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与历史评价,, 一宗赔本生意? 作者:陈康
明代永乐年间的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史上最壮阔的海上行动。七次远航,船队数百艘,官兵数万人,航迹遍及南洋、印度洋与东非海岸。从十五世纪的世界史视野看,这是人类航海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早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近一个世纪。然而,后世对郑和下西洋的评价并不一致:有人赞之为“文明的航行”、中国早期的全球化;也有人讥为“炫耀的远征”、浪费国力的空壮梦。究竟郑和下西洋的真正目的何在?它留下的历史遗产,是光荣的还是沉重的?
一、政治上的目的:为皇权正名
郑和的航海行动,并非单纯的商业或探险计划,而是明成祖朱棣的政治工程。朱棣以“靖难之役”夺取建文帝的皇位,其政权合法性备受争议。为了昭告天下“正统在我”,他一方面北伐蒙古、修《永乐大典》,一方面命郑和“宣德化于四夷”。庞大的舰队以“天朝使节”之名航向海外,让诸国遣使朝贡,以确认明成祖的国际地位。
在当时的中华帝国观念中,天下是一个层级分明的礼乐秩序。远航的意义,不在于占地,而在于“示威以德”。明廷借此重建了元朝崩溃后松散的国际关系,使“万国来朝”的局面再现于永乐盛世。
二、外交与经济的目的:扩展朝贡体系
郑和下西洋同时是外交与经济政策的实践。明太祖朱元璋曾实行严格的“海禁”,禁止民间出海贸易,以防倭患与走私;但海上贸易的需求并未消失。永乐年间改以“朝贡贸易”形式运作,由官府统一管理:外国进贡,明廷回赠厚礼,看似赏赐,实则贸易。
郑和的舰队携带大量丝绸、瓷器、铜钱,换回香料、药材、象牙、珠宝、胡椒与苏木,开拓了东南亚与印度洋的贸易圈。他在满剌加(今马六甲)扶植亲明政权,协助该国抗衡暹罗压力,使之成为南洋的转运中心。这不仅巩固了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也为南洋各国之间建立起一种以明朝为中枢的贸易秩序。
然而,从经济角度看,这场浩大的“朝贡贸易”并非盈利事业。舰队所耗费的粮饷、人力与造船成本极其庞大——单是一次远航,粮草、铜钱、丝绸赏赐之数以百万计,而各国回贡的香料、象牙、珠宝,即使珍贵,也远不及开支。朝廷的回赐往往数倍于贡品价值,形成“厚往薄来”的结构。
换言之,郑和下西洋虽有贸易名义,却是“亏本外交”。它的本质更近于一种象征性投资:以巨额国帑换取礼仪与声望。正因为如此,当永乐、宣德两朝财政仍充盈时尚能维系;待北方战事再起、国库渐空,这种“体面而昂贵”的远航便难以为继。
三、文明观念层面:没有殖民与掠夺的野心
然而,与欧洲后来的海上扩张相比,明朝的航海行动具有截然不同的精神。它并非以掠夺为目的,而是以文化与礼仪为核心的文明外交。
明朝并未:
• 占领他国领土;
• 在海外建立殖民地;
• 掠夺资源或奴役人民。
郑和的舰队带去的是丝绸、瓷器、书籍与礼仪,不是火炮与军队的永久驻扎。从明朝人的观念来看,他们所信奉的是“四海一家,万国来朝”的天下理想——以德服人,而非以力取胜。
这种行动既展现了中国作为当时世界强国的自信,也反映出东亚传统中“以礼代兵”的外交哲学。与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的远航相比,郑和的航路上没有殖民掠夺、没有宗教迫害、没有奴隶买卖。他在各地建立的是交流与友谊,而非炮台与要塞。
因此,郑和下西洋虽然“赔钱”,却“赚面子”。它的回报不在财货,而在于声威与文明形象。只是,这种以象征性荣耀取代实际利益的政策,在封闭的中央集权体制中难以持久。
四、历史转折:为何盛举忽止
然而,如此壮观的航海行动,在郑和死后便戛然而止。宣德年间虽仍有第七次远航,但之后明廷完全收缩海权。原因有三:
其一,北方蒙古威胁再起,国防支出庞大;
其二,文官集团反对“劳民伤财”的外征,认为“夷人无用,海行无益”;
其三,朝廷财政吃紧,海外贸易收益远不足以支撑庞大舰队。
于是海禁再起,航道荒废,造船技术与地理知识逐渐失传。到了嘉靖以后,中国竟对外洋日渐封闭,终于在近代被西方列强以船坚炮利逼开。
五、后世的评价:光荣与遗憾并存
郑和下西洋的历史评价,横跨数百年,既有极度赞颂,也有冷静反省。民族情感层面,人们视郑和为中华海洋文明的象征。他证明十五世纪的中国已具世界级造船与航海能力,足以与任何强国竞争,那是中国“走向世界”的一刻。
但在经济理性层面,学者指出,这场浩大的行动缺乏持久的制度支撑。明朝的外交是“恩赐型”的,而非互利型的;朝贡体系过于依赖中央赏赐,缺乏商业自生能力。朝贡国的财富有限,无法形成稳定需求;而明廷的馈赠慷慨,反倒成为财政负担。换句话说,郑和的远航是一场巨额支出的“象征性胜利”,其外交价值远高于经济价值。
有人认为,这正是中国传统“天下观”的局限:重礼仪而轻实利,重威德而轻制度。郑和下西洋虽光耀一时,却未建立长久的国际网络,也未启动工业化或资本化的海洋经济。
六、当代观点评价:文明精神的再思
今日再看郑和,人们不只讨论他“航多远、船多大”,更重视其文化意义。他代表了一种理想:以交流代替征服,以文明取代暴力。在那个欧亚并起、战争与掠夺频仍的时代,郑和的舰队不掠夺、不殖民,这本身就是一种道德宣言。
但同时,这场“不争之争”也反映出明代中国对外世界的矛盾心理:既要宣示天下共主的威德,又不愿真正打开市场与制度,结果形成了短暂的海上繁华与漫长的闭关。
七、结语(a)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历史上一场辉煌而矛盾的远航。它的目的既有政治上的正名、外交上的拓展、经济上的交流,也有文明自信的展示。它的成就令人骄傲:在哥伦布启航前七十年,中国人已远抵非洲,建立了横跨三洋的航路;但它的结局亦令人唏嘘:因制度与观念的束缚,这场盛举未能化为持久的力量,反而成为明代海禁政策的前奏。
若以世界史眼光看,郑和既非侵略者,也非纯粹的和平使者;他是权力与理想交织下的历史人物。他的船队曾让香料与丝绸在印度洋上闪光,也让中国一度伸手触及世界的边界。那一段历史告诉我们:文明的力量,不仅在于能远航,更在于能持续地与世界对话。
结语(b)
文明的远航,亏本的荣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