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十二时辰〉（13~16集）中的器用细节与原型梳理
本周更新，徐宾戴的玛瑙念珠迎来特写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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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珠唐宋多为僧侣使用。早期素珠制式相对简单，像剧中徐宾念算使用的这串黑白疑似玛瑙珠，有用记数器等分珠粒，是明清以来的常见搭配。可参考的早期念珠如正仓院藏天平胜宝4年（752）供奉琥珀念珠，仅悬一水晶记捻，水晶勾玉则是日本特色。
唐代装饰用的水晶珠串可参考2002年西安南郊米氏墓出土的水晶琉璃等宝石项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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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犬入镜，频频立功。这类形体修长苗条，行动矫健且嗅觉灵敏的猎犬在唐代贵族壁画中常能见到。如咸阳景云元年薛氏墓的侍者牵犬图、懿德太子墓中的架鹞戏犬图。
近年基因学揭示，现代家犬可能源自新石器时期的东南亚。不过，唐代这类细犬并不能确定就是中国本土原生犬种，更可能是西亚灵缇的后代。如宿白先生曾在《西安地区唐墓壁画的布局与内容》中指出：
“懿德与万泉县主墓绘出的长喙细腿的波斯犬，都来源于中亚乃至西亚”。
而早期如汉代，常见的犬类釉陶均是壮硕宽脸，与长喙细腿细犬差异较大。在汉画像石中虽偶见有细犬形象，却也无法判断其原生几何。如薛爱华《撒马尔罕的金桃》犬类篇写到：
“灵缇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犬，在汉代的画像石上就已经出现了灵缇的形象，灵缇肯定是在那漫长久远、已被人们遗忘的年代里从埃及传来的。”（下注“劳费尔（1909），第267~277页”）
汉代细犬是否为进口，尚缺乏证据。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其形象在汉代不算主流，釉陶中多见的汉犬几乎没有细犬。北朝以后，史料屡见西域进贡猎犬，最著名者莫过于“波斯犬”。如北齐南阳王养波斯犬而噬幼儿，又北齐后主高纬为波斯犬加官进爵等。
波斯犬流行于中国，与中亚粟特人进入中国不无关系。见《唐会要》记：
“（波斯国）又多俊犬，今所谓波斯犬也。”
“开元初，（康国）屡遣使献鏁子甲、水晶珠、越诺、及侏儒人、胡旋女子、兼狗、豹。”
又见《册府元龟》：
“（天宝）十载二月，宁远国奉化王阿悉烂达干遣使献马二十二匹及豹、天狗……”
可知北朝至隋唐以来，粟特人贸易胡犬或直接进贡，并非罕事。粟特人重视胡犬，除狩猎因素外，不得不提及祆教信仰中的犬神文化，
如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P.4518纸本粟特神像的白画祆神图。其中一女手持蛇蝎，身后一细犬伸舌回首，另一女奉杯与盘，盘中有小细犬。二女据姜伯勤先生考订是祆教之神主，右边执日月者应为娜娜（Nana）女神，此纸本或是当年敦煌地区悬挂在沙洲祆祠中的素画。
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高昌文书亦有多处寺院供养犬之记录。
细犬对祆教的意义，不言而喻。
而祆教葬俗的核心，又有“犬视”仪式，死者需由犬来看护、引导，完成葬礼，据说当今祆教徒仍有此礼。中亚粟特地区甚至流行有“犬葬”，如隋出使西域的韦节《西番记》云：
“康国人……每有人死，好往取尸，置此院内，令狗食之，肉尽收骸骨，埋殡无棺椁。”
骇人听闻。据《旧唐书》记李暠曾在太原取缔过类似的葬俗：
“太原旧俗，有僧徒以习禅为业，及死不殓，但以尸送近郊以饲鸟兽。如是积年，土人号其地为“黄坑”。侧有饿狗千数，食死人肉，因侵害幼弱，远近患之，前后官吏不能禁止。暠到官，申明礼宪，期不再犯，发兵捕杀群狗，其风遂革。”
此风中原不曾有，应与粟特人的中亚祆教葬俗东渐有关。
犬视葬俗随粟特人的东进，在中国颇有发现。今如日本美秀博物馆藏北朝粟特人石棺屏风、山东青州北齐石屏、西安北周史君墓石椁、太原隋代虞弘墓石椁等，多处葬仪图像中均有细犬之出现，可为参证。
据此，以图像对照文献，粟特石刻画像中常见的细犬形象，应是北朝至隋唐以来流行的西域胡犬，亦是北朝以来，中原地区王公贵族们喜闻乐见且十分珍贵的犬类品种。至于要断论隋唐时期细犬乃至当今中国细犬的品种，还有待来自基因学方面的证据。
唐代以后的细犬，有机会再写。
元载与封大伦把酒言欢，座上器具最亮眼着当属琉璃器，即今天常说的玻璃制品。二者中间置有一透明琉璃胡瓶，其原型为日本正仓院藏的白琉璃瓶，注口，接直柄，细颈圆弧腹犹如后世胆瓶，是唐代进口中国的波斯萨珊玻璃器皿。唐代的玻璃器多数极轻薄且易碎，唯高等级墓葬、佛教遗迹多见出土。
与之对应的，还有中国辽宁朝阳北塔天宫中出土伊斯兰琉璃胡瓶。造像相仿，淡绿色料，轻盈且透明，口上设有金盖，瓶内还只有一绿色琉璃的小瓶。应是辽代从丝路北道进口中国的西亚玻璃器，辽墓中也常见出土。不过彼时辽人未必将其都用作酒具，也可能当作舍利供养瓶使用。
又见二者举杯，用琉璃高足杯，当是仿制日本正仓院藏的伊斯兰蓝色琉璃杯。虽然正仓院藏杯底部高足为后期组装，不过高足样式在琉璃器中的确存在。
如新疆库车森木塞石窟附件出土北朝~隋萨珊玻璃高足杯，淡绿色半透明料，吹制成型，杯身熔融状态下接柄足。外壁上贴塑圆形装饰，是典型的西亚琉璃风格。类似样式的琉璃器除了上述正仓院品外，在西安何家村窖藏与法门寺地宫中同样可以见到。
