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大军阀张作霖脱去戎装，换上长袍马褂，跑到辖区各个学校，给老师们打躬作揖，说自己没什么文化，教育下一代，全靠诸位老师辛苦了。而像张作霖这样关心教育的军阀，还不止他一人，主政山东的韩复榘是一个，主政山西的阎锡山也算一个。
韩复榘以大老粗著称，也是搞笑大王。一次，韩复榘到济南一所学校给学生们作报告，他说:“同志们、老头子们、老太太们、大学生们，二学生们、三学生们、大姑娘们:你们好，俺也好，咱们大家都好。今天天气很好，俺十二万分地高兴，俺特地从山东赶到济南来，俺是没啥文化的，是从枪杆子里爬出来的……今天谁没来听演讲？没有来的请举手。好，都到齐了。今天俺的报告有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俺讲了你们也听不懂，俺就不打算讲了。第二个问题很长，要讲四个小时，今天时间来不及，俺就不讲了。第三个问题（他用手摸了摸上衣口袋），对不起，俺的讲话稿没带来，还在秘书处，俺也不讲了。下面接着讲第四个问题，就是讲讲怎么做事。俺想，一个人做事，先要决定他的大前提，比如咱的马，只有后面两个蹄子，没有前面两个蹄子，它会走吗？”
最后一句，虽然也很俏皮，但却让韩复榘歪打正着，说到了点子上。比如说用人问题，韩复榘就有个大前提，用正人不用歪人。他走马上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后，便把一些术士、僧道类人物，统统请出了衙门，取而代之的是新派文人，如大名鼎鼎的何思源、梁漱溟等等。
韩复榘是由河南省政府主席平调山东的，新省府班底，基本上都是他从河南带来的，只有何思源来自南京方面。韩复榘与何思源最初的关系，不难预期。韩复榘也许是为了给何思源这位钦定的人物一个下马威，就声言要省财政削减教育经费。何思源闻之，怒气冲冲地找到韩复榘，说教育经费不但不能减少，以后每年还要增加。何思源指出:“这不是我个人的事，事关后代青年。主席要我干，就得这样安排；不叫我干，我就走人！”身为一省最高行政长官的韩复榘，不仅没有被触怒，反倒起身安慰何思源，说:“省财政绝不欠你的教育经费，尽请放心！”
韩复榘在山东主政七年，山东的教育事业不仅不落人后，且发展迅猛。就是教育工作本身，韩复榘也总是放手让何思源去做，他从不横加干涉，更未向教育界安排过一个亲信。这也许就是让何思源敬佩的地方。1938年，蒋介石为铲除异己，杀了韩复榘，成为民国第一冤案。此前，蒋介石为搜罗韩复榘的罪名，曾召见何思源，开口便问:“韩复榘欠你多少教育经费？他又是怎样卖鸦片的？”何思源面对诱导，他不是落井下石，而是直言相告:“韩复榘从未欠过教育经费，也并没有出卖过鸦片。”这何止是一句证言，直接就是对韩复榘人格的标榜与尊重。这尊重，来自于韩复榘对教育的言而有信。
再说说阎锡山。他与韩复榘最大的不同，那就是主政一省的时间特别长，他执掌山西达38年。阎锡山曾留学国外，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在治学方面，卓有成效。因此，山西当年的教育，被称为中国教育的典范。阎锡山办教育，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搞好山西经济的基础上，率先在全省实行中小学免费义务教育。自1942年开始，山西全境适龄儿童入学率，每年都能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这个百分率，即使是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更何况，中国的这一历史时期，正值抗日战争。在一个战争频仍、离乱不断的环境下，一省的入学率还能达到这么高，作为后人的我们，除了感佩，还是感佩。（据《青年文摘》魏得胜/文）
延伸阅读:张作霖办教育慷慨解囊 摘自《 辽沈晚报》 作者:康艳华
