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欧金融资本的异化

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左小蕾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2012-02-20 (www.ftchinese.com)

【编者按】本文是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为FT中文网撰写的评论金融危机与资本主义系列文章的第一篇。我们将在明后两天发表该系列的后两篇文章，敬请关注。

2008年美国爆发大规模金融危机，引发全球经济衰退，2010年欧元区爆发全面债务危机，引发全球经济的再次震荡，灾难源头各国经济至今还未见回天之力。

与此同时，屡遭危机冲击的新兴市场国家，不但率先走出了危机阴影，而且保持了稳定的经济增长态势。世界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接二连三的危机和新兴市场国家的稳定，引发了“自由资本主义失败”和“国家资本主义崛起”的议论，可简称为“失败论”和“崛起论”。

资本主义真的挖掘了埋葬自己的坟墓？资本主义向何处去？国家资本主义是世界的未来？探讨这些问题的正确答案，事关未来国际经济的新格局、新秩序，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向。

笔者认为，问题的探讨应该从美国危机和欧债危机的根源出发。“失败论”把危机简单归结为“资本主义”的问题，某种程度上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论”的翻版。

笔者认为，危机爆发不是根本的资本主义制度的问题，不是“主义”的问题，而是“资本”被异化了。

“资本”的问题出在哪里？资本本应推动实体经济增长，但这一模式被利益群体挟持，以致误入歧途，变成了以金钱货币游戏导向虚拟经济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动摇了经济的基础，导致经济大厦的崩溃。选票政治也是美国危机特别是欧债危机的主要病原体之一。准确地说，美国危机和欧债危机代表被异化的资本主义的失败，国家资本主义必须防止被异化，才能真正崛起。

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中，在资本主义制度发展过程中，“资本”都是作为实体经济的生产要素出现的，即投资生产设备、机械、原材料以及支付劳动力工资等要素，以及技术改造的研发等生产和财富创造活动相关的资金投入。实体经济的增长，短期依靠要素的投入，主要是资本和劳动力。当要素投入增长超过经济增长，出现规模递减效应时，技术突破就变成增长要素。所以长期的增长要靠技术进步的推动。在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技术水平上，资本和劳动再次成为主要的推动经济增长的生产要素投入。这样的螺旋上升成就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中阐述的资本，也主要是指实体经济的要素资本。只有在这个意义上，资本的积累才可能被描述为建立在“被榨取了所有的剩余价值的劳动者的白骨堆”上。

传统资本主义的危机，简单地说是实体投资超过实际需求，生产能力过剩，库存增加，经济饱和，经济进入调整阶段。在调整期间，经济增长大幅下滑，失业率攀升，经济金融低谷。完成调整或出现技术上的重大突破后，经济开始在新的产业结构或新的生产力水平上恢复增长。“要素投入—产能过剩—经济危机—产业调整—增长恢复”，经济出现周期性变化，经济周期理论形成。

反思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应该注意到，我们正在经历的危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危机，而是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爆发虽然与“资本”有关，但此“资本”已非彼“资本”。近几十年来，全球或者地区性危机的爆发主要与“金融资本”或者说“投机性资本”有关，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投资实体经济的“直接投资资本”。“资本”已经脱离实体经济的要素概念，完全被“空心化”了。

“资本”的演变要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美国单方面宣布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全球汇率和利率出现大幅震荡，国际贸易风险大增。金融机构开始以规避风险为由创造衍生金融工具。随着衍生工具交易收益的提高，随着“金融资本”的收入和利润增长大大高出传统信贷业务的利息收入，金融机构的“资本”活动的投机性越来越强，使得传统银行有了巨大的冲破混业经营的冲动。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被取消，金融机构脱离实体经济以信贷为主的传统职能，开始大规模发展纯粹交易性金融工具，获取交易性收益的经营模式自我膨胀。

现代经济中，金融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应该是中介服务机构，其主要功能是对称信息，使资源优化配置到最具成长性的产业领域，提升资本的效率，推动企业和经济的发展，优化资金投资者的回报。但混业经营使银行业脱离实体经济，变成一个虚拟金融产品的“生产者”，其他金融机构变身影子银行，通过高杠杆的交易价格的上升，导致由“公允价值”决定的“金融资产”的扩张。特别是所谓不断衍生和再衍生的金融产品的“公允价值”，已经不知道实际价值标的是何物，“资产”的概念完全被泡沫化了。“金融资产”规模越大，泡沫就越大。

