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的反击：从新自由主义到财政错觉 ——金融化时代的制度伪象与政治退化

 

文明系列·制度经济篇（第五章）

市场的反击：从新自由主义到财政错觉

——金融化时代的制度伪象与政治退化

 

卷首提要

 

二十世纪中叶，财政曾被视为国家理性的象征——它连接税收、福利与主权，是现代文明赖以运转的制度心脏。

然而，当全球化与金融化相互叠加，财政逐渐被市场逻辑吞噬：支出变成信号，赤字成为常态，理性让位于预期。

这一章试图追溯从凯恩斯到里根、从黄金到算法的财政变形史——一段关于国家、市场与信任的制度叙事。

 

 

一、导言：当繁荣从黄金转向纸面

 

1973年石油危机，是二十世纪后半叶财政秩序的转折点。

油价短期暴涨四倍，全球通胀失控。

西方第一次意识到，繁荣的引擎可以因能源而停摆，财政的温情也能因债务而冷却。

 

战后福利国家的三角结构——高税收、高支出、高福利——开始崩塌。

凯恩斯主义的“总需求管理”理论在滞胀面前失灵。

通胀与失业并行的局面，让市场与国家的关系重新进入冲突。

七十年代的危机，最终催生出一个新的信条：

政府退场，市场登场。

这就是新自由主义的思想起点。

 

 

二、财政赤字的制度陷阱

 

滞胀的根源在于财政与货币政策的错位。

政府以赤字刺激需求，央行配合放松货币供给。

但在供给受限的现实中，新增需求只推高物价，并未带来增长。

 

财政稳定机制被反向利用，成为通胀的燃料。

1974年，美国通胀率高达12%，英国更超过20%。

债券市场剧烈波动，公共信任快速流失。

人们开始质疑：

财政是否仍能“管理”经济？

国家是否已沦为自身债务的质押人？

 

凯恩斯主义假设政府理性、市场顺从，但现实表明，理性会在政治压力下迅速瓦解。

财政赤字成为对抗危机的手段，也成为制造危机的根源。

财政理性让位于政治意志，赤字从调节机制转化为制度惯性。

 

 

三、市场的回归与意识形态的重组

 

1979年，撒切尔上台；1981年，里根就任总统。

两人分别代表了同一场制度革命的两翼：

自由化、私有化、去管制化。

 

在新自由主义的逻辑中，赤字被视为堕落，福利被视为放纵。

政府的职责不再是分配资源，而是释放资本。

通过减税、削减福利、放松监管，市场被重新赋予主导权。

 

财政表面回归平衡，但这种平衡建立在另一种错觉上——

认为市场能自我调节，风险可被金融化吸收。

政府从干预者变为担保者，

国家退出前台，却承担了更深层的风险。

 

 

四、金融化时代的财政转型

 

进入1980年代后期，金融资本取代财政预算成为主要增长引擎。

股票、债券、衍生品市场扩张迅速，财富的创造与风险的扩散同步上升。

政府赤字下降，社会债务却持续攀升。

税收减少，公共投资收缩，消费依靠信贷维持。

信用成为新的货币，债务成为新的繁荣。

 

金融逻辑逐渐侵蚀财政逻辑。

预算不再是分配工具，而成为信心管理的舞台。

财政赤字隐藏在资产价格上涨之下，

政府的责任被移交给金融体系。

财政的理性让位于市场的情绪，

制度的稳定被价格波动掩盖。

 

国家表面收缩，实则风险更深。

财政从调节者退化为担保者——

它退回市场，却无法退出危机。

 

 

五、里根经济学的制度悖论

 

供给侧经济学提倡减税与放松监管以促进投资。

但现实是，减税导致财政收入锐减，国债急剧膨胀。

1980年代，美国国债规模扩大三倍，财政赤字成为长期结构。

 

新自由主义因此陷入悖论：

它批评国家干预，却依赖国家信用；

它削弱财政权能，却扩大财政风险。

国家成了市场的保险人，

而市场的自由则建立在国家的担保之上。

 

撒切尔的紧缩政策确实恢复了预算平衡，

但也导致社会分层加剧、劳工力量削弱。

财政数字回稳，社会结构却出现裂痕。

 

 

六、制度错觉：市场信仰的财政化

 

新自由主义最深层的错觉，是将市场信仰财政化。

市场价格被神化为理性，债券收益率成为国家信用的评判。

财政政策不再服从社会目标，而是服从市场情绪。

 

政府不再制定预算，而是“管理预期”；

财政部长不再配置资源，而是安抚资本。

货币政策成为主导，央行独立性被制度化，

而财政权逐渐被边缘化。

 

民主的财政基础也被改写：

预算谈判不再关乎社会分配，而关乎金融稳定。

赤字合法性的标准，从选票转向市场反应。

财政被去政治化，而民主被资本化。

 

这一切的表象是效率，

实质却是伪象。

市场看似自由，却受算法驱动；

国家看似退场，却背负更重的债务。

 

 

七、2008：市场错觉的清算

 

2008年金融危机，是财政制度的再清算。

当房地产泡沫破裂、衍生品链条断裂，

所有风险再次汇聚至国家财政。

美联储与财政部出手救市，数万亿美元注入银行体系。

 

财政重返舞台，但不再具备凯恩斯式的自信理性。

这是一次被迫的救援，是市场错觉的延续。

政府挽救了市场，却无法挽回信任。

财政成为危机的止痛剂，而非结构疗法。

 

量化宽松取代财政扩张，信用被抽象为数字资产。

国家的秩序表面恢复，却在根层失去了方向。

财政的主体性消失，只剩下市场的投影——

一个被维持表象的制度。

 

 

八、财政之后，制度之前

 

从凯恩斯到里根，财政理性完成了一次转向：

从公共治理走向市场依附，从制度理性走向资本信仰。

 

市场的反击并未消灭国家，只是让国家失去主导权。

国家仍在支出，却不再主张；

预算仍在运转，却丧失方向。

赤字从政策工具变成政治常态。

 

凯恩斯以国家修复市场，

里根以市场装饰国家。

二十世纪的财政文明在这两极之间摇摆。

 

 

制度余响：数字债务的文明剧场

 

新自由主义的衰退，并非凯恩斯主义的回归。

它开启了一种新的财政形态——

算法管理的市场、数据计量的信用、

虚拟债务维系真实国家。

 

财政错觉并未消散，只是更换了媒介。

国家发行的不再是货币，而是流量；

支出不再是预算，而是信号。

赤字不再意味着超支，而象征系统的延迟。

 

未来的财政之手仍在，只是隐藏在市场的投影之下。

制度的出路，不在国家与市场的对抗，

而在于人类能否重新理解“责任”与“信任”的意义。

那才是财政文明的终极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