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弗罗兹瓦夫，折向西南。
这些年在世界各地自驾，驶过各色城镇，相比之下波兰的乡镇有着最低的存在感。视线所及，没有巍峨的城堡划破地平线，也没有高耸的教堂塔尖指引方向。这里静谧得近乎平庸，仿佛波兰早已将所有的辉煌都悉数封存在那些大城市里，只留给广袤的乡间一份克制的平淡。
不知不觉，前方出现了一座带有葫芦形塔顶的教堂，啊，经过两个礼拜横跨奥地利，斯洛伐克，波兰的旅途，我们终于又回到捷克来了。
那个倔强地始终在废墟中守住辉煌的国家，正从后视镜里渐渐远去。从此以后，若有人在我面前提起‘波兰’，这个名字对我而言将不再只是个冰冷的地理名词，引出的会是十天温暖的回忆。
库特纳霍拉(Kutná Hora），是一个在我们愿望单上躺了很长时间的地方。九年前我们仨第一次来捷克时，就想前来，但因行程仓促无奈错过，如今重返捷克，终于如愿。
如果说布拉格是捷克皇冠上的珍珠，那么库特纳霍拉就是支撑起这顶皇冠的钱袋。
13世纪末，这里发现了全欧洲最丰富的银矿。消息传开后，成千上万的人涌入此地，搭建起临时的木屋，最终形成了这座城市。
1300年，国王瓦茨拉夫二世实施了货币改革，将全国的铸币权集中于此，这里铸造的银币因含银量高、币值稳定，成为当时欧洲最坚挺的货币。
15世纪的宗教战争给这座城市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大量矿工流失，矿井被毁。
16世纪，银矿慢慢挖空，加上此后的三十年战争和严重的鼠疫，曾经富裕的库特纳霍拉慢慢萧条下去。
当财富散去，小镇反而因为没钱大兴土木而完整地保留了中世纪和巴洛克时期的面貌。
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整座小镇及其中世纪遗迹列入世界历史文化遗产名录。
库特纳霍拉之所以举世闻名，主要是因为那座赛德莱茨人骨教堂(Sedlec Ossuary）。
这座教堂位于赛德莱茨公墓中一座哥特式圣堂的地下室。
13世纪,库特纳霍拉的一位修道院院长把从耶路撒冷带回的一把圣地的泥土，撒在了赛德莱茨的墓地上，从此这儿成了中欧人心目中的“圣地”，无数王公贵族和普通百姓都渴望死后能葬于此，慢慢地墓地变得越来越拥挤。
14世纪的黑死病和15世纪的胡斯战争导致当地死亡人数激增，原有的墓地再也无法容纳蜂拥而至的死者，旧的尸骨只能被挖掘出来堆放在地下室，为新死者腾出空间。
1870年，当地的贵族施瓦岑贝格(Schwarzenberg)家族雇佣了一位名叫弗朗提塞克 里恩特(František Rint)的木雕师，整理堆放在地下室的杂乱无章的骸骨。里恩特并没有简单地整理四万多具堆积如山的骸骨，他对它们进行了艺术再创作。
如今我们在人骨教堂看到的就是里恩特的杰作。
人骨教堂面积不大，但走入大厅的游客第一眼就会被这座人骨吊灯吸引，这座从天花板垂下的吊灯是用人体全身所有的206块骨头组合而成。
在教堂右侧，里恩特用人骨搭建了一幅精美的施瓦岑贝格家族徽章(下图）。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死亡始终是一块缄默的禁忌之地。尽管我们心知肚明它的如影随形，尽管每个人都会在夜深人静，梦醒时分想过那个无法逃避的终极前景，对那深不见底的虚空之地不寒而栗，但极少有人去公开讨论它。
著名心理学家欧文·亚隆在他的著作《直视骄阳》中曾给出过一个冷峻的譬喻：“你不能直视骄阳，正如你不能直视死亡。”
自我意识是生命赋予人类无上的馈赠，它让我们独一无二，但这份馈赠的背面，便是人类独有的区别于动物的对生命的眷恋和对死亡的恐惧。
面对世间万般磨难，人类总能凭智慧寻得转机，唯独对死亡，我们无计可施。科学过于残忍，它宣判了死后灵魂的彻底湮灭；宗教又太虚幻，描绘出的天国从未有人印证过。
或许正如保罗 索鲁所言：“审思死亡固然痛苦，却能点燃我们对生命的热望。” 正是因为看清了终点的虚无，我们才更激越地珍视当下的每一寸光阴，而人类所有的欢乐与艺术，皆诞生于这场对死亡的深情回望。
这些年，伴随着儿子成长的也是他面对死亡这个话题的逐渐坦然。
9岁的时候，我们第一次带他去葡萄牙的埃武拉。当听说那里有一座人骨教堂时，年幼的他竟带着哭腔对他爹说：“如果你非要带我进那个地方，我宁愿先自杀。”这种极端的抵触，正是人类对死亡本能的逃避。