危机之前美国金融业强烈的自我膨胀，推动金融产品的标的——次级房贷大幅增长至1.5万亿美元，占总房贷的15％。这进而推动美国房屋抵押证券产品和衍生工具的规模各自超过一万亿美元。大规模金融证券化和衍生化，使得金融机构资本杠杆放大最高超过200倍。欧洲银行持有金融衍生产品的规模超过美国。欧洲遭遇次贷危机影响比美国更严重，便充分显示这一点。高杠杆和由所谓金融产品交易公允价值决定的资产规模，使得金融机构的资产严重泡沫化。雷曼兄弟破产后资产负债表严重失衡，6000多亿资产一夜之间灰飞烟灭，暴露出所有银行的公允价值显现的资产价值可能都与雷曼公司一样，严重资不抵债。雷曼倒闭引发五大投行全军覆没，引发全球金融海啸，华尔街几乎瘫痪，经济严重衰退。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虚拟经济，早已呈现过度膨胀的态势。危机前《经济学人》杂志曾撰文警告，过去二十年，全球经济平均增长3.5％，国际贸易平均增长7％，但是资本流动增长14％，是国际贸易的两倍，是经济增长的4倍。对冲基金从新世纪初的千家左右增至超过万家，掌管资金近万亿。股权投资基金的资金也达万亿之巨。国际清算银行2007年12月31日发布的信息显示，全年的外汇交易达到596万亿,是全球GDP的10倍。2010年这个日交易量数字已经达到4万亿美元，以全年200个交易日计算，2010年外汇交易高达800万亿，比危机前高出200万亿之巨。全球2010年贸易规模30万亿美元，也就是说，八天的外汇日交易量就超过全球年贸易规模。全球汇率和货币变成投机工具，虚拟经济大幅脱离实体经济，而且势如破竹。危机后虚拟经济活动也没有受到遏制，外汇投机活动和大宗商品的投机活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更值得注意的是，资本主义民主的选票政治受到金融集团的挟持。过分虚拟的金融膨胀了金融机构的资产规模，制造了“太大不能倒”的庞然大物。雷曼破产引发的全球经济突变，使相关利益主体的“太大不能倒”变成理所当然的拯救危机的政策焦点，危机制造者变成了头号被救助者、被保护者。美国政府立即允许投资银行化身银行控股，使美联储对大型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救助合法化，数万亿资金通过各种美联储“创新”的货币工具注入金融机构。过度虚拟的经济挟持拯救政策，强化了金融资本本已十分严重的道德风险。

2009年初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主导的美国银行业测试，是在银行资产按照危机前的衍生品的“公允价值”的假设下进行的。实际上当时没有交易，没有价格，衍生品市场的“公允价值”是等于零的。否则测试结果决不可能仅是美国银行、花旗银行和摩根大通银行的390亿规模的不能由“公允价值”显示的信贷风险。美联储通过第一次量化宽松，按照危机前的“公允价值”买下了银行的“毒垃圾”，维持了太大不能倒的银行在虚拟资产水平上的复活。美国政府按照虚拟的公允价值购买所谓金融资产的银行救助方式，实际上是在继续维系金融体系的泡沫化的“金融资产规模”，发出非常错误的信号——只要膨胀到“太大不能倒”，政府就会被挟持，出手相助。这可能极大助长金融机构自我膨胀的更大的金融风险。

欧债危机“借新债还旧债”的拯救思路，继续在支持太大不能倒的风险的蔓延。当被不断注资的金融机构起死回生以后，虚拟经济活动迅速恢复，继续自我膨胀，埋下下一场危机的伏笔。危机的受害者不但要一次次为危机“埋单”，其本身还要承受危机带来的衍生灾难，如失业、福利削减、居无定所等。如果危机后的新制度不能强制性地扭转资本异化和金融机构自我膨胀的发展方式，全世界恐怕要准备长期与危机共舞了。

很明显，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机构，把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中介职能，异化为以金融工具的生产和交易为主的自我膨胀的经营模式，把传统资本主义的“直接投资资本”的概念异化为投机性的“金融资本”，把实体经济发展为主的增长方式异化为虚拟经济的膨胀创造虚拟货币“财富”、推动零储蓄和借钱过度消费生活方式，异化和动摇了最基本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得以持续发展的经济基础。

所以笔者认为，不是“主义”有问题，是“资本”拉起“自由资本主义”的大旗，偷换“直接投资资本”为“金融投机资本”的概念，同时，也偷换了“市场”的概念，也偷换了“经济”的概念。

危机实际上是一个“资本金融化”、“资本货币化”、“资本虚拟化”、“资本空心化”，最后经济空心化的演变过程。笔者认为，美国危机和欧债危机不是“自由资本主义的失败”，应该是“被异化的资本主义的失败”。

沿着资本异化的思路分析，自由资本主义并不会必然失败。只要回归资本对实体经济服务的基本属性，遏制投机资本的过度自我膨胀，选票政治的影响受到必要的约束，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自由资本主义是可以继续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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