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赦1959》剧里，在战犯管理所，沈醉喊冤：我是起义的， 不是战犯，
沈醉 说的的确是真的。
后来 当年他签署起义通电等档案文件找到后，得到证实，给予其 国家副部长待遇到终。
--------
第二天早上，士兵把沈醉押到二楼的一个会议室。卢汉的部下递给沈一张拟好的起义电文，让他在上面签字。沈看了一遍之后，觉得这种行文不符合军统特务的行文规定，部下一看就会知道不是沈的意思。他便说：“这样不行！还是我亲自起草起义电文吧！”卢的部下看了一眼沈四周那些荷枪实弹的士兵，说：“在这种时候你自己越写越乱，还不如就在上面签个名。”但沈醉告诉他说，这种行文即使签了名，也起不了作用，还是沈自己写。
沈因为晚上就想好了要起义，故提笔一挥而就：
现云南全省在卢主任领导下，于本日宣布解放。本区所有军统内外勤及各公秘单位工作人员，趁此时机听命转变，不但可免除无益牺牲，并可保全个人生命及今后生活。本人已绝对服从卢主任命令，各工作同志应即一致遵照。自即日起，停止一切活动，所有武器立即缴出，所有通讯器材不得破坏，遵照呈缴并自动出面办理登记手续，听候另派工作，切勿藏匿逃逸，故违自误，而放弃此惟一自新良机。
沈醉 12月10日
沈边写卢的部下边称赞写得好。沈写完后，接着就把徐远举、周养浩等大特务交了出来，把云南站大小二十多部电台等以及潜伏组织一起交出。卢的部下看到沈醉表现这么好，很感意外，原来他们一直以为沈是最顽固、最不好对付的人。
一切手段办完之后，卢汉的部下便问沈醉，是要走，还是留下？他还说：要走的话，还有飞机去香港。沈当即表示愿意留下。因为沈清楚：去台湾，只有死路一条。
11日早上，《云南日报》刊出卢汉率部起义的通电和李弥、余程万、沈醉等人拥护起义的通电。广播电台不断播放沈醉几个人的讲话，号召部下放下武器，响应云南和平解放。当天中午，卢汉将张群放行，让他及其随员乘英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到香港去了。
1950年3月，人民解放军进驻昆明后，卢汉把沈醉等当作要犯移交给昆明军管会。是年12月底，沈醉被押送到重庆。1957年年底，被转移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1960年11月，沈醉被人民政府特赦。在人民政府对沈醉的管教期间，沈与其他战犯、特务头子们的思想逐渐得到改造，管教所组织他们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有关著作和《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还组织他们参加生产劳动、到各地参观，以培养他们对新中国和普通人民的感情，清除他们头脑中的剥削阶级旧思想以及对美帝国主义的错误思想，经过十来年的改造，确实使沈醉等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在各个方面脱胎换骨，成为热爱生产劳动、热爱人民、热爱新中国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公民。
特赦后，沈醉先在京郊的红星人民公社旧宫大队劳动了一年，而后被安排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委员，生活待遇优厚。在这期间，他除了劳动、学习或参观之外，就是勤奋写作，先后写了《我所知道的戴笠》、《杨虎城将军被害经过》、《保密局内幕》等十几篇材料。
------
1972年11月28日，与12年前特赦出狱的同一月同一日，沈醉再次恢复了自由。后来沈醉了解到：是周恩来总理发现“四人帮”把几个“特字号”国民党战犯又抓去关了起来，特又下令释放，“又在周总理的笔下得到了第二次地自由”。解放后的国民党战犯对周恩来总理应该是最有感情、最尊重的，这不仅是周恩来多次接见他们，而且真心诚意地、事无巨细地关心、照顾战犯们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周总理病重的消息传出，沈醉感觉如同“一个晴天霹雳”“情不自禁地为老人家暗中祈祷”，作诗云：“割骨疗亲效若何？愿输肝脑起沉疴。更捐十岁增公寿，好为人民造福多。”
粉碎“四人帮”后，文史专员们都增加了工资，沈醉的女儿、女婿也从内蒙古调回了北京照顾沈醉的生活，在台湾和海外的子女也经常通信。更让沈醉高兴的是：1949年沈醉在卢汉起义通电上签了字，发表了起义广播，被迫参加云南起义的全部档案，被清理出来送到北京。中央有关部门经过审定，沈醉的身份由战犯改为起义将领，享受副部级待遇，并连续选为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这让沈醉“感到从未有过的高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