然而，当他跟着我们走进那座名为Capela dos Ossos的人骨堂，置身于那些层叠排列的骸骨之间时，想象中的崩溃并没有发生。相反，他表现出一种出人意料的平静 - 或许，当死亡从一个狰狞的传说具象化为一排排沉默的白骨的时候，那些莫名的恐惧反而消散在了真实的光影里。
三年后，十二岁的他随我们踏上西西里，巴勒莫那座著名的卡普奇尼地下墓穴(Catacombe dei Cappuccini)(为了不引起读者的感官不适，在此就不放那座墓穴的照片了）（可参阅我西西里游记-情迷西西里(十二）尾声（下）：别了，巴勒莫；别了，西西里！https://blog.wenxuecity.com/myblog/73753/202005/28298.html）又考验了一次他的勇气。
跨进地下墓穴前，我本以为那不过是另一座埃武拉式的白骨教堂，未曾想，推开门，出现在我眼前的竟是是昏暗的烛光下，满坑满谷的八千多具干尸。他们各自穿着生前的衣服，或站或卧，干枯的身躯上蒙着一层皮，那种直抵感官的触目惊心，让自诩见多识广的我也惊出了一身冷汗。但儿子却安慰惊恐万分的我：“妈妈，你怕什么啊，他们又不会从墙上下来抓你。”
那一刻我意识到，这孩子真的长大了。
走出人骨教堂，不远处是圣母玛利亚和圣若翰洗者大教堂(Cathedral of Assumption of Our Lady and St. John the Baptist),虽然这座教堂的名气被人骨教堂远远盖过，但它在建筑上的地位却极高 - 这是欧洲第一座“巴洛克哥特式”混搭建筑。
它最初属于波希米亚地区最古老的西多会(Cistercian)修道院，始建于1142年，在1421年的胡斯战争中，教堂被大火烧毁，从此荒废了长达280年之久。
1700年，为了恢复往日的荣光，教会聘请了天才的建筑师扬 布拉热伊 桑蒂尼(Jan Bla?ej Santini-Aichel)进行重建。
桑蒂尼是一个极具创造力的天才，他保留了教堂原有的高耸结构和尖拱窗，又在内部加入了华丽的动感曲线和明亮的空间设计，这是欧洲第一座在废墟基础上，系统性地将13世纪的哥特风格与18世纪的巴洛克风格融为一体的混搭式教堂。
和传统的哥特式教堂的阴暗，压抑相比，这儿要明亮的多。
可惜，我们去的那天，教堂内部正在整修，无缘一睹它的全貌。
虽然这座圣母大教堂以其独特的风格著称，但库特纳霍拉最引人注目的教堂还是圣巴巴拉大教堂(St. Barbara's Cathedral）.
这座教堂是由14世纪库特纳霍拉富有的银矿主们集资兴建的。
当时库特纳霍拉富可敌国，当地的矿主们想修建一座足以与布拉格圣维特大教堂媲美的建筑，以此展示这座城市的财富和独立于教会的地位。
教堂的外形非常张扬，巨大的飞扶壁像一片小像森林一样刺破天际。
独特的三尖顶屋顶，成了库特纳霍拉最显眼的地标，教堂开始兴建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建造过程会如此曲折坎坷，竟然持续了500多年。
教堂开工于1388年，当时库特纳霍拉的矿主们特意邀请了布拉格圣维特大教堂建筑师的儿子主持，此后时建时停，直到1558年，因为资金枯竭，战争影响，工程停滞。
在那之后的300多年里，教堂一直处于“未完工”的状态。直到 19世纪末，在捷克民族复兴运动的推动下，当地人才重新开始最后阶段的修缮与建设，教堂于1905年才正式完工。
教堂供奉的是圣巴巴拉，她是矿工的守护神。对于当年的库特纳霍拉人来说，这是他们生存的根基。因此，无论是在石料的选择还是雕刻的精细程度上，这座教堂都代表了当时捷克建筑工艺的最高水准。
这里的彩绘玻璃窗极其精美，阳光洒进室内时，色彩的丰富度远超前面那座圣母大教堂。
除了彩绘玻璃，这座教堂的壁画是它最珍贵的文化遗产。与大多数教堂壁画描绘圣经神迹不同，圣巴巴拉大教堂的壁画以其强烈的世俗性和写实性闻名于世。
这幅巨大的壁画上半部表现的是教堂主保圣人- 圣巴巴拉(St. Barbara)的殉道的故事，而下半部则是典型的世俗风情，画面中穿着华丽长袍的商人正在进行讨论。
看着这些精美的笔画，我发觉这儿的“神圣”有一种脚踏实地的质感。
在那些剥落的色彩间，中世纪的矿工和商人们正忙碌地经营着他们的白银帝国。这些壁画不只是宗教的布道，更是库特纳霍拉人的‘家族相册’。他们把开采银矿的艰辛，铸造钱币的荣耀，与神灵的赞美并列在一起。
在圣芭芭拉大教堂旁边，那座拥有漫长白色外墙的宏伟建筑是耶稣会学院(Jesuit College）当年，耶稣会士为了方便从学院直接进入圣芭芭拉大教堂祈祷，曾建造了一座空中走廊连接两座建筑，可惜那座走廊如今已经不复存在。