张作霖主政东北期间，要求各县每年的教育经费务占全县岁出总数的40%，并将此标准作为考核各县知事政绩的内容之一。
为办东北大学，这位视兵为命的军阀说:“宁可少养五万兵！”
有人评价他“知用民财设立大学，培养人才……是国内其他军阀所不及”。
师长上书总统，不谈军事谈教育
1915年2月，张作霖上书大总统袁世凯，专门指出奉天教育存在的种种弊端，并提出了整顿的措施，建议对学校加强管理。其时，张作霖仅是奉天城内小小的二十七师师长，虽说握有重兵，但无论如何与教育是扯不上边的。
张作霖在条陈中首先指出，奉天办学存在两大弊端:一在靡费过多，得不偿失；二是教授不得其人，仅是坐拥虚名，缺少实际才干。另外，他还提到，办学偏重于高等小学，忽视初等小学，使师范毕业者不愿到初小就教。初小既缺乏良师，而毕业者亦无从升学。
张作霖的条陈马上引起教育部、国务院乃至大总统的高度重视，肯定该条陈所指皆为症结所在，大总统命国务院将该条陈转交教育部查照。
对于第一条，教育部“已于本年二月十九日通令各省斟酌地方财力，体察人民生活状况，竭力撙节，以杜虚糜”。对于第二条，教育部批道:“现在小学之必待整顿，亦诚刻不容缓。整顿之法，当从力节靡费，严定教员、管理员资格入手。庶使不能胜任之教员、管理员得以大加淘汰，于教育前途乃有澄清之望。”
4月9日，教育部训令各省民政长遵照办理。教育界闻之欢欣鼓舞，却不知此训令源自于一个远在东北、并素有“土匪”之名的赳赳武夫。
下令:教育经费务占全县岁出总数的40%
1916年，张作霖出任奉天省长。上任伊始，即在一份教育条陈上批示:“学务为造就人才之所，振兴国家之基，关系最重，而奉天又处特别地位，若不从整顿教育入手，更无以希望。”看到省长如此重视教育，已停会两年多的奉天省议会马上重新开会，专门研究奉天的教育问题。会后，便将议案交给了张作霖。对于这一议案，张作霖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并责令省署教育科制订整顿办法。
教育经费的短缺一直是制约奉省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对此，张作霖认识深刻，他认为，必须把教育经费问题当作首要大事来抓。因而，他于1916年10月28日，训令各道尹重申省令，严责各县知事增加教育经费，要求各县每年的教育经费务占全县岁出总数的40%，并将此标准作为考成各县知事政绩的内容之一。1918年12月，他再次重申学款应占岁出40%的标准，并严订办法，如“今后各县知事仍不实行办理，即以废弛学务论，照地方兴学考成条例予以相当之处罚”。
除此之外，张作霖还注意教育经费的合理使用问题，为防止挪用、侵占教育经费的情况发生，督派专员赴各县调查教育经费的使用情况。
视学相当于学监，在教育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严格视学制度，防止积弊产生，1917年7月6日，张作霖再次训令各道尹，在暑假期间完成各县视学调整撤换工作，规定视学不得连任。 1918年3月9日，他还训令视学不得受人供给，如遇招待应酬之事，“固宜婉言谢绝，藉保廉洁”。
除以行政命令加强教育管理外，张作霖还懂得运用法律武器来完善教育管理。在1919年10月，奉天省教育厅成立之前，由张作霖亲自过问而制订出来的关于奉天教育的地方法规就有二十多项，涉及教育行政，教育视导，教育经费，初、中、高等教育，师范、职业，社会教育等各个方面。这点恐怕是其他北洋军阀所无法比拟的。
请办师范，张作霖大笔一挥:准
1916年12月6日，奉天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校长孙其昌、奉天省立第二中学校长董宝麟、奉天省城第一高等小学校长魏福锡呈文给张作霖，建议派员赴吉、黑两省，协商联合向教育部争取设立东三省区域国立高等师范学校事宜，以培养中等以上教育人才。张作霖看完，当即大笔一挥签了个“准”字，并立即派孙其昌前往吉、黑促成此事。
