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说了，我从小胆子大，只要听说杀人，都要跑去看。那次在石耶粮站下面枪毙三个人，一个叫杨兴伯，一个叫杨欣然，一个叫鲁世义，这三个人都是地主。那一天我就站在审判台的前面，三个地主看得很清楚，他们被五花大绑，工作队的人鼓动一些人上台批斗揭发，呼的口号是“打倒地主阶级！”“打倒恶霸地主！”“劳动人民翻身作主！”
其中鲁世义最年轻，只有20多岁，他就是鲁伯林的大儿子。他被捆得受不了，大汗淋漓。他喊：“审判长，要杀要剐快一点！” 刑场在319国道旁边，打鲁世义时，枪没响，鲁世义还扭过头，喊：“水子子，水子子。”就是说是哑火。行刑的人重新换子弹，“砰”地一枪把他头打烂了，头骨和脑水洒了一地。
我记得的有吴肇修、吴龙文、鲁庆全。另一个就是鲁世义的父亲鲁伯林。 那天仍然是把头打烂，又是刘桂华来收的尸。她把公公的头皮脑水收集起来，仍然哭述说：“鲁家到底是什么回事嘛，人们都说你们净做好事……” 接下来把鲁伯林的老婆抓去逼要金银，她已经是个快六十岁的人了，吊打，尤其是跪“铁梁角”刺。农会会长田维忠和周发友（音）把她婆婆衣服裤子脱了，强迫她在“铁梁角”刺上滚。更恶劣的是，他们还把她提起来像打夯那样往刺上扔，她婆婆痛得呼天喊地。（胡讲述至此时抽泣） （注：“铁梁角”是当地一种有生一寸左右长硬刺的植物）
我在《难忘的岁月》里记了他的一件事，有一次薅红苕，他挖断了几根，说他是有意破坏，抓去就是一阵斗打，唉呀，那个日子！ 到了大饥荒时，有一天，在食堂吃饭（我们在同一个食堂），他们一家饿得床都起不了，他支一根棍子，来食堂想打点吃的，其实那个饭就是几片红苕加晒干了喂牛的红苕叶。
接下来的几天，我没有再看到他。那天我从他家门前过，他门是关着的，我推了一下，从门缝里望进去，看见他母亲、妻子和娃儿躺在床上，他是躺在一个柜子上。 我去找队长杨通明，他听说后说：“饿死几个人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何况是几个地主！”他把我骂一通，我当时怒火一下子冲起来，恨不冲上去几刀把他杀了！但是我忍了，我也有母亲和妹妹。 去埋他们一家时，我也去了，就埋在河坝边。我看见鲁世法的耳朵，还有他母亲的嘴唇，都被老鼠咬了，这一家死绝了。 我们用河沙掩埋的。不久涨大水，全部冲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