联动”。红卫兵运动已经成了强弩之末。我们和大多数学生一样，尽量在家里呆着，轻易不敢出去，怕闯祸。我们家原有的花线活，也把我们大部分时间栓在家里，这一来，我的母亲还是比较放心的。小青年呆在家里时间长了，总想找些事情做。于是，大哥去同学处借了一个手摇唱机，借了好几张老式唱片，边干活，边听广东音乐。什么《步步高》啊，《绣荷包》啊，《彩云追月》啊，等等。这些美妙的广东音乐，听得我们心情舒畅，也忘记了当时动乱的处境。按理，这些音乐在文革以后就不能听了。但我们住在平民窟里，没有人管这些。听得很安全。最后也没有惹出什么祸事。 相应的，在里弄里，象棋、军旗、扑克开始大行其风。在小青年方面，当时最兴的是军旗、或军旗四国大战。像以上这些娱乐活动，就是在文革中，也不能算不健康活动。弄堂里无所事事的青年们，从早上开始，就投入紧张的“战斗”。中午吃饭也不停顿，家里人多次喊吃饭了，实在无奈，都是暂时找看棋的人顶一下，回家盛了一碗饭，上面放几筷子菜，马上就赶到“厮杀”战场。而吵架也往往是在这时候发生的。盛饭的人在这么几分钟时间里，看到临时顶下棋的人，下错了他心目中应该下的棋，于是就开始骂人，骂人家是“臭棋”，把他好好的一盘棋下坏了。顶替之人当然不甘心，理直气壮地骂当事人没良心，好心好意下的一步好棋，反倒被骂。于是，双方激烈争吵，在下着一盘棋的人，以及看棋的人听得实在不耐烦时，立即七嘴八舌地劝说，好容易一场争吵才平复。好在，不管吵得如何激烈。下棋的第二天照样下棋，看棋的第二天照样看棋，一般不耽误。也不影响平时的友谊。 文革开始以后，隶书开始在报纸、刊物上大量出现。我被这种漂亮字体迷上了，决心学习。于是，每天晚上，干完家里的活以后，我开始自学隶书，两个哥哥捧着学校图书馆偷来的各类小说，静静地观看。在那纷乱的年份里，颇有“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安宁
1966年的秋季，一次，听人带口信来，我们在西郊墓地安葬爷爷的坟地被红卫兵破四旧挖掉了。在那疯狂的年代又有什么办法呢。父亲心情很沉重，就用一个休息天，和我一起走到西郊的公墓去看看，略尽心意。当时虹桥路两边还都是农田，一路上我看到每户农户家里，起码有两三台载重自行车，特别羡慕。从此有一个印象，郊区农民比上海市民生活条件好多了。我们家没有自行车，当看到有自行车人家的小孩因为个子矮，用脚在三脚架里来回倒腾，就能把自行车骑得很好。非常羡慕。想着也有那么一天，能学会骑自行车。1966年的秋季，按理是我们应该上中学的时候，但由于运动，我们被搁浅在学校里。正是我们空闲的时候。于是我们就想方设法学骑自行车。从同学中有自行车的父母、哥哥姐姐那儿借来车学习。有时在偏僻的马路上，有时在学校的操场上，有时还到人民广场去学。不久就学会了。不仅学会了，还学会了花样。比如：飞车、摒车等。当然，由于人矮，个个都只有1米50上下，颠起屁股骑自行车还是很费劲的。那时候，学骑自行车也成了风气。不少同学都在那时学会了骑自行车。 到了弄堂里开始兴军棋四国大战的时候，我听到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哥们，嘴里总是哼着什么“临行喝妈一碗酒”啊，“鸠山设宴和我交朋友”的。我感觉奇怪，这是什么歌的歌词？终于有一天问了他才知道，这是京剧“红灯记”唱段。这才又让我注意到现代京剧这个领域。当时就有智取威虎山、海港等，包括北京的红灯记等等现代京剧。于是，业余时间我又学上了现代京剧。我学这些东西很有条件，时间很多。原因是，我可以一边在家里干活，一边收听此类剧目。边学边唱。多听几遍，也就学会了。以后为了精益求精，唱得尽可能准确。我又开始攒钱购买此类书。一本红灯记主要唱腔本要两毛钱。我就攒了近一个月。买了这本心爱的书籍。然后逐句逐段地校正我的讹误，弄懂了广播里听了感觉模糊的不少盲点。在此基础上，反复收听《红灯记》全剧播放。那时候广播里也没有其他更多的节目了。除了革命歌曲，就是现代京剧了。什么叫烙印？这就是烙印。你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免不了要打上那个时代的印记。在此基础上，我乘胜追击，在几年的时间里，攒了钱就买京剧歌本，一本京剧“海港”，既有全剧剧本，又有主要唱段歌谱。要三毛五分钱。这对当时的我来说，可谓巨款。于是我想方设法找到了一个活，就是帮浴室运蒸馏水到江边的船上去，两手拎两个，每个大玻璃瓶足有二十斤水，还没有算上玻璃瓶本身的重量。三四个人装满一船。我们这样的小工可以拿到一毛钱。大约半个小时左右。拎着两大瓶蒸馏水，踏着岸上与船连接的踏脚板，咬牙经受了这样的重体力活四次，我就可以买上一本书了。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赚来的钱买书，我认为值。如此这般，我继买了《红灯记》以后，又陆续买了《海港》、《智取威虎山》、《沙家浜》、《奇袭白虎团》，以及《龙江颂》。从1967年开始系统自学，一直到1970年下乡。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剧的每一句台词，每一段乐曲，我都可以滚瓜烂熟。一句不拉地学出来。自说自唱、乐在其中。这纯粹是个人爱好，它充实了当年我的业余生活。 这时候，家里也开始热闹起来了。配合文革后许多家庭第一波做木工活的浪潮，我们两个哥哥也开始行动起来。许多人家都打碗橱，淘汰过去矮小的竹碗橱。而我们家缺堆放衣物、杂物的家具。在母亲支持下。我们的目标是打一个五斗橱。当时，卖木杂料的店很多。我经常跟着两个哥哥，按照他们算好的方案，采购各类木料。当时的木料店，国货路有一间，大林路有一间，陆家浜路上的缝纫机台板厂也有边角料买，还有一间是在中华路东门路口。至于好的五夹板。要走到延安路上海音乐厅对面。那儿专供夹板。一张两米二长，一米多宽的五夹板要2.16元。质量很不错。采购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就要动手打“五斗橱”了。当年干这个活，我们很有条件，我们的左右邻舍都是新时代木器厂（以后合并为上无29厂）的老木工，借个工具啊，请教个问题啊，都很方便。好几个月以后，我们打成了四个方凳。一个硕大的五斗橱。它是双门的，只有门内有一个抽屉。躲开了做抽屉的技术难点。我们还到玻璃店配置了一面五斗橱镜子。等到木工、油漆活全部完工以后，最后一道工序就是安装镜子了。谁知道由于五斗橱门幅大，镜子长，我们的木工水平又搭浆，两边安装镜子的木轨道不一致。镜子安进木轨的一刹那裂开了一道十几公分长的缝。全家人那个心疼啊，一块玻璃要五六元钱呢。母亲当场就心疼地哭了。好在裂缝不长，大哥急中生智，运用他的图画功底，在破裂的镜子处用彩色油漆画了一串玫瑰花，俗是俗了点，但遮了丑，不算太难看。母亲看到不用再花冤枉钱了，终于破涕为笑。这个五斗橱在我家用了好多年。一直到1992年，才淘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