1917年1月9日，张作霖以个人名义致电教育部，请设高等师范学校。电中将与吉黑两省商议的结果作了详述，提到两省已同意，协款三万元，并请教育部“先行允准”。但教育部以“于国立学校计划有违”为由，未批准。
3月17日，张作霖又直接给教育总长发去咨文，进一步强调在奉省设立高等学校的必要性，并表达了举办高师的迫切心情。由于张作霖的积极争取，教育部初步同意将计划之内的最后一所国立高等师范学校设在奉天。
1918年12月1日，奉天国立高等师范学校正式成立。开学典礼上，奉天政务厅长史纪常前往宣读了张作霖的祝词。
今天，师范类院校学生免收学费，每月还有补助。但却很少有人知道，早在张作霖时期，奉天的师范学校就已免收学费了，而且还发给伙食费，这些费用全由奉天省政府买单。人们常说，没有免费的午餐，可是奉天的师范学校不仅有免费三餐，而且标准还不低呢。例如奉天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伙食早餐为大米粥、咸菜；中午大米饭、四菜一汤，两荤两素；晚饭四菜一汤，皆为素菜。星期六午餐改善伙食，有坛肉、木须肉、烧黄花鱼，烩海参等。另有其他如沈阳高等师范学校，伙食也是非常丰盛的。
此外，为确定奉省师范教育的施教方针，张作霖于1918年2月15日，特召集全省师范校长来奉天，使其交流经验，“互换知识”，谋师范教育日臻完善。会议形成议案近二十个，张作霖一一审阅、下发，令各地方议复并遵照执行。
张作霖强调“学以致用”
职业教育是培养实用性人才重要而有效的途径。但在1915年以前，由于对职业教育缺乏认识，奉天省职业学校仅有8所。这远远满足不了对实用性人才的迫切需求。张作霖统治奉天之后，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职业教育，取得很大的成绩。
1916年10月27日，张作霖颁发省教育会决议案给各道尹、县知事，令其遵照执行。决议案指出“中国兴学十余年，毕业生千万数。其优异者，赫耀里闾，平庸者或执教鞭，或事庸书舍，余则无业可操，学校多一毕业学生，即国家增一无业游民，贫累家庭，贻讥社会。考其主因以学校教育纯属空谈，遂致积弊日深，几乎不可挽救。”“中国欲富强，必以职业为基础，各校添授职业教育，实为当务之急。”
张作霖所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加强课余时间的职业教育，将职业教育寓于普通教育中。为此，他特于1917年12月2日训令各道尹、省辖各学校，强调学校教育务注重实用。要求“所有中小男女各校，对于图画、手工、算术各课程，毋徒专求美观，务当注重实用主义”，以使学生全面发展。
他还派人对全省的职业教育状况进行调查摸底，以了解各地方究竟需要何种人才，何种职业最受欢迎等情况，以便制定实施职业教育之标准。张作霖还指定办理职业学校专款抽收园圃捐，用作此项专款，使奉省教育的发展有了可靠的经济保证。
在张作霖的一再催促下，各地方加紧进行职业学校筹建工作。到1929年，全省的职业学校总数达45所，省立6所，县立39所，在校生4798人。
鼓励青年出国留学
1916年夏天，张作霖下令对奉省20个县的留学生进行调查统计，看奉天省到底派出了多少留学生。当他发现整个奉省在日本留学的仅有68人时，张作霖摇头了，这也太少了，不够用啊。于是，张作霖于1917年6月和12月，分别派出两批公费留学生，入日本高等预备学校学习。这些留学生真给张作霖争气，两年后，就有26人以优异成绩考入日本官立学校学习，居全国第二。到了1918年，仅仅两年之后，奉省的留日学生即达150余人，翻了一倍还多。等到1925年，奉天省已有232名留学生到外国学习。
为便于掌握留学生情况，张作霖还特派有经验的经理员到日本，对留学生加以管理，制定《奉天省管理留日学生暂行规则16条》，要求必须遵守。 1919年日本物价飞涨，留日学生在生活上遇到了一些困难，为使学生安心向学，张作霖下令对公费学生增加学费额数，对自费生由教育厅制定了《奖励自费留日学生办法》、《奖励留日专门大学自费规程》。规定自费生考入奉省指定的专门大学，学习指定学科者，给予额定的奖励金，奖金额数根据所在学校学科程度、地方生活状况和学年考试成绩，分为甲乙丙三等，分别每年给日金600、500、400元。
