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生万物》成为一部颇为抢眼的电视剧。它通过跨越半个世纪的人生故事，为观众呈现了一幅极为独特的生活画卷。加之演员们精湛的表演，使这部剧不断引发热门话题。
在此前的文章中，我曾指出，这部电视剧颠覆了长期主导中国政治生活的阶级斗争话语体系。它通过对人物深刻的人性分析，建立了以善恶而非出身来评判正反角色的标准。无论一个人家庭背景如何，只要他善良、勤劳，依靠劳动满足自身需求并积累财富，他就是好人。在这一框架下，剧中所塑造的地主，也可能是正面人物。
在我们熟悉的阶级斗争叙事中，刘文采、周扒皮、黄世仁等地主恶霸几乎是邪恶的化身，他们正是因地主身份而被定性为恶人、敌人的。而在《生万物》中，天牛庙村的首富宁学祥虽然有催租等大地主的特征，却同时是极为勤劳的农民。他会背着粪筐拾粪，在农忙时下地劳作，对土地有着超乎寻常的敏感和痴迷。他不仅土地多，农业知识也远超一般农民，财富来源于世代的勤俭与劳作。在这样的描写中，他并非传统毛式话语中的恶人，而更像是一个超级农民。电视剧通过对地主的这种人性化塑造，摆脱了阶级斗争的简单二元界定，将他们还原为有欲望、有忧虑、有责任的活生生的人。宁学祥也需要养家糊口、精打细算，他的诉求与普通农民并无二致。
在宁学祥与银子的婚姻故事上，电视剧同样打破了“白毛女”式的旧叙事。在《白毛女》中，黄世仁以逼租为名强娶喜儿，体现赤裸裸的霸占与邪恶；而《生万物》里，银子之所以同意嫁给宁学祥，是出于家庭生计的考虑。她主动走进宁家，并在与宁学祥的关系中以交易方式换取家中五口人的口粮和弟妹的学费。所以她并非完全被动，而是采取交易策略，每一次与宁学祥的关系都有明确回报要求：地瓜干、口粮、学费。她的“初次”已献给心爱的铁头，这确立了她的主体性。宁学祥与银子的关系不是阶级斗争的敌我，而是人的故事，复杂而暧昧，几十年下来，俩人过得也挺好。孩子的身世悬而未决，更增添了戏剧张力。虽然这种婚姻仍有压迫的成分，但至少表面上是你情我愿，而非强取豪夺。
大地主宁家的子女也走上了不同道路，并未沿袭“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套路。长女绣绣因婚姻机缘，嫁给贫寒的封大脚，逐渐适应了艰辛的生活，学会了各种农田技能，最终成长为首任村妇女主任。宁家儿子宁可金则在民团、国民政府军、八路军之间几经辗转，最终成为抗日英雄。地主家庭出身的他，依然能成为保家卫国的勇士。这种人物塑造在以往阶级斗争叙事中几乎无法想象。
相应地，出身贫农的角色也未必是好人。封四好吃懒做，最终沦为土匪帮凶，不得好死。他的儿子腻味后来更是投靠日本人，作恶多端，而另一个儿子在绣绣和封大脚的抚养下，却成长为憨厚正直之人。剧集强调：决定一个人善恶的，并非出身，而是个人的选择与品性。
费家嫂子的故事更是这种叙事的典型。她辛苦持家，善待佃户，但在精神创伤之下，为捍卫家族香火而毒死苏苏和郭龟腰，成为矛盾复杂的人物。她既是封建制度的牺牲品，也是其顽固的维护者。同样，加入共产党、堪称英雄的费文典，在婚姻上却缺乏责任感，抛弃苏苏，在苏苏的悲剧中也有他的一份责任。这些角色都突破了“阶级决定善恶”的固定逻辑，而转向人性多元化层面的矛盾与困境。
正因如此，《生万物》在前半段充满人性光辉和反传统意识形态的魅力。然而，结尾段的叙事处理却显得仓促与矛盾。剧情跨越几十年，从抗日战争直接跳到建国后的1964年的洪灾，再跳到到1986年古镇开发，却几乎完全略去了土地改革、解放战争、人民公社与文化大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这样一笔带过，既抹去了残酷血腥的历史现实，也削弱了此前人性叙事的锐度。历史现实中，地主不太可能像宁学祥那样主动献地，平静离世，而极有可能是在土改中被清算，被批斗，被法办，其地主家族子女在文革中亦会普遍受到歧视与迫害。电视剧对这些历史几乎只字未提，显得过于回避与美化，使其前期的颠覆性话语显得有些半途而废。
此外，电视剧过分渲染土地的力量，强调“留守土地、种粮为本”才是幸福生活的根基。宁学祥和封大脚都告诫子女要老老实实守在土地上，绣绣也最终放弃了经济作物丹参的尝试。这种叙事背后包含着保守甚至反动的观念。事实上，近代中国的落后，正是因对土地的执念与对工业化、现代化的抗拒。1949年后，农民被严格束缚在土地上，种植粮食几乎成为唯一选择。任何经济作物都被视为资本主义的尾巴，受到政治上的批判。
只是到了1979年以后的改革开放，邓小平以“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政策，才使人们逐渐摆脱土地的束缚。大批年轻人离乡打工，农民也不再只种粮食，而是栽种经济作物、发展养殖业，由此逐步走出贫困。六十年代常见的靠乞讨为生的现象大为减少。改革后几亿农民逐渐脱贫、实现温饱，根本上得益于改革开放，得益于摆脱土地的桎梏。这与电视剧中对只种粮食的宣传形成鲜明对比。对照现实，《生万物》所传递的“土地情结”不仅落后，而且与改革开放的精神相去甚远。
“生万物”原本是一个令人好奇的无主句，而看到后来我们才逐渐发现电视剧赋予给这个这个无主句的主语其实是土地，即“土地生万物”。但历史现实告诉我们，土地虽能孕育生命，却并非唯一的依靠。真正能让人类生活改善的，是如何超越对土地的盲目执念，而是拓展土地之外的更广阔的发展可能性。从这个角度看，电视剧对土地的执迷，反而成为其保守落后的象征。
总体而言，《生万物》通过细致的人性描写和善恶剖析，成功突破了毛时代阶级斗争话语的桎梏。但它对真实历史的忽略与对土地的过度颂扬，使其陷入了某种荒谬可笑的自我矛盾。它对旧话语的颠覆显得虚弱和不彻底，甚至带有某种怀旧与美化。这部剧在艺术上精彩，在思想上却存在着明显局限，尤其在回避残酷历史现实时，失去了本应更锋利的人文主义锐气。
2015.8.24 于美国
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