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谈天下(577) 从“我们的故事”看新加坡的建国往事
周末有些时间，突然想要看一些不同于通常意义下的大片，找了一些，发现有个有关新加坡大历史下的小人物的电影，“我们的故事”。
众所周知的是，新加坡是1965年被迫和马来西亚分家，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国家，而后来的历史证明，新加坡通过自己的全新威权高效的管理模式，成为了发达国家，也是热带国家中唯一的发达国家，它不是通过自然资源发展而成，而且很好的实现了多种族融合，让新加坡成为种族融合与经济发展的世界级的榜样。而这个电影就是通过小人物来展现大时代的发展。
电影《我们的故事》（Long Long Time Ago / 我们的故事）是由梁智强导演、2016 年为纪念新加坡建国 50 周年拍摄的历史题材影片。影片通过一个普通闽南华人家庭在 1960 年代至 1970 年代的生活变迁，折射出新加坡社会的历史变迁与建国条件。故事跨越几十年时间，影片以家庭成员的视角讲述时代背景下个人命运与国家历史如何交织。
电影的主要人物其实包括三个家庭：
华人招弟一家人，来自中国福建的移民，保留了传统的福建文化
主角招弟（Lim Zhao Di）在丈夫去世后被原家庭赶回甘榜，与家人一起在新独立国家的社会环境中求生存；
家庭中的孩子们与邻居如马来人奥斯曼一家互动，展示族群关系；
续作和衍生作品（如《我们的故事 2》、《The Diam Diam Era》等）继续讲述这一家庭如何面对政府政策、组屋迁居和文化转变等社会变革。
招弟（林招弟）：传统女性的挣扎与觉醒
招弟是一个带着三个女儿的寡妇，作为富商的二房被赶出家门。她在1965年8月9日（新加坡独立日）当天产下龙凤双胞胎，但女儿因脸上有两颗痣被迷信的父亲视为“灾星”，被迫送走。
招弟代表了新加坡的“建国一代”女性。她们不仅要对抗生活的赤贫，还要在重男轻女的传统旧观念中挣扎求存（其中一个细节是，因为封建迷信，招弟不能叫父亲老爸，只能称为四叔）。她的韧性（Resilience）是新加坡从资源匮乏中活下来的根本力量。
阿坤：守旧与对未知的恐惧
招弟的弟弟阿坤性格自私、大男子主义，对政府的新政策（如强制服兵役、拆迁、关闭华文学校）总是抱怨和怀疑
阿坤这个角色反映了当时社会中由于文化水平低而对现代化感到不安的一群人。他的“唱反调”其实体现了老一辈在面对国家剧烈转型（从方言环境转为英语环境）时的失落感与阵痛。
阿喜：招弟的小弟弟
初中毕业后帮招弟开小摊，为了保护姐姐，被帮派成员暴打，后来去参军，逐步成为政府底层公务员
马来人穆斯林奥斯曼（Osman）家庭：邻里间的真情
马来邻居奥斯曼一家与林家比邻而居。在1969年的大水灾中，尽管种族局势紧张，奥斯曼仍不分彼此地救助林家人。
从奥斯曼一家人和林家的关系，代表了早期甘榜社会中最淳朴的**“甘榜精神”（Kampong Spirit），这种超越种族的互助是新加坡社会和谐的原始基石。
印度人珊姆根（Shamugen）家庭：官员的变迁
珊姆根（Shamugen）最初是一名摊贩督察（Hawker Inspector），专门负责取缔非法无证小贩。而林家（如招弟）当时为了生计在街边私下卖豆花。这种“兵捉贼”的关系曾让林家对他充满敌意，反映了建国初期法制化进程与底层生存需求的直接冲撞。
后来，珊姆根转任人民协会（PA）官员，身份从“执法者”变为“调解者”，象征着政府角色的转型。
更为有趣的是，那个小时候打过他的年轻人阿喜，后来成为了他的女婿。
电影中通过一些大事件，讲述了种族融合的艰难：从骚乱到共融
电影没有回避历史上敏感的种族矛盾，而是通过细节还原了当时的紧绷感。
大事件：1964年与1969年的种族骚乱
片中描述了宵禁时期，街道上装甲车巡逻，华人和马来人因谣言而彼此猜忌，不敢出门买菜。招弟的弟弟阿喜（Ah Hee）加入刚成立的新加坡武装部队，与马来战友共同值班，这种军营中的同袍情成为了打破种族隔阂的转折点。
奥斯曼給招弟一家送自己做的点心，但是被误会，最后还是招弟和老爸，大女儿一起冒着风险去解释清楚，当时华人和马来人的冲突几乎是一触即发，但是事后，政府大力抓捕那些造谣生事的人，其中就包括阿坤。
家庭融合：跨种族婚姻的阻力
阿喜与印度裔女孩拉妮（Rani）相恋。在那个年代，这种跨种族恋情面临着巨大的家庭压力和宗教文化差异，招弟的父亲起初极力反对，反映了老一辈人根深蒂固的族群偏见，而拉妮的父亲珊姆根（Shamugen）开始也是极力反对，后来被劝说才勉强同意。
电影详细还原了那场跨种族婚礼。他们分别举行了传统的华人敬茶仪式和印度式婚礼。由于语言不通，两家老人在沟通时产生了大量误会和滑稽场景。