如今，这座充满历史感的建筑已经变身为一座现代美术馆 - 中波希米亚地区美术馆 (GASK)。
学院门前的露台上排列着13尊巴洛克风格的圣徒雕像。这组雕塑的设计灵感来源于布拉格查理大桥，意在营造一种通向神圣殿堂的仪式感。
我们原来计划在库特纳霍拉小镇再盘桓个把小时，可但我们才在停车场停下车来，就听儿子惊呼：“我们明天回加拿大的航班被取消了。”
我这才发觉，今天竟是加航罢工的前夜。
短短二十四小时，局势已愈演愈烈。加航试图引入第三方仲裁以平息危机，但工会态度强硬，直言这侵犯了他们的罢工权利。政府的调停也收效甚微，谈判陷入僵局。
加航在全球的航班取消量已近千架。此前我们还心存幻想，觉得自家那班飞机或许能躲过一劫，事已至此，幻想彻底破灭。
加航公告称，凡在8月15日前购票、并准备在8月15日至18日出行的乘客，可免费改签至8月底到9月初的时段，或申请全额退款。
我们虽在受保范围之列，但儿子9月初就要去大学报道，机票延期到9月绝不可行。按照原计划，我们本应在今天回到布拉格，还车后在市区住上一晚，再去查理大桥走走，明天登机回国。
如今原本严丝合缝的计划被彻底打乱，明天的归途成了奢望。一时间，我难免有些发慌，就连一向沉稳的LD，脸上也少见地露出了几分不知所措。
我们一路驱车赶往布拉格国际机场。尽管心中有些慌乱，但在开车途中，LD仍冷静地交代儿子，让他立刻上网与订票代理公司联系。无论如何，必须先解决儿子的回程问题，确保他能按时入学。
在机场办完还车手续，我们提着大箱小箱走进出发大厅。仅仅两周时间，再次回到原点，心境却截然不同。大厅里依旧人头攒动，似乎并未受到加航罢工的半点波及。是啊，作为进出中欧的核心枢纽，布拉格机场承载着无数航线，相比之下，像我们这样急于飞往加拿大的旅客，只是这滚滚人潮中极小的一簇。
我们在候机大厅转了好几圈，却始终不见加航工作人员的身影。想来也是，既然都要罢工了，他们怎么还会出现在这里呢？去服务台询问，得到的答复是：明天早上，加航会派人来处理问题。
就在这时，儿子那边总算传来了好消息。经过一番坚持不懈的折腾，他终于通过票务公司抢到了四天后回国的机票。航线虽然折腾 - 要先飞纽约肯尼迪机场，再跨城去拉瓜迪亚机场转机，但好在能赶在开学前回到多伦多。
至于我和LD的回程依然没有着落。票务公司说，他们能提供的最近回程机票也是一个礼拜以后。无奈之下，我们只能先回预定的酒店，从此计议。
也许老天存心要让我深刻体会何为“无常” - 上午我还在人骨教堂的森森白骨间，感叹人生本是一场没有归途的旅行；下午加航便用空无一人的柜台冷冷地提醒我：何止人生，即便是眼前的这场旅行，也未必就有归期。
9年后，再次来到布拉格市区，时光流转，景物依旧，但我们仨却一点故地重游的心情都没有。
酒店楼下有一家土耳其烧烤店，不管明天如何，先饱餐一顿再说。
次日一早，匆匆在酒店吃完早餐，再次赶往机场。
这次加航服务台总算有人了，他们并不是加航员工(那些员工还在罢工中），而是承包加航地面业务的第三方公司。
他们告诉我，加航这次罢工只会持续三天，但我们从新闻上看到的消息却是：2025年8月13日，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正式向加航发出“72小时罢工通知”（72-hour strike notice），这意味着罢工将在72小时后(即8月16日凌晨)开始，而不是罢工本身只会持续三天,但对方简称他们的理解是正确的，当时我有些困惑，也许他们有工会内部的消息？
对方为我们安排了在布拉格三天的住宿，从酒店到来回机场的交通费用也予以报销，还给了我们餐券，在机场解决中饭。
虽然我依然不知道三天后我和LD的命运如何，但起码这三天有落脚之地了。
对方给我们安排的酒店是一家位于火药塔(Powder Tower）附近的四星级酒店，9年前我们仨曾在布拉格停留三天，那时候谁会想到，将来的某一天，我们会困顿于此？
相对于忧心忡忡的父母，归程已定的儿子倒是非常高兴。LD再次和票务公司联络，对方的回答一周之内没有回程机票。我试图给加航服务台打电话，却永远是忙音。
茫然若失间，我才发觉自己担心的早已不是归期，而是三天后，儿子就要告别我们独自远行。两周多前启程时，我满心都是旅行的欢喜，怎会料到，这场原本温馨的旅程，竟要以这种方式在途中仓促作别？
千言万语，竟不知从何说起。我问儿子接下来的心愿，他说：“出来这么久，我想吃火锅了。”
那晚，我们来到布拉格最著名的火锅店。
烟火缭绕中，儿子端起酒杯，对LD说：“爹地，后面这些天，我会天天陪你喝啤酒，直到我上飞机。”