1917年-1928年，为培养军事人才，张作霖先后派出200余名留学生，去日本、法国各军事专科学校学习，如日本的陆军大学、步兵专门学校、骑兵专门学校、炮兵专门学校、航空专门学校，法国的毛兰纳和高特龙航空专门学校、法国陆军学校等。这些人回国后，均被委以重任，成为奉系的骨干，如何柱国、邹作华、杨正治、盛世才、徐英、孙铭九等人。
同时，为发展东北经济，增强实力，张作霖还向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奥地利、瑞士等国派送理科、工科、机械科等各类学科人才600人。这些人员学成回国后，由教育厅逐一考察学生，酌量提出任用意见，张作霖亲自审查批准任用，基本都被分配到重要部门，为奉省的经济建设作出重要的贡献，东北才能有了张学良统治时期的十项全国第一。
张作霖统治时期，还特意选派一些女学生出国学习。 1923年，奉天省教育厅指令驻日经理员蔡多祥，调查选择在日留学的女生，视情况给以奖励。奉天省黑山县女子周淑清伴黎元洪之女黎绍芬赴美留学，于1923年远隔重洋向张作霖条陈，“奉省于刷新百政之中，有遣派女生留学西洋之必要。”对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女子的条陈，张作霖也非常重视，在批文中写道:“仰教育厅查核办理具报。”
宁可少养五万兵也要办东北大学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在整军经武的同时，再次狠抓教育。他欣然采纳奉天省长王永江、教育厅长谢荫昌的建议，创办东北大学，并对王永江说:“我没读过书，知道肚子里没有墨水子的害处，所以可不能让东北人没有上大学求深造的机会，岷源(王永江的字)，一切事我都交给你了，开学越快越好。用钱告诉我，不管多少，我宁可少养五万陆军，但东北大学是非办不可。”
成立东北大学本是中国自己的事情，可是日方得悉东北当局要自己办大学之讯，日本驻奉天总领事竟公然向王永江提出“劝告”:“听说你们要办大学，那可不容易呀！又费钱，又没人。你们要读理工科，我们已有‘旅顺工科’；你们想学医，我们早有‘南满医科大学’；你们愿学文法科，也可以派留学生到帝国大学去上学，大日本政府将予以优待，给予官费补助。你们何苦自不量力，自寻苦恼，而去自办大学呢？”王永江当即将此谈话报告给张作霖。张作霖听后，十分气恼:“妈拉*****，他们越是反对咱老张办大学，咱们就是非办不可。得快办，要办好，快出人才。”
1923年4月26日，东北大学正式成立，校舍暂用位于省城大南关的高校和文专两校旧校舍。后于北陵购置500亩地，开始动工兴建新馆。购地款除外，东北大学的基建费用即达奉洋600万元。 1925年，新校舍建成，其规模之大，功能齐全，在国内亦是首屈一指。
除兴建校舍外，奉天省长公署还在北陵附近划拨官地200亩，拨款280万元，兴办大学工厂。这种大学设附属工厂，既顾及学生实习，又保障经费来源的模式，也是当时国内其他大学所没有的。东北大学另有植物园地100亩。这样，整个校园面积达900亩，是当时国内最大的校园。可见张作霖的建校计划，是相当宏伟壮观的。
东北大学常年经费在各大学之中也是首屈一指。北京大学当时的常年经费是90万银元，南开大学40万，清华大学虽有庚子赔款补贴也只有120万。奉天省财政向东北大学的投资巨大，经费每年160万，人均为奉大洋800元。
东北大学开课后，在聘请师资上存在一些问题，有些外省学者不了解奉省财政状况，唯恐来东北大学教书，月薪用奉票发给，一旦奉票贬值，必至影响收入，因此不愿应聘。了解此情况，张作霖当即作出决定:“凡大学教授等薪金，一律用银元发给，并不许拖欠。”为吸引一流学者来此任教，东北大学所设定的薪金和待遇相当优厚，甚至高于国内的几所知名大学。以教授为例，北大、清华教授月薪300元，南开240元，东北大学则为360元。后期章士钊等人竟高达800元。东北大学还为教授们盖新村，建别墅，安排宽敞舒适的住宅。教授们回北京探亲，还予以报销往返路费。这与当时国内战争情况下，各校教授欠薪、减薪为常事形成鲜明对比。
