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纽约待了几天,长时间在地底下穿行。那些车站的立柱上刷着厚厚的油漆,剥落的地方露出锈迹斑斑的钢铁,感觉自爱迪生发明灯泡以来就没再翻新过。头顶的管道渗着不明成分的水滴,避开排水沟,落在乘客的脖颈里。
站台上的指示牌是种哲学挑战。有些箭头指向虚无,有些告示则贴在半米高的暗处。哪怕你在大都会博物馆看懂了所有抽象画,站在这儿研究五分钟,也未必能弄明白同一条轨道上开过来的下一班车,究竟是带你去布鲁克林看落日,还是把你拉到某个无人愿意驻足的街区。
车厢里也跟站台一样,满满的戏剧感。门开着的时候,总有人试图在两节车厢的缝隙间进行某种“极限穿越”。广播里含糊不清的男中音正播报着因为“信号问题”而产生的延迟,而在我对面,一位穿着考究西装、仿佛刚从华尔街收割完韭菜的绅士,平静地瞥了一眼旁边那位头发染成三种颜色、专注刷手机的人。
大家心平气和,可能都在尽力消化那份超大号纽约披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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