其高足样式乃是受金银器影响下的常见器皿造型。如山西博物院藏1970年大同市南郊出土的北魏鎏金银高足杯，同样是来自萨珊王朝的珍贵饮具，与上述新疆库车森木塞石窟出土的琉璃杯造型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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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1977年广西钦州久隆隋唐一号墓中出土的琉璃高足杯，同样是中古时期的常见款式，只是素面无工。经检测，其成份为中国本土的铅钡琉璃，可见高足造型在隋唐人中广受欢迎。而更早的，广西合浦东汉墓出土琉璃高足杯，则是罗马-地中海地区产品，这又是另一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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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一转，再到右相家中参观。左右陈设盆景，在唐代生活中的确存在。如唐中宗神龙二年（706）章怀太子墓中的托盆景侍者壁画，可为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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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者手中圆与花式盆内栽有花树与玩石，这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盆景图像。不过剧中使用的方盆却是宋代以后的方盆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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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香的梳理详见上期。画面右侧的漆盘参考正仓院藏的贴金彩绘花漆盘。
北京故宫博物院也藏有一件唐三彩花式盘，不过却是三足样式。而剧中器用的四花足，应是借鉴正仓院的另一件苏芳地金银絵花形方几中的足腿样式。
金银器的例子更多，这里不一一列举。又到食器部分，长流执壶用北宋样式，上一期已讲过，不再重复。左下角的琉璃莲瓣温碗同样是北宋样式，最著名者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汝窑花式温碗。
十曲花瓣造型，十分典雅，是北宋时期配合执壶使用，温酒、防烫使的典型器物。
如汝窑外，尚有蓝田吕氏家族墓中的耀州执壶与温碗。而在唐代，虽然温酒之风渐盛，却未曾见有此类莲花温碗。而且，剧中的执壶也没有放在温碗之中。
再看食器细节。右边琉璃器不再深入，左下角的花口造型比较接近法门寺地宫中的越窑秘色，酱碟用了唐代不存在景德镇五彩。
左上方莲瓣盘可参考五代邢窑花口盘，增加了花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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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使用的菊瓣瓷盘也非唐代常见样式，是宋以后流行的瓷器造型，如台北故宫藏南宋官窑菊瓣盘。
当然最著名的还是北京故宫藏的清代雍正十二色“网红”菊瓣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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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一转，开始讲唐代的造纸工艺。
造纸场景让我惊喜。按剧中说法，唐代的某XX发明了以竹子茎秆纤维为原材料的竹纸。
竹纸的出现，的确在唐代，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中就有发现现存最早的竹纸书（P.3810）。而传说晋代竹纸，并无发现，文献也只是宋人《洞天清录》中的传说：
“南纸用竖帘，纹必竖。若二王真迹，多是会稽竖纹竹纸。葢［东晋］南渡后，难得北纸，又右军父子多在会稽，故也。
唐代关于竹纸的记录，见李肇（791年~830年）《国史补》：
“纸则有越之剡藤苔笺，蜀之麻面、屑末、滑石、金花、长麻、鱼子、十色笺，扬之六合笺，韶之竹笺。”
由此可知，唐代南方地区制作的竹纸已流行于世，其中以韶州地区的竹笺最为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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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如剧中演示之场景，唐代的抄纸技术已十分成熟。1996年，国图杜伟生老师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工作时发现馆藏的敦煌抄纸竹帘实物，与现代造纸中使用的竹帘几乎没有什么不同。正是唐代发达的造纸技术，为雕版印刷的兴起打了下坚实基础，也正因书籍更易获取，“赵宋之世”才能在文化上，取得如陈寅恪先生所说的那般“登峰造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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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来到元载把妹现场。他奉上的木盒，上绘树羊图案借鉴自正仓院的臈纈羊木屏風。
所谓臈纈，即蜡染工艺，先用蜡于布上描绘纹样，再浸入染料中，蜡脱而留其纹样，最后蒸而精制乃成。如上图的臈纈羊木屏風，羊与树及草部分用白色，叶用绿更添猿猴，别致精巧。元载所奉木盒虽不知是仿泥金效果还是想做平脱漆器，不过图样还算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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