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次给国内朋友通话，用的是唐人街的廉价电话卡，通话质量不错，但还是出现了误会。我听朋友问我，是不是在英国打零工？出于对友谊的忠诚，我毫不犹豫地承认了自己在英国有段时间，失业兼创业，还去洗过碗。
问题却没有这么复杂，或者说，这么简单。
自我审查到海外
电话聊天继续。朋友纠正了一下，说不是打零工。我才明白原来朋友只不过是向我求证，是否加入了一个著名的准宗教团体。
我迅速否认了这点。虽然我一般在求职申请表格中，宗教信仰总是填写“不便说明”，但是因为来自基督教家庭的背景，我不会加入其它宗教。
但是什么原因让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有这个印象。我猜测可能拜我的专栏和评论文章所赐。它们常常被不同的背景网站转载，很容易被认为是某种代言，特别是这样一个只看标题不看内文的时代。
因此，对于自己种种被解读的形象和立场，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随它便。最近因为写了温州动车事故，朋友告诉我被转载很多，一些老乡都提到了它，于是想起来怎么在海外谈中国的问题。
很多年前，我还在布里斯托，沉溺于喝大酒的周末爱好。有一位上海中年男，常常加入我们的酒局，老哥处在奔五之年，离妻弃女，在海外一年，与我们一帮小年轻混在一起，常常贡献早年如何去大学找女大学生的风流逸事，以佐酒兴。我们也投桃报李，常常给他一边打电话，一边放A片，问他身体上有什么反应。
即使这样胡闹，酒到深处，老哥却总有几条底线，始终醉不倒。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自己在海外恪守一条准则：从来不说中国一句坏话。
看着他特别严肃的眼神，我没有问为什么不说。因为我感觉很多人会有一两条很独特，不系统的信念或者趣味，因为这些信念和趣味的存在，他们常常觉得自己的人生和生活至少不是一塌糊涂，或者自己并非一事无成。这样的信念，我也有。
因此，我觉得把讨论引入这样的话题，就好像有意无意地挖别人的墙角，说不定掉下的砖头，还砸了自己的头。这么多年，我一直记得那位老哥说话时候的神情，眼神精光四射，有种烈士就义的决绝，透出一种无可质疑的人生经验。
还有让我一直记在心头的原因，就是我说了不少关于中国的坏话。
如何不说坏话
不管在哪里，只要你还说汉语，写中文，你躲不开中国这个话题。我在不同阶段，都会统计一下自己最近使用中文和英文的比例，至今前者要高出后者很多。甚至，我在洗澡的时候，都会突然问自己，现在你是用中文，还是英文在思考。很遗憾，大概98%的时候，我都是在用中文在想，在构思，在计算。
虽然中文统治着我的思维，但在在海外，至少提供了一个能够互相比较的视角。不久前，有位朋友约我的稿子，希望谈谈德国毒黄瓜事件，最好比较谈谈中外食品安全问题，我当时答应的时候，有点犹豫。
很快，因为事情太多，快两个月过去了，这篇文章没有写出来。我于是写信道歉，说我很忌惮“中国不行，其他国家也好不到哪里去”的比较方法。一个政府，一个人，一个国家也好，不能够这样比烂，而是应该向善。一点点事情的做成，往往用力十分都不见的有效果，一开始就“比烂”，只会让人连做的兴头都没有。所以我不是很喜欢写一些有点思辨色彩的淡妆五毛文章。
与比烂相反，自然是比好。其实很简单，在毒黄瓜事件上，无论在写作技术上，还是在正常人的逻辑上，我不可能论证出中国在食品安全上，做得比德国好，你能吗？
在好与烂之间，有一个中间派。最近动车惨剧，一直牵动着我的心境。对于动车或者高铁比较，在媒体上很热门。众声喧哗，有理解中国派，有批评中国派，凡是鼓吹理性、建设性的，总是会得到很多赞许，不管说的是否对错，总是很讨人喜欢。相反，激愤之士，常常因为往往先声夺人，结论下得快，一旦遭到了后续细节的否定，往往被人视为幼稚病。
然而，我的经验告诉自己，没有充分透明的事实之前，任何讨论，都会变成陷入吹泡泡，头几个挺漂亮，但是肥皂水，越吹越稀，最后吹一个破一个。
没有事实和细节，所谓理性，往往变成了“理性地拍马屁”，所谓建设性，用在了“建设性吹捧”。现在，我们最缺的就是事实和细节，却连一个小小的人大听证会，都不敢召开。
既然躲不开中国，又无力说好话。鉴于目前，中国政府不能随便得罪，中国人民常常被得罪的实力对比，我打算以后就拿“民族性”开刀，你觉得我可以这么做吗？请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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