有了梧桐树，不怕引不来金凤凰。东北大学的这些优厚待遇，引来了当时许多的知名教授前来任教。据东北大学1928年的统计，在其128名职教员中，留学归来的有77人，其中11个博士、37个硕士、29个学士。而且他们其中大部分留学美国，毕业于美国的一些著名的大学，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乃尔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其余40名即使没出国“镀过金”，也是毕业于国内一些知名的高等学府，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等。其教授阵容之盛，远非其他大学可比。
东北大学的教学设备在当时国内也数一流。东北大学的实验仪器和机械，诸如物理和化学仪器、工学机械、动植物标本、图书、工厂设备，几乎无一不备。而且大都购自国外，比较先进，这在国内名校中也不多见。据1926年的统计，学校藏书共33164册，各类仪器标本共13516件，以及价值达86. 53万元的机械设备，为学生阅览、实验和实习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至二十年代末，东北大学己是国内学生最多的大学，教授300人，学生3000人，而当时北京大学也只有学生2000人。
最初，有不少日本人不相信张作霖会把东北大学办好。可是，日本学者新岛淳良在参观东北大学之后，也不得不说:东北大学的实验设备是第一流的，教授薪金也比国立大学高许多。其教育水准“高于日本在满洲开办的高等教育院校”。
除东北大学之外，张作霖为培养交通人才，还于1927年用北京交通部名义，在锦州建立了“东北交通大学”。这同样引起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满，怕张作霖办好铁路事业，影响日本南满铁路的收入。所以当时的日本驻奉天的总领事吉田茂，曾向奉天省长莫德惠提出“要求中国方面反省修建培养铁路人才”，否则将诉诸武力。面对日本的警告，张作霖微微一笑，不仅未加理睬，还加快了建校的步伐。
孔子诞辰日素装拜师
张作霖主政东北期间，不仅致力于办各类学校，而且经常慷慨解囊，拿出自己的私财投入到教育上。
1921年10月，教育部发出文件，对自费留日学生因故要求公家借费者给予遣送回国，并订有遣送回国办法8条。张作霖听说后，大骂一通，自掏腰包，拿出10万元汇给这些与自己毫无关系的留学生，以解燃眉之急。
据傅国涌所撰写的《司徒雷登在中国办大学》一文中介绍，司徒雷登在北京办燕京大学，到处筹款，给他大力支持的人中就有张作霖。他第一次去奉天见张作霖，是在大帅府的老虎厅内。张作霖听了他的介绍后说道:“你办的教育事业本来是应该我们中国人自己做的。现在你做了，我十分感谢！”张作霖当场捐款五千大洋。以后，只要司徒雷登开口，张作霖总是慷慨出手，从不推托。傅国涌还提到，张作霖还把他的第三子张学曾送到燕京大学读书。
另据曾在吉林做过校长的李鼎彝(台湾作家李敖的父亲)回忆说，每当孔子诞辰日，张作霖都会脱下戎装，穿着长袍马褂，到各个学校给老师们打躬作揖，坦言自己是大老粗，什么都不懂，教育下一代，全仰仗各位老师，特地赶来致谢，云云。
作为一名靠武力打天下的大军阀，能从购买枪炮的钱款中拨出大笔经费来办教育，确实让人刮目。看来，张作霖多少还是懂得一些教育与国计与民生的关系。
如今，当年东北大学的学生多已作古，他们的后代讲起父辈的经历，多说其父当年在张学良任校长的东北大学学习，却少有人知道，当初创办东北大学的是老帅张作霖，而不是少帅张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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