招弟的父亲是个极度保守的华商，他无法接受儿子娶一个“讲异族语言”的儿媳；而珊姆根最初也对女儿外嫁心存芥蒂。最终的结合，并非仅仅因为爱情，更是通过两家人在1969年大洪水中患难与共（珊姆根一家救了溺水的林家人）建立的血肉联系。
种族融合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经历了血汗的代价和法律（如集选区制度、组屋种族配额政策）的约束，才将“多元文化”从口号变为现实。
除了种族融合的问题，新加坡其实面对更多的是建国与发展的艰难，包括现代化的代价
自然灾害的考验：1969年大水灾
影片耗费巨资重现了1969年的全岛大洪水。村民们的家畜、农作物毁于一旦，卫生条件极其恶劣。
这场水灾成为了政府加速清理贫民窟、推动组屋计划（HDB）的催化剂。它展示了新加坡在独立初期面对自然灾害时的脆弱。
生存环境的巨变：从甘榜到组屋
20世纪70年代，政府强制征地，村民被迫离开熟悉的泥土地，搬进现代化的组屋。老一辈人很难适应，比如在组屋里养猪、担心电梯安全等闹剧。
这种搬迁意味着生活质量的飞跃（有了洁净的自来水和厕所），但也意味着传统邻里关系的瓦解。国家在追求高效、卫生的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牺牲了一些“人情味”。
语言与教育的断层：沉默的年代
在第三部《沉默的年代》中，重点描写了政府为了推行英语和华语（普通话），导致方言（如闽南语、粤语）在公共场合消失，以及南洋大学被合并、华文学校式微的背景。
这对当时只会讲方言的老一辈和受华文教育的精英来说，是一种文化上的“失声”，是建国过程中为了全球化竞争而付出的沉重代价。
电影中也没有回避一些灰暗的地带，包括帮派、高利贷与社会治安混乱的时期
电影通过阿龙（Ah Long）这个角色，勾勒出了早期甘榜社会中阴魂不散的黑社会影子。
阿龙是一个私会党706的头目（Gangster Boss）兼高利贷者。在那个法制尚不完善的年代，甘榜里的纠纷往往不找警察，而是由这些“大哥”私下调停。
二哥阿坤因为自私和贪婪，曾诬陷招弟与阿龙有染，试图侵吞政府发放给招弟的农场补偿金。阿龙这个角色不仅是外部威胁，更是林家矛盾激化的催化剂，反映了当时底层社会中，面对国家征地的巨大利益，亲情如何被贪欲撕裂。
影片里面也有描述国家意志的阵痛，包括当兵（国民服役）与拆迁
对于那一辈人来说，政府的每一项新政策几乎都意味着一种“剥夺”。
第一批国民服役（1967年），阿喜是新加坡历史上第一批被征召入伍（National Service）的青年。
当时流传着“好男不当兵”的旧观念。阿喜入伍前，家里长辈如丧考妣，担心儿子会死在战场。电影也展现了当时的军训环境极其简陋，教官多为外籍或第一代严厉军官。
阿喜在军中剪掉了长发，从一个唯唯诺诺的甘榜青年，转变为一个有纪律、有国家认同感的军人。这种转变是新加坡种族融合的关键，在军营里，华、马、印青年被强制在一起生活和作战，这种“军营熔炉”是后来多元种族和谐的真正起点。
拆迁与生活方式的“断裂”： 为了还原真实，导演甚至拍出了当时露天厕所的肮脏（如粪坑溢出）和处理废弃物的尴尬。搬入组屋（HDB）后，那一辈人因语言不通（只会讲方言）而在新环境中感到窒息，这在第三部《沉默的年代》中有更深沉的刻画。
整体来看，这部片子描述了新加坡建国初期那一代人的不易
电影通过这些细节，告诉我们新加坡的建国并非一帆风顺：
生存之难： 像招弟一样的女性，在没有资源、还要照顾多名子女的情况下，通过养猪、卖豆花和打零工撑起一个家。
融合之艰： 种族融合不是靠贴海报，而是靠一起在洪水中救人、在婚礼上互相妥协、在军营里共同流汗换来的。
文化之痛： 为了国家的国际化，那一代人牺牲了自己的方言（如闽南语）和传统生活方式，这种文化的断根是新加坡飞速发展的隐形成本。
这部影片是“底层视角”的史诗：它没有聚焦于精英层的宏大叙事，而是让我们看到，那代人是用自己的一生，为后代换来了一张通往现代化世界的单程票。
新加坡的建国史不仅是李光耀等伟人的政治宏图，更是无数像“招弟”和“阿坤”，这样的普通人，在失去祖籍国归属感、自然灾害打击、种族冲突阴影、以及文化身份重塑的层层重压下，硬生生闯出的一条活路。
“我们的故事”告诉我们：新加坡的成功不是必然，而是由这一代人的牺牲、包容与顺应时代换来的，它不是大人物的大时代，而是小人